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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幽境:秦岭与华夏国家的人文地理

【摘要】:关中南部即秦岭,秦岭无论是地理形胜还是文化渊源,皆为华夏国家的中央山脉。秦岭历史上的五大著名古道,将南方与北方统属于华夏国家。秦岭古道,在华夏国家塑制形成中的独特地位与分量,应该被给予高度估价。西周恰又建国都于秦岭北麓的丰镐两京,秦岭之于华夏国家的意义应该引起高度关注。③从秦岭与华夏国家的关系角度来分析,我们提出华夏国家的两重概念。

论语·子罕》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孔子面对河流的历史感慨。《沁园春·雪》中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则是毛泽东面对历史的当代感慨。于是,老子面对终南山在《道德经》里发出的深沉悲慨——“上善若水”,其寓意就清楚了:尽管不乏黑暗和失望,历史的指向仍然是“上善”啊!正是在黑暗和失望的历史境遇,人类才最需要那些挺身而出的“上善”形象。比如杜甫,毕生艰辛,孩子饿死,还在京城《哀王孙》,还面对秦岭《哀江头》。并且在安史之乱的前夕,望着连绵起伏的终南山,登上大雁塔的杜甫,不啻是一个耶勒米亚悲哀先知:“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在诸如杜甫的先贤们不无哀鸣的“上善”召唤声中,我们走向秦岭,走向华夏国家那历史的深处。

秦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秦岭,西起甘肃省北部的白石山,以迭山与昆仑山脉分界;东至陕西与河南交界,引出崤山(北)、熊耳山(中)、伏牛山(南)诸众岭群山;全长1600千米,气势磅礴,连绵广阔,雄踞华夏中央。中国上古开国之夏商两朝,以广义秦岭的东段为祖地,山西省今有夏县,河南省今有禹州;有夏墟有殷墟,皆在河(黄河)洛(洛河)文明区域空间。《易经·系辞上》写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河洛流域的文明写照,即广义秦岭的人文概括。

太白神韵

狭义的秦岭东起黄河潼关,西至渭水宝鸡峡,全长500多千米,即秦岭陕西省境的巍峨群山。陕西省境的秦岭的东西两端,皆闭合性北折以形成“关塞”:闻名天下的华山、潼关与关山、陇关[1]关中的北部,有黄土高原、黄河天险与万里长城。关中的南部,便是巍峨峻峭的秦岭,便是“难于上青天”的南山。北阜南山、四面关塞的地理形势,使关中以自然的天堑之塞而为人文的政治中心。秦岭之功大矣,南山之恩深矣!对于华夏国家的文化心理、政治制度及疆域轮廓的形成与巩固,秦岭之恩与功大且深矣。周秦开辟,汉唐稳固,长安京畿的华夏国家,一度为世界最繁荣的东方文明中心。

现代地质研究将中国地质划分为华北板块、秦岭板块与扬子板块三大构造带,并在陕南寻找到“略勉带”与“商丹带”的地质确证。秦岭板块居其间,对华夏大陆的形成,意义深刻而巨大。从地貌看,关中北部有世界最大的黄土高原,有万里长城,有天堑黄河。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属于“塞外”——华夏区域之外。关中南部即秦岭,秦岭无论是地理形胜还是文化渊源,皆为华夏国家的中央山脉。华夏国家乃以黄河为主的二河(黄河、长江)文明,把秦岭南坡划归长江水系,北麓汇黄河水系。秦岭历史上的五大著名古道,将南方与北方统属于华夏国家。殷墟甲骨文商朝)与周原甲骨文(周朝),对此皆有“蜀”“巴”的考古实证与发现。秦岭古道中的栈道,实为国道形制;秦岭栈道,连通南北,塑制华夏,举世无双,功莫大焉。四川省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掘、陕西省丹凤县楚墓的考古发掘,都极大地提高了秦岭古道塑制华夏国家的地位与分量。秦岭古道,在华夏国家塑制形成中的独特地位与分量,应该被给予高度估价。近年来,有将秦岭誉为中华“父亲山”者,虽不乏情感因素,其历史地理上的根据也不难稽考。

华夏国家的形成,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唐晓峰先生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等著作,皆认为是在西周时代。[2]2600年前,孔子《论语》中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西周政治文化的崇高文明进行了高度礼赞。华夏国家建都“关中”,与秦岭的地理形势密不可分。周秦两朝从秦岭之西起家,在秦岭之东鏖战,最后在秦岭之中建都。离开五岳之中而选择秦岭之中建都,是华夏国家政治中心的巨大变迁和重要事件。上古夏商两代的“难守”,与中古宋明两朝的“易攻”,表明秦岭关中之国都较之嵩山中原之国有很大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这种合理性与优越性体现在关中之“关”上,体现在关中之易守难攻的地理性质上。周秦两朝的都城选择,离开了中岳嵩山区域,而坐落于秦岭之中与中秦岭,这至少有以下几个解释:①周秦从西秦岭出发,征战于东秦岭,对中秦岭有深刻真切的体认经验;②嵩山虽为中岳,但南北两岳(衡山与恒山)存在相当的飘移性;③夏商定都中岳,相继灭亡,促使周秦改变策略;④关中位居渭河平原,直通黄河中原。关中之“关”,是易守难攻的代名词,而“中”又符合华夏国家的立都传统。从周朝建都于关中开始,华夏国家的政治中心在秦岭北麓荣耀了1000多年。

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古国,“绵绵瓜瓞”五千年,一般称之为华夏文明。华夏者,简明而言,是由“华”和“夏”两者构成。“夏”,即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夏朝的“夏”。“华”,从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三个王朝——西周的国家文明而来:周朝建都华山之西,“华”成为西周的国家文明标记。夏商周,史称“三代文明”。华夏国家形成于西周,这已经是学界共识。从秦岭与华夏国家的关系角度,我们补充三点:①从历史哲学境界,老子言“道生于三”,黑格尔也以“正、反、合”表明“三” 的综合真理性。华夏国家形成于西周,西周正是“三代文明”中的那个“三”啊!西周恰又建国都于秦岭北麓的丰镐两京,秦岭之于华夏国家的意义应该引起高度关注。②华夏国家形成于西周,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西周完成了“华”和“夏”的视野整合与文化综合。简明看,“华”对应华山以西,即陕西境内的狭义秦岭;“夏”对应华山以东,即广义秦岭的“两河”(黄河与洛河)。今日,必须扭转囿于省境眼光和利益,而进行的对华夏国家文明遗产的任意切割与掠夺,应该回到秦岭(广义)为中心的华夏国家的文明本位立场。③从秦岭与华夏国家的关系角度来分析,我们提出华夏国家的两重概念。华夏国家的广义概念,即大家经常使用的含义:从“三代”到今天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华夏国家的狭义概念,即与秦岭研究关系非常密切的,从西周到唐代的中国文化历史。从西周到唐代的中国文化历史,周秦汉唐皆定都于长安,秦岭南山毫无疑问是华夏国脉或中华“父亲山”。

在华夏国家的狭义概念基础上,对于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历史分期,我们愿意提出一个“三夏”概念,即从西周到唐代的“华夏”,以汉民族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创造;从宋代到清代的“夷夏”,以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同胞为二重奏的历史时期;从清代到今日的“启夏”。广义的华夏国家,即包括“华夏”(狭义)、“夷夏”“启夏”在内的“三夏”国家历史文化的概念。“华夏”“夷夏”的概念名称,人们熟悉。“启夏”的概念,来自于夏代开国的夏启和唐代都城的“启夏门”。夏启作为夏代的开国君王,也就是“启夏”吧。唐代都城长安的“启夏门”,位于大雁塔稍南。陕西师范大学的外事活动中心,即命名“启夏苑”。唐代长安的“启夏门”通往天坛和太乙宫,是祭天之门、超越之门、开放之门。因之,我们借用“启夏”概念,既和“华夏”“夷夏”对应,也指处于开放世界、面临挑战、走向未来的现代中国。(www.chuimin.cn)

清末龚自珍在《己亥杂诗》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即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第二年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战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公”的第一次“抖擞”,开创了尧舜禹到盛唐文明的华夏时代。“天公”的第二次“抖擞”,即诗人龚自珍祈祷的“重抖擞”,开始了九州志士振兴古国的“启夏”时代。“华夏”时代与“启夏”时代之间,则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二重奏的“夷夏” 时代。从“华夏”时代到“启夏”时代,华夏文明,沧桑五千年,由长安时代到北平时代,国家首都从中南山下,移地换形到中南海内。7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写了一首著名的《沁园春·雪》。其词曰: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南山遇仙桥

这首闻名天下的《沁园春·雪》,中心内容是“北国风光”。其次,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中咏唱的华夏中国文明的五位“风流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秦皇、汉武、唐宗皆立都并生活于关中长安,尤其是“唐宗”李世民,创造了领先世界的大唐文明与华夏国家。“秦皇、汉武、唐宗”都属于我们所提出的“华夏”概念。“宋祖”赵匡胤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疑属于我们所提出的“夷夏”概念。他们二王,正好象征了“夷”和“夏”二重奏的中国历史时期。《沁园春·雪》的结尾,毛主席无比豪迈和自信地给我们唱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百年春秋,谁为“启夏”时代的“风流人物”?每个人的名单可能有所不同。毛主席作为“启夏”时代——世界开放、面临挑战、走向未来的现代中国的伟大风流人物,则无疑矣!

在秦岭众多的名称中,思想文化蕴涵最深的,还是终南山。从政治地理角度来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被概括为长安时代和北平时代。秦岭终南山,本来是中南山:意为“天之中,都之南,因而叫中南山”。中(终)南山是华夏文明长安时代的地理象征。今日华夏文明北平时代的地理象征,又是什么呢?答曰:“中南海!”毛主席是“启夏”时代的“风流人物”与象征。唐太宗李世民则是“华夏”时代的“风流人物”与象征。他们一个生活于唐代中南山下的长安,一个生活于现代北京城内的中南海。这是多么意味深长啊!

“华夏”时代,国都长安的汉唐文明,领先于九州和世界。“夷夏” 时代,汉民族的文明在民族融合的曲折过程中仍然向前发展。“启夏”时代,我们的《国歌》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文明的政治中心,从“华夏”时代的长安,变化到了“夷夏”和“启夏” 时代的北京。探讨“秦岭与华夏国家”,固然是回溯历史、梦里江山,更源自“启夏”时代“天公重抖擞”的深沉祈祷,源自《沁园春·雪》的伟大憧憬:“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至少对于秦岭终南山,我们必须憧憬,必须如此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