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的概念维度下,社会责任是一种“前瞻性责任”,侧重在风险发生之前进行预估,并且能够对症下药避免风险或减轻风险所带来的实体化破坏。作为意见流通的传播渠道,媒介是重要的社会责任主体之一。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尽责对象则是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良性持续发展。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除去强制性的法律责任以外还应大力倡导、树立并履行其道德责任。......
2023-11-21
在数字传播盛行的网络化背景下,用户对话语文本的接收不再只形成单一影响,而是转向一种共时性的沉浸式体验。沉浸式传播源于虚拟比特符码的意义构建,不同于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物质实体,信息内容与服务行为以数字二维符码的样式存在并于虚拟空间(即赛博空间)进行传输。“沉浸式”传播最早应用于英语教学,意指非英语国家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如果能够暂时脱离母语环境,在英语语境下进行日常学习与交流,则能够在英语学习上取得更明显的进步。同理,沉浸式传播强调了媒介的环境化建构,以人的需求为中心,通过不同的媒介形态将人类宏观或微观的生存环境联结起来,以达到无时不传播、无处不传播、无事不可传播的目的。“它是使一个人完全专注的、也完全专注于个人的动态定制的传播过程。”[9]
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中指出:“不要仅仅把多媒体视为结合了影像、声音和数据的‘声光飨宴’,多媒体领域真正的前进方向,是随心所欲地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比特化,即超时空想象,可能成为媒介的未来。尼葛洛庞帝关于日益融合的媒体文化预言已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原本是被用来储存和处理信息的电脑借助全球性的互联网络而晋级为“远程电脑”(teleputer);PC、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仍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终端电子设备则提供了接入互联网络的入口,这也可被视为进入亦幻亦真、无边无际的赛博空间的大门。互联网技术使得媒介与通过媒介相互关联的用户被数字化。
以沉浸式传播为本质特征的全媒体时代,借助社交媒体将“社交”概念进行了强化与深化。根据2019年2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在家里通过电脑接入互联网的比例为81.1%,与2017年年底相比降低了4.5个百分点;然而在单位、学校、公共场所通过电脑接入互联网的比例均有小幅上升。[10]学者彭兰将“场景”视为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她认为“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景(情境)的感知和信息(服务)适配”。[11]在互联网环境中,用户的个人信息获取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甚至成为了获得某些服务的门槛。因此,用户所在的空间环境、实时状态、生活习惯、社交状况都能够成为用户画像的要素,并有可能成为迎合性或诱导性的信息流、关系流或服务流的新入口。借助网络技术,用户的社会关系被拓宽并网络化,并被投射到可使用特定符码体系呈现信息的社交媒体上,从而构建出虚拟的网络文化社区。与现实生活的“无缝连接”使得媒介的存在被泛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今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通过网络进行社交已成为惯常性的生存状态。沉浸式传播使得用户生产的信息既具有私人属性,又具备社会建构的特征。由此,参与者可能遵循某种学习文化规范的方式,在线上社区的多种分支中拓宽和扩展社会关系。[12](www.chuimin.cn)
依托于大数据、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未来人们所处的环境皆可泛在连接。周边的一切都变成媒介,有形的和无形的媒介,包括环境本身都变成可传递和收集信息的媒介,随时随地与人们进行深入互动。[13]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娱乐等都浸润在各种媒介场景中,通过媒介来感受世界与认知世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可穿戴设备、全息影像、传感器等技术帮助人们拓宽与世界和他人连接的范围。而虚拟现实等技术构建的沉浸式新闻,能够让大众身临其境感受新闻现场,与在场公众及时交流,增强体验性与互动性。而以人为中心、以媒介为环境的沉浸传播,也将重新连接人与人的关系,增强社交属性,重塑社会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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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社会的概念维度下,社会责任是一种“前瞻性责任”,侧重在风险发生之前进行预估,并且能够对症下药避免风险或减轻风险所带来的实体化破坏。作为意见流通的传播渠道,媒介是重要的社会责任主体之一。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尽责对象则是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良性持续发展。社交媒体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除去强制性的法律责任以外还应大力倡导、树立并履行其道德责任。......
2023-11-21
对构成信息公信力最终量表的8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后,我们发现:高可信度的社交媒体信息更值得信任。根据ELM模型,信息接收者对核心路径或外围路径的选择取决于个体对于信息处理过程的精细化程度,这主要受到动机和能力两方面的调节作用。而依据ELM模型的规则,“当信息接收者处理信息可信度的知识水平较高时,偏向于选择核心路径;反之,会偏向于选择外围路径”,说明当前网络用户的信息处理能力有待提高。......
2023-11-21
基于属性的媒体信任建构,本质上来源于特征的信任,这是建立在约定俗成的地域惯例、社会契约和义务规范培基础之上的。公众倾向于将中央级媒体作为一个整体机构来评价,而对于微博、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人们会主观强化其意见平台的相对中立属性,对于其媒体公信力的判断会集中在信息内容的本身。......
2023-11-21
[68]“塔西佗陷阱”揭示的是传播中最不利的一种境地,一旦陷入则任何应对举措都将失灵。“塔西佗陷阱”不单是政府需要特别警惕的,社交媒体如果不加强自身公信力建设,同样有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险。伴随传播格局的变化,一些无法回避的传播困境也日渐突显:议程设置主体的位移、新媒体用户的对抗式解码信息解读方式加剧、对“塔西佗陷阱”的防范等。......
2023-11-21
涉及媒体公信力的研究,目前我国学界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侧重于媒体公信力测评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是侧重于媒体公信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蓝燕玲指出对信源公信力、渠道公信力和信息公信力等要素进行界定是很有必要的,明确公信力的具体内涵是进行媒体公信力实证研究的前提。虚假新闻、低俗新闻、有偿新闻和不良广告是危害媒体公信力的“四大公害”,是损害媒体公信力的根源。......
2023-11-21
在测评网络媒体与社交媒体可信度时,需要将主要的考量维度拆解为更加具体的题项,通过测量各个题项的等级程度来评价整体的可信度水平。在1959年,由Roper组织进行的一项关于美国公众对各种大众媒体可信度的评估调查中,首次引入了相对测量量表。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典型社交媒体的可信度评价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2023-11-21
可信度的既有研究常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来进行重要概念的界定和测评框架的修正。Iris Rittenhofer通过对1995年到2010年期间国际同行评议的管理和商业期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概念审查来研究信任和可信度的使用以及它们与有机食品领域的关系。两项研究来自德国,两项来自韩国,其余11项来自美国。Gillian Moran & Laurent Muzellec在研究电子口碑可信度时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查阅的文献包括在顶级期刊中被多次引用的有关口碑可信度的文章。......
2023-11-21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公共传播媒介,它应在维持自身的发展的同时履行更加广泛的社会责任。同时,如何确立中国社交媒体的主体性也是重要的研究前提。社交媒体首先应为用户提供体验良好的产品,以建立起自身的公信力。社交媒体应当提高社会责任意识,提供专业内容,以树立自身品牌及公信力。......
202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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