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岛探津：定海钞关与东西洋贸易

2023-11-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乾隆六十年的浙海关商照清代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这四个海关在管理进出口贸易方面，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自然分工有所不同。江、浙、闽三个海关历来管理的侧重点在于日本、朝鲜、琉球等国的东洋贸易，粤海关的侧重点在于管理西洋、南洋各国贸易。定海是东洋贸易的重要关卡。事实上，江、浙、闽三个海关在乾隆、嘉庆和道光朝继续正常履行其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

浙海关曾经移关定海，这一观点见诸清代史料，且已被相关研究者认可。乾隆三十二年（1767）编就的《皇朝通志》卷九十关于“浙海关”记载如下：“（康熙）三十四年设浙海关署于宁波府，拨沿海巡哨船二十于各口巡察。又设海关署于定海县，并设红毛馆，令监督往来巡视。”这部代表清政府官方口径的史书，认定定海县设“海关署”，而不是像乍浦等其他地方那样，设立的是一个海关的关口。这也说明定海钞关的重要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编《中国海关文物集萃》，关于浙海关的简史，书中简明扼要地指出：“1685年，清政府在宁波设立浙海关。1698年，浙海关移驻定海，浙海关的职责是管理来往日本的中外海船，稽查货物，征收船货税，兼防守海境，严禁走私。”与其他研究者不同，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浙海关”的管理侧重点是“来往日本的中外海船”。虽然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但是其强调“来往日本的中外海船”是定海钞关的重点征税对象，对全面了解康熙、雍正期间定海海关的职能有所启发。

乾隆六十年的浙海关商照

清代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这四个海关在管理进出口贸易方面，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自然分工有所不同。江、浙、闽三个海关历来管理的侧重点在于日本、朝鲜、琉球等国的东洋贸易，粤海关的侧重点在于管理西洋、南洋各国贸易。

的确，定海浙海关公署设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商人喜欢在定海泊船，因此海关监督张圣诏投其所好，移关定海，另选址道头，“监督张圣诏乃筑红毛馆城外，使居焉”，这是给西洋欧洲人提供居住、贸易的馆舍。

然而，在定海做贸易的，不仅仅是英商，还有前往日本长崎以及琉球等国的商船，其数量也甚为庞大，雍正年间的史料表明，定海县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和乍浦一样也是办理日本铜进口的指定口岸，同时也是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口岸。

雍正六年（1728）九月，浙江巡抚李卫发布一个命令，事由是为了严查出洋商船久不回国。文云：“照得定海、乍浦等处海口洋商船只出往东洋贸易，原有定限，毋庸在外逗留不归。如有逾限，该地方官即行查究，久经饬遵在案。”^[7]

康熙六十年（1721）以后的浙海关监督一般由浙江巡抚兼任，因此这个李卫兼管海关事务，他查阅了定海等地上年册报商船，前往东洋申报出洋的多，而回棹者寥寥，尚有各船迟迟不报回浙。他觉得“明系中途逗留，……事关海洋重务，难容徇隐，合行严查”^[8]。为此他命令海关各属，“将本年东洋回棹商船到有若干，该船所领倭照是否报部有名，抑或额外私领，逐一查明，造册报夺”^[9]云云。(www.chuimin.cn)

从这篇巡抚大人的命令看，定海、乍浦两地前往日本贸易的船舶数量众多，由于日本对贸易实施总量控制，因此导致一些赴日商船得不到日方授予的“信牌”而滞留不归。

前往东洋贸易的船舶数量巨大，为此浙江巡抚李卫还要求增设沈家门巡检。他在雍正七年（1729）向朝廷打了个报告，“再，定邑之东沈家门乃洋艘出入之所，南为乌沙门，直接大洋，东连普陀山，外即洛伽门，为定邑之咽喉，最为紧要。且离县城七十余里，查向有宝陀司巡检驻扎此处。缘本朝初年迁禁海界，将巡检衙署拆毁，……若令驻扎沈家门，实为要地，应请设立沈家屿巡检，以资巡缉，实为防范海疆之要”^[10]。结果，朝廷同意这一建议，“随经兵部议覆，应如该督等所请。奉旨：依议”。沈家门宝陀巡检司是因“洋艘出入”而设。

定海是东洋贸易的重要关卡。康熙、雍正年间几次颁布律令，规定“各处商船往东洋者，必由定海镇所辖之要汛挂号而出”，说明定海浙海关在缉私、边防管理中的战略地位。

关于浙海关的关闭，有一种说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为限制英国等西方国家来华商船，只允许他们在广州一处收泊交易，不许一船入浙，同时撤销了定海红毛馆和浙海关。

其实，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浙海关，乾隆二十二年闽浙总督的晓谕，也只是勒令西洋番船（即欧洲各国商船）不得前往宁波、定海做贸易而已，而中日贸易的大门是绝不会关闭的，乾隆时代依旧需要进口日本的铜，而通过定海港出口日本的货物则包括大量的陶瓷、颜料等。

红毛馆的废置，不等于定海钞关的废置，更不等于浙海关的关闭。事实上，江、浙、闽三个海关在乾隆、嘉庆和道光朝继续正常履行其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日本学者编著的《清俗纪闻》一书中收录了一份乾隆六十年（1795）浙海关签发的“商照”，证明浙海关的正常运作。

群岛探津：定海钞关与东西洋贸易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