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社交媒体信任助推整体社会信任

社交媒体信任助推整体社会信任

【摘要】: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媒体对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的作用更为复杂。学者们认为社交媒体的工具性使用对人们的社会信任有积极的影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保持对社会信息感知、进行社会监测的重要渠道。(二)社交媒体信任增强用户社会资本上述阐述中更多的将用户视为信息的接受者,但在社交媒体,用户不只是接受者,更是内容的生产者。[68]相比于其他网络行为,社交媒体在促进资本形成尤其是建立连结社会资本方面,更有优势。

社会整体信任来自于民众对社会各个方面的认知与感知,认知的形成不一定通过个体与社会、政府直接互动,而是受各种中介因素的影响。其中,媒体是影响大众社会信任的重要中介。人们通过大众传媒的描述认识世界,依赖传媒的报道来对社会和公共事务进行判断,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加工和解释也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在学者关于媒体与社会信任、政治信任关系研究中,“媒体抑郁症”、宣传中的“回飞镖效应”与“媒体宣传动员”等观点,也印证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媒体对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的作用更为复杂。社交媒体与大众传媒权威的单向输出不同,其作为信息平台多元开放,用户能够参与其中,发表观点,与其他用户交流。同时,社交媒体的特性更有利于用户建立和维系社会资本。学者们认为社交媒体的工具性使用对人们的社会信任有积极的影响。[59]Resnick认为,互联网特别适用于培植社会资本、扩张社会网络、发展集体认同、增进群组成员之间的信任。[60]Williams提出虽然互联网在促进强关系上作用有限,但有助于发展弱关系,拓展和加强桥接型社会资本。[61]Valenzuela等针对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生的研究指出,大学生使用Facebook的强度与其社会信任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2]作为大众接受信息与社会交往的重要渠道,社交媒体帮助公众进行社会接触与社会参与,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公众对于社会的认知与信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被应用在媒介场景中,占据用户更多时间,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烈。社交媒体重构了整个社会信息的流动过程,进而对社会信息沟通和社会关系导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元的信息主体,繁杂的信息类型增加了用户获取、辨别信息的成本,因此只有增强用户对于社交媒体信息、渠道及其组织的信任,才能使用户更好地获取信息,愿意及时通过媒介了解社会及政府动态,进而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普遍信任。

(一)社交媒体影响用户对社会的认知

社交媒体通过影响用户认知进而影响其对社会、政府的信任。根据认知、态度、行为准则,认知是态度改变,即大众信任与否的基础。社交媒体相比传统大众媒体,为信息获取提供了诸多优势,信息更加全面多样,个体发布的信息也更可能被大众看到。但尽管可提供的信息海量,社交媒体对现实的反映也不是全部真实地再现,恰恰因为过于丰富的信息和用户有限的注意力,更具猎奇性的媒体内容反而容易获得关注。

为争夺流量与用户注意力,社交媒体有选择地呈现新闻报道,对能引起轰动的事件或人物“高度再现”,而对小事件、常规政治“低度再现”。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构建着媒介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暴力、冲突、犯罪等事件以远高于真实的频率发生,负面报道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交媒体上泛滥的自媒体,更在加剧推动各种耸人听闻的事件以吸引眼球。公众往往对现实环境产生“认知错位”,对现实社会及政治形成更多的负面评价,导致信任下降[63],并据此采取行动。研究者们也认为,现代传媒对政府的负面报道和对政治人物的恶意攻击会降低人们的政治信任[64];而电子媒体对“丑恶世界(mean world)”的渲染也会损害人们的社会信任[65],如日本女留学生“江歌案”就是对大众价值观和社会信任的重大打击。而社交媒体只有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提供平衡的报道,才能为大众带来关于社会和政府更完整的认知。

除对事件的选择与凸显外,社交媒体也对事件进行框架的设定,传达关于事件的定义、因果解释、道德判断以及处理建议等解释,以影响、改善公众对公共事物及政府的认知方式。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政务新媒体,都会通过对事件的选择与解释影响大众的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

对社交媒体本身的信任亦影响着大众的社会整体信任。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保持对社会信息感知、进行社会监测的重要渠道。对社交媒体的信任,等同于对其提供的信息、描绘的社会环境的信任。有研究表明媒体可信度会影响该媒体的媒介效果,Pinkleton和Austion发现在解释美国竞选中的政治愤世嫉俗感时,受众对于电视偏见的认知比对电视新闻重要性的认知对竞选的“信息注意力”更能发挥影响;同时,他们还发现那些相信媒体隐瞒了重要信息的人会更加不相信政治。[66]Bennett等人利用1996年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h Center)的民调资料作为研究资料,发现对媒体的态度与政治信任相关,即对媒体的信任与对政府的信任呈正相关。[67]如果社交媒体失信,隐瞒重要信息,故意发布虚假信息,或有信息寻租等现象,以误导受众,人们会对社交媒体发布的所有信息产生怀疑,对自身所处的信息环境产生怀疑。(www.chuimin.cn)

(二)社交媒体信任增强用户社会资本

上述阐述中更多的将用户视为信息的接受者,但在社交媒体,用户不只是接受者,更是内容的生产者。随着社交媒体成为人们的生活平台和生存空间,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构建着自己的个体网络。每个人都是网络中一个节点,拥有发布信息与获取信息的双重功能。只有通过一个又一个节点,信息才能流动起来。用户据此与他人互动、参与公共事务,发挥着每一个节点的作用,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

Putnam将社会资本的积累分为连结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黏合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两种类型,前者是以弱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后者是以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68]相比于其他网络行为,社交媒体在促进资本形成尤其是建立连结社会资本方面,更有优势。使用社交媒体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并维护自己的弱关系,广泛的弱关系让用户可以与更多的人进行交流,获取有用的信息或是不同的观点。而“弱连接”更可能在不同团体之间扮演桥梁作用,增加所在群体成员与外界互动的机会和渠道,从而获得更丰富的资源和信息,增强社会资本,进而增强社会信任及政治信任。[69]

网络媒介低廉的使用成本和双向互动的交流模式,使得以往松散的社会联系变得可以经常分享观点和兴趣。[70]通过共同的关注、共同的兴趣,用户建立起了多个圈子,在其中进行互动与表达。在社交媒体上,用户极容易与他人互动,进行着信息的交换和情绪的相互影响。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也为用户提供了与政府组织和媒体组织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平台,用户可以就组织发布的信息或相关的事务相互讨论,发表观点,这种态度与意见,既可以在个人中相互影响与传播,也可能被组织关注,形成良好互动。公众据此形成对社会、政府的经验感受与理性思考。在社交媒体的互动与表达中,用户不仅在重新衡量对个人的信任,也影响其对于组织的信任和对于社会的普遍信任。

除互动表达外,社交媒体也为用户提供了公共参与的平台。因为虚拟世界的匿名性和对隐私的保护,用户的参与度明显提高。[71]对社交媒体的信任给予了公众可靠的参与平台,扩展了传统的政治参与途径,激发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通过与政府的线上沟通、网络问政、线上监督,参与在互联网发起的社会活动等,公众实现了有效的社会互动。社交媒体介入使政府事务的透明度更强、政府响应民众诉求的时间更短,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更多,因此人们对政府和社会机构的评价也会更高。[72]公民参与培养了具有活力的互惠环境,同时公开了值得信赖的信息,促进了协调和沟通、团结与合作,增进了社会信任,因此公民参与既体现出过去合作的成功,也能促进参与的继续进行。

对社交媒体的信任,有助于获取社会及政治信息,拥有良好的交流平台,最终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以提高社会资本,增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而社会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推动公众进一步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