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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城市的城市规模问题

【摘要】:城市经历高速发展后,城市规模的迅猛增长造成的规模不经济使得城市成本超过收益,抵消正向效应,引发一系列的城市问题。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紧张以及空气污染等问题,成为市民生活的压力,也成为北京必须破解的难题。因此,城市规模发展及其最优值的选择,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兼备的主要命题,该命题既是城市学者的研究重点,又是行政当局城市治理迫切之急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也高速发展。1979年我国城市人口共1.85亿,城市化率为18.96%;截至2015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增加到7.7亿,城镇化率达到52.61%[1](图1-1)。联合国经社事务部人口司在2010年3月25日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报告中写道,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而且该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初期的发展速度。

图1-1 1979—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0—2015年)

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增长不仅表现在城市人口总体规模的发展上,更表现为单个城市人口规模尤其是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迅猛增长[2]。据《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报告称,全球有四分之一的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分布在中国;未来50年,中国还将增加100个左右这样的城市。2000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数目为259个,2014年为288个。其中,50万以下的小城市数目从2000年的69个减少到2014年的51个;2000年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数目有103个,2014年减少到98个;2000年超过100万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数目有90个,2014年增加到143个;2000年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有8个,2014年增加到16个(图1-2)[3]。从2000年到2014年的15年间,城镇的总数增加了29个,增加了11.19%。但不同规模的城市数目的增长比率差别很大:小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数目减少了,其中小城市尤为明显,减少了26.1%;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增长迅速,其中大城市的数目增加了58.9%;特大城市尤甚,增加了100%。

图1-2 2000—2014年期间中国不同规模地级以上城市的数目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5年)(www.chuimin.cn)

理论上讲,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人口增加导致人口需求增加,引致供应商品种类和数量增加,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城市产业规模的扩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和市场范围扩大,在城市内部形成需求和生产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但是,如果城市规模一味地持续扩大,超出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正常承载能力,将导致城市资源枯竭、服务水平下降、环境污染加剧、土地和房地产价格飙升、住房拥挤、交通堵塞等等。城市经历高速发展后,城市规模的迅猛增长造成的规模不经济使得城市成本超过收益,抵消正向效应,引发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特别是近几年,这些问题在我国尤为严重。

专栏1.1 典型城市环境问题案例

深圳 深圳土地面积仅为1 952.8km2,但是常住人口已经从1979年(开始建市)的31.41万人增长到2010年年底的1 037.2万人(增长了32倍),仅用了31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小城市到特大城市的蜕变,人口密度位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五。快速的膨胀发展使全市已面临空间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环境资源等方面发展压力过大、难以为继的局面。虽然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多条河流被严重污染,成为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之一,2009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下降到1989年的1/8。深圳市副市长李锋说道:“深圳已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成为制约深圳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突出瓶颈。”

北京 由于城市规模过大让北京患上了严重的“大城市综合征”,给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等都带来严峻的挑战。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紧张以及空气污染等问题,成为市民生活的压力,也成为北京必须破解的难题。欧洲太空总署公布的卫星数据曾显示,北京曾经是全球汽车废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宣传科副科长关玺华曾感慨地说:“现在北京的大街快成了全国最大的停车场了。”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北京市未来水资源供水能力(包括南水北调供应量)约35.6亿~37.1亿m3,据此发展下去,未来十年内,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m3,远低于国际公认人均1 000m3 缺水警戒线。

据2011年11月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城市人口[4]超过1 000万的巨大型城市有6个,其中上海更是高达2 231.5万人。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预计中国未来20年的平均城市化速度有可能保持在年增长0.8个百分点左右,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可达1 500万人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即意味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快速提高、城市空间规模的大幅度扩张,必然带来自然资源匮乏、环境质量下降、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交通拥堵、用水紧缺、空气污染等众多“大城市病”的产生。

城市政府目前面临两难的抉择困境: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张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如何为城市规模扩张提供足够的土地、就业、可支付的城市住房,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又严峻地摆在城市决策者的面前。

因此,城市规模发展及其最优值的选择,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兼备的主要命题,该命题既是城市学者的研究重点,又是行政当局城市治理迫切之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