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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公信力-社交媒体公信力

【摘要】:在风险社会的概念维度下,社会责任是一种“前瞻性责任”,侧重在风险发生之前进行预估,并且能够对症下药避免风险或减轻风险所带来的实体化破坏。作为意见流通的传播渠道,媒介是重要的社会责任主体之一。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尽责对象则是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良性持续发展。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除去强制性的法律责任以外还应大力倡导、树立并履行其道德责任。

社会责任是现代公民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并遭遇制度性挫伤之后所发展出的新型社会功能,本质上是对现有社会制度的修葺,目的是维护公民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发展。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强调了社会的制度性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高度复合性与复杂性,从自然风险转为人为风险,从个别风险、区域风险转向全球性风险,从物质利益风险转向文化风险、道德风险、理论风险等非物质风险,从单一风险后果转向多重风险后果,从单一风险主体转向多重风险主体,从简单应对风险方式转向综合应对方式。”[25]内生的风险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决策与行为,以实体化方式存在于各种社会制度上,其在空间与时间层面的影响是具有延展性和持续性的。因此,在稳定与冲突的二元关系中,人们基于对社会稳定秩序的追求,通过提高对现代性的反思能力,试图建构应对风险的新机制。此时,社会责任在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风险社会的概念维度下,社会责任是一种“前瞻性责任”,侧重在风险发生之前进行预估,并且能够对症下药避免风险或减轻风险所带来的实体化破坏。由于引发风险的主体位于社会性与制度性因素之下,社会责任的主体也就应当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体、组织等社会治理主体。

作为意见流通的传播渠道,媒介是重要的社会责任主体之一。在古代中国,传统士大夫对朝廷的批评是经由“言路”上传,这是由统治阶级控制的一种谏议制度。而到了晚清,朝廷言官已无法提出计策以应对当局的危机,进而出现了民间知识分子创维新变法之举。随着西方民主科学、平等自由思潮的传入,民间通往朝堂的言路通畅了些许,民办杂志兴起、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协助了近代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开创。因特网与社交平台的兴起与普及为现代公共空间的建立提供了天然的技术支持,以微博为例,从媒介赋权的角度看,微博为公民提供了内容的生产平台与消费平台,公民通过微博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在此过程中激发出能动性很强的创造性与参与性。社会共同体便在私人心智与公共心智的互相构建与影响中诞生了,继而对现有的社会制度与体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26](www.chuimin.cn)

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主体包括社交媒体平台的经营管理机构和新媒体从业者。隶属于媒体机构的媒体从业者虽然并非法律层面上的媒体责任行为的直接主体,他们却是媒介内容的直接生产者,每一个从业者的个体传播行为都构成了该媒体机构的总体形象的一部分,故而应严格遵守其硬性义务乃至树立高标准的职业道德要求。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尽责对象则是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良性持续发展。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除去强制性的法律责任以外还应大力倡导、树立并履行其道德责任。以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在《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的长篇报告中归纳的八种大众传播功能为基础,如“获得信息情报、社会化、动力、辩论和讨论、教育、发展文化、娱乐、一体化”等,再结合社会责任的积极含义,可将社交媒体的社会责任归纳为以下三个维度:及时准确全面地传播信息、提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舆论支持、营造良好和谐的民意交流平台。只有在履行强制性与道德性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社交媒体才能够塑造良好形象并提升公信力、争取用户信任,抵御当下社会的动荡风险,从而促进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