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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制度建立信任

【摘要】:基于制度的信任与正式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一方面,它不需要遵守“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原则,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媒体的“抑郁”功能。[23]社交媒体在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进行类似官方媒体的自我审查,因此有可能曝光更多的政府及公职人员的负面信息,正如本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社交媒体的“抑郁”功能增加了媒介使用,但是会降低相对公信力,其公信力整体低于电视与报纸。

基于制度的信任与正式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对于个人而言,他会根据个体所属机构的属性来判断其是否可信,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21]对于媒体组织而言,公众会根据其所呈现出的专业程度、机构特性而产生信任。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学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说认为,文化系统通过表述事物的意义与道德的内涵,运用各种准则和社会价值规定了事物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基于强调中央政府主导作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构成了当下社会具体的、现实的文化内容主体,发挥党和政府喉舌功能的主流媒体拥有较强的公信力,即政治信任强化了同质性的媒体信任,可将其归为制度信任的一种。社会学家卢曼提出,系统信任是人们为应对社会的复杂性而对制度化的系统建立起的信任,它建立在社会系统以及系统的运转机制上[22],这种信任既是一种特质心理,又会成为一种实际行为。在此背景之下,民众一方面信任主流媒体,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和自己的对话沟通能力还有待改善。

而社交媒体的商业化运作更为普遍与成熟,与政治的关系相对疏离,这也是由其文化与政治定位所决定的。一方面,它不需要遵守“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原则,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媒体的“抑郁”功能。“媒体抑郁”(media malaise)由迈克尔·J.罗宾逊提出,罗宾逊指出公众为了解政治新闻从而对电视形成了依赖,但电视媒体具有负面的和反政府的特性,这强化了政治冷漠,意味着政治组织的失败。[23]社交媒体在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进行类似官方媒体的自我审查,因此有可能曝光更多的政府及公职人员的负面信息,正如本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社交媒体的“抑郁”功能增加了媒介使用,但是会降低相对公信力,其公信力整体低于电视与报纸。这背后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大部分社交媒体的商业本性导致了“新闻寻租”现象的发生,即媒介组织结构利用掌握的新闻报道权利,为自身谋取不正当的政治、经济利益。[24]社交媒体的逐利导向危害其独立性与社会责任感,如为了获得广告收益而对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保持缄默,或是为追求眼球效应大肆渲染“腥星性”新闻。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媒介公信力的下降。(www.chuimin.cn)

二是我国社交媒体法律管制的不健全导致了失信代价的低廉。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因其账号外在的匿名化以及全面监管的非现实性,用户容易缺乏言论责任感,且阶层的分化也使得自发性的社会凝聚缺少建立条件。

公众对媒体的信任程度以及对不同类型媒介的专业性要求,与媒体所根植的宏观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媒体从来无法做到独立于政治与经济资本,并且这种操纵并不隐性,必然会对公信力产生影响。此次研究显示,公众普遍认为社交媒体的整体公信力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令人欣慰的现象。如何发挥社交媒体的平台话语优势、如何规范社交媒体管理、如何构建社交媒体上良好的舆论生态,以便推动整体的社会信任,是当下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