“朝圣”者,即对上帝(天主)的朝拜,即“上帝临女”终南山!“上帝临女”分别出现在现在《诗经》的《大雅》和《颂》中。“上帝临女”本来是周王的自我意识和信仰激励,由于“天”的牵引,而成了对“山” 的深情凝望和无比歌颂。这是另一种“上帝临女”。在肯定“上帝临女”的虔诚仰望和巨大情感下,《诗经》唱出了30多首深情赞美终南山的颂歌。......
2023-11-22
桃林和桃园在中国非常普遍。从《三国演义》首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到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经典歌曲,从《西游记》中的王母蟠桃宴到“文革”时期的“三上桃园”,大江南北,无处不桃,华夏文明,桃香溢邦。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可谓桃国。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前,桃与杏、梨等水果一样,是填腹解渴的普通果品。毋庸说,在《桃花源记》之后,桃源成为理想与天国的代名词——汉语“世外桃源”可以为证;“桃源”之战,煞是热闹。桃源何处寻?先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秦岭桃园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者,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秦岭桃源集锦
南北朝时萧统主编的《文选》中,陶渊明没有特别地位,其《桃花源记》尚在编选之外。唐朝之后,陶渊明的地位影响日益突出,几乎与诸葛亮一样家喻户晓、广为人知。清代《古文观止》选南北朝时期文章六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和《五柳先生传》全部入选,占了南北朝时期文章的半壁江山,可谓观止了!从文化思想看,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成了“达”的理想化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成了“穷” 的理想化身。陶渊明作为“穷”的理想化身,被传颂赞美,是唐代的文化创造。李白的《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中有“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下途归石门旧居》中有“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寻阳紫极宫感秋作》中有“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五柳先生传》在有唐一代,频频传诵,屡屡入诗,蔚然可观。陶渊明作为“穷人”的志士典范,独善其身的自由风范形象,唐代基本确立。宋元明清,继唐余绪,发扬光大,使陶渊明高风劲节的形象更为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对陶渊明理想寄托的《桃花源记》的评论却众说纷纭,日益模糊,成为学界聚讼不已的专门话题。围绕《桃花源记》的意见分歧,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文本理解;其二,秦岭终南山的桃花源文化。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文本理解,焦点无非是《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是纪实还是寓意。我们认同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的观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结论是:“《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作。其纪实部分来自北方弘农、上洛一带的坞堡。”[3]作为《桃花源记》的写作原型,“北方弘农、上洛一带”,即陕西商洛地区。我们仅补充一点:除了历史上商洛一带的“坞堡”存在以外,商山四皓也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现实原型的重要因素。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写道:“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赠羊长史》写道:“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 这是陶渊明借友人入秦,而向心中的桃花源致意!
陈寅恪先生的卓见一出,就有许多犬儒派提出偏见:西北是穷山恶水之地,怎么会是陶渊明的“桃花源”呢?此等犬儒派关于秦岭不可能是“桃花源”的偏见,只需举出《诗经·桃夭》,足矣。“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确切地说,是在歌唱东秦岭著名的300亩桃林!当然,关于秦岭“桃花源”的雾水,也非近代而起。早在唐朝,已露端倪。乔侃唐诗《人日登高》写道:“登高一游目,始觉柳条新。杜陵犹识汉,桃源不辨秦。”杜陵作为终南山下的一个巨大的自然地理实体,形势楚楚,了了分明,永属长安,所谓“犹识汉”。桃源呢,一来出自人文地理的文本描述,二来描述空灵飘忽,至唐一百年时间就众说纷纭,莫知其场所;其与秦岭的关系变得幽暗不彰,所谓“不辨秦”。“桃源不辨秦”的困惑,在唐朝是带有普遍性的,除其他数首桃源诗外,王维专门作《桃源行》: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
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
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www.chuimin.cn)
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
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
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
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
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
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
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商山仙娥湖
在结尾,王维给出的结论是:“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仙源”和“灵境”,直接强调“桃源”作为人文地理概念的主体性维度与本体境界。杜甫也写道:“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茅屋能赋”亦即孔子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即桃源境界,即人文桃源概念之含义。正是由于已经进入了此种主体自由境界,李白便肯定地说:“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
如果完全脱离人文主体性维度与境界,如果将“桃源”仅仅作为一个自然的地理范畴,如王维的《桃源行》中的“尘心未尽思乡县”,那么不屑说21世纪的现代人,不屑说数百年前唐代诗人的“桃源不辨秦”,就是陶渊明的官员朋友也未必能找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结尾写道:“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及郡下,诣太守”云云,是说在官方性的州县无法找到他的“桃花源”;“刘子骥,高尚士”云云,是说在文人式的苍白审美中,也无法找到他的“桃花源”。陶渊明说过多次,他的“桃花源”是终极灵智世界。让人想起佛偈:“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作为精神得到归宿的“桃源”主人,陶渊明平实中显奇崛,随意中见深慧,说他在通往“桃源”的路上“处处志之”。“处处志之”,外人就是找不到,这不是天大的反讽吗?这正是桃花源的灵智辩证法。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现实原型在秦岭商山。唐代有一百多首诗歌是站在秦岭终南山歌吟桃源意境。秦岭与“桃源”有着非此不可的特殊关系。无论陶渊明的“桃花源”最终落户何方,它的主人永远都是“秦人”!周朝时,秦岭潼关附近,遍坡桃林,谓之“桃林塞”,才有《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优美歌声。终南山下有《汉书》记载的汉武帝仙桃园,稍东有唐中宗款待大臣的梅桃园。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美好爱情,也是在秦岭终南山,尤其秦岭商山,今天仍有桃坪乡,有贾平凹的《商州·桃冲》,有陈寅恪先生的“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宰相诗人元稹有“今日春风到武关……小桃花树满商山”,陶渊明唱云:“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就此而言,如果东秦岭商山申请陶渊明“桃花源”的文化遗产资源,诚最有希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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