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舟山地名与海丝文化:西亚客商与马秦山地名的形成

舟山地名与海丝文化:西亚客商与马秦山地名的形成

【摘要】:宁波地区出现的带胡人形象的各种陶器文物作为中西方海路交流的物证,说明自汉晋时代宁波已经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当唐宋之际已经出现西亚、南亚与浙东的远程航线,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港,那么马秦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驿站,作为宁波的外围港,西亚、南亚客商在此驻留还是非常有可能的,他们认为到了马秦山一带,就是到了他们心目中的“马秦”,因此唤此岛名为“马秦”。

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航线已经延伸到了中国南海及北印度洋沿岸,尽管这条涉外航线以合浦(广西北海)等南海各地港口为始发地和目的地,但是西亚、南亚各地的客商、货物以及文化信息可以通过中国国内航路流散至浙江等沿海其他各个地区。

如,《搜神记》卷二记有西晋时期印度人航抵江南的记载:“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11]这说明在西晋永嘉年间(307—313),从印度东部沿海到中国北方沿海的航海活动已经出现。东晋隆安三年(399),高僧法显等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413)归国。当时法显乃取海路单身回国。他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塔姆卢克)乘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滞留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到达建康(今南京)。这说明东晋时期印度到中国的航路已经延伸到山东半岛,那么西亚、南亚的文化当然也可以自海路输入浙东。

文物考古发现,浙东地区也发现大量唐宋以前具有西域、西亚风格的陶瓷品。刘恒武在《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一书中收集了大量有关宁波、绍兴各地考古发现的汉晋时期越窑器物上有胡人形象的信息,发现这些堆塑罐及堆塑壶等早期越窑制品上的人物塑像表现出明显的异域特征,如头戴尖顶帽、高鼻、深目,多作弹琴吹奏的欢庆姿态,不少胡人塑像还与佛像配置在一起,似乎也说明佛教信仰的传播来源与胡人有关。汉晋之际“高鼻深目”的胡人多来自罗马、安息、天竺及中亚各个地区,胡人塑像在浙东陶器制品中的出现,说明“域外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该地区的社会生活、精神信仰之中”[12]。宁波地区出现的带胡人形象的各种陶器文物作为中西方海路交流的物证,说明自汉晋时代宁波已经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

明州自唐中晚期起就有大食、波斯商人进入港口贸易,明州是西亚客商循着“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的目的港。宋时,随着与东南亚、西亚等国交往的日趋频繁,众多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来明州从事商贸与文化交流,宁波成为西亚客商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有不少长期留居明州。为此,明州特地在市舶司西首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波斯馆用以专门接待,阿拉伯(波斯)人聚居的街巷则被称为波斯巷。南宋开庆《四明续志》卷七记载:“北取泥桥下,自波斯团止酒务营前,转取丘家桥,直取石版巷。”[13]《鄞县志》卷三《街巷》称“东南隅有波斯巷”,该地驻有“波斯团”。随着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前来,伊斯兰教也传入明州,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在狮子桥北建造起清真寺。(www.chuimin.cn)

宋代舟山也曾经有西域僧侣出现。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七记载唐大中年间(847—859),普陀山“西域僧来,燔尽十指,顶礼洞前,亲感菩萨现大人相为说法,授以七色宝石,神通变化已显于此”[14]。西域僧人如何来舟山,是陆路还是海路,已经难以考证。但西域佛教文化交流还是存在的。

当唐宋之际已经出现西亚、南亚与浙东的远程航线,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港,那么马秦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驿站,作为宁波的外围港,西亚、南亚客商在此驻留还是非常有可能的,他们认为到了马秦山一带,就是到了他们心目中的“马秦”,因此唤此岛名为“马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