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概论：人类旅行和活动的历史发展

1.旅行需要最初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金属工具开始出现。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劳动剩余物开始逐渐增多。随着金属工具的推广，不仅农业和畜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并且手工业也逐渐开始发展起来。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手工纺织技术已发展到开始使用简单的织机，此外，冶金、建筑、运输以及工具制造等生产领域也都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开始逐渐从家庭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专职性的工作，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分工范围的扩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并加速了私有制的形成。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随着社会分工（specialization of labor）的发展，不同从业者之间的产品交换也因此成了普遍的现象。

应当说，早在第一次社会分工即畜牧业和农业出现后，游牧部落与农业部落间的产品交换现象便已经开始萌发，但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劳动剩余物数量有限，因而产品交换的范围和规模都很有限。但第二次社会分工出现后，随着社会分工范围的扩大，劳动剩余产品的增多，产品交换的规模以及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以手工业者为典型，很多行业从事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用于交换。在这种情况下，交换自然也就演变成了一项重要的社会职能。随着产品交换的发展，到了原始社会瓦解和奴隶社会开始形成之际，专门从事易货贸易的商人阶级也开始出现。这便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分工，即商业从农、牧、手工业中分离出来。这种易货贸易（barter and trade）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产品交换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简言之，为了实现产品交换，人们需要了解其他地方的产品生产和市场需求情况，需要前往其他地区去交换产品或货物，对外出旅行的需要也由此而产生。

所以，人类最初的主动旅行外出，远非出于消遣性动机，而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商贸目的，出于交易货品的需要而自发产生的一种经济活动。正如世界旅游组织在其有关研究报告中曾指出的那样，“在最初的年代中，主要是商人开创了旅行的通路”。

2.奴隶制时代的旅行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奴隶制无疑是一种相当残酷的社会制度。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恩格斯语，中央编译局，1972：220），因为它实现了社会生产各行业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更进一步的分工，使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艺术和科学的创立等诸多发展成为可能，从而使人类能够取得较之原始社会更大的进步。

在奴隶制时代（the slavery age）的西方社会中，奴隶制国家的发展与繁荣，客观上为当时旅行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这一点在古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表现得最为典型。在罗马帝国强盛时期，其疆域空前广大，北部边界深入到现在欧洲的英格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东部边界达到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南部包括了非洲的埃及和苏丹北部，西部边界濒临大西洋。此时，罗马帝国的大规模侵略扩张已告停止，国内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在生产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带轮子的耕犁和割谷机，水磨得到广泛使用。建筑领域已开始应用复滑车起重装置。矿山开采已开始应用排水机，技术分工已经比较细密。手工业方面已经能够生产简单的机械。在农业方面，埃及和北非一带改善了灌溉系统，扩大了耕地面积，粮食生产大为发展。欧洲的高卢（今之法国）和西班牙等地则兴起了矿业、手工业和葡萄种植业。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地中海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海上运输十分发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帝国政府在全国境内修筑了许多宽阔的大道。在图拉真皇帝在位时期（公元98～117年），这些道路网络的总长度已达到80000公里。虽然这些道路网络的兴建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但客观上也为人们沿路旅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外，罗马帝国时期旅店的产生，也是在沿途由政府所设驿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马帝国的驿站之间相距8～10公里。通过采用驿马接力的方式，罗马人一天之内可完成长达160公里的旅程。罗马帝国政府设置这些驿站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供政府公务人员中途歇息，但后来也接待沿路往来的民间旅客。随着过往旅行者的人数不断增多，不仅政府又在沿路开设了一些官办旅店，而且更多的私营旅店也随之发展起来。这些住宿接待设施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便利，反过来也推动了旅行人数的增加，当然，当时旅行活动的开展基本上都是在本国境内进行，特别是以近距离的旅行为主。但当时也有跨国经商的长途旅行，大多是贩运粮食、酒、油、铅、锡和陶器等基本商品，此外也贩运各地出产的奢侈品，如北欧的琥珀、非洲的象牙、东方的香料、宝石，等等。当时中国的丝绸经由著名的“丝绸之路”，也远销于罗马帝国各地。当时的罗马人和希腊人都称中国为“赛勒斯”，意即丝绸之国。我国的史籍中也曾有罗马帝国的使节和商人多次从陆路和海路前来中国访问的记载，例如《后汉书》中曾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大秦即指罗马，安敦是安敦尼王朝的第4个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遣使经日南（今之越南中部）送来象牙、犀角，并与中国政府建立了通商关系。在我国历史上的“三国”和“两晋”时期，也都曾有罗马帝国遣使来华的记载。

但是，到了公元5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社会秩序的动荡，旅行活动的开展条件也随之恶化。这主要反映在：第一，由于各地间贸易量的缩小，商贸旅行者的数量急剧减少；第二，由于不再有人管理和维护，道路日渐毁坏；第三，由于沿途盗匪猖獗，旅行安全条件不复存在。正如英国学者诺沃尔（Norval，1936）在其所著《旅游业》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从罗马帝国衰落直到上个世纪中叶（按：指19世纪中叶），这段时期内（欧洲）没有多少人外出旅行”。

在奴隶制时代的中国，旅行活动的发展与欧洲奴隶制社会时期的情况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形成时间要比西方早得多。在有关世界旅游发展史的讨论中，尽管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在西方的旅游学界中长期盛行，但正如有的西方学者也注意到的那样，“早在四千年前，中国的统治者就派遣其臣工外出旅行——远在罗马帝国和希罗多德之前”（Sofield， 1998）。最为典型的史实是，在中国奴隶制社会鼎盛时期的商朝，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效率空前提高，商朝也因此成为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剩余劳动产品的增加，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加之商人阶级对生产和流通的促进，使这一时期的易货贸易活动得到很大的发展。在交通运输技术方面，发明于夏代的舟车到了商代时变得更加普及和先进，从而使得这一时期商人的足迹“东北到渤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今日浙江，西南达到了今日之皖鄂乃至四川，西北达到了今日之陕甘宁绥乃至远及新疆……已经走遍了他们所知道的世界”（翦伯赞，1946）。

有必要一提的是，虽然最初促成旅行活动发展的主因在于产品交换和易货经商规模的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不存在以消遣为目的的旅行活动。在奴隶制社会时期的中国，这类消遣性旅行活动主要表现为奴隶主阶级的享乐旅行。在当时的社会中，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剩余大都被奴隶主阶级所占有。这些物质财富主要被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用于祭祀活动。事实上，这类活动的开展客观上也与旅行有关。例如，有研究指出：“从商朝的始建，一直到清朝帝制的垮台……（中国的）历代皇帝和朝廷都注重敬神。……因此古代很多旅行活动的开展都是出于朝圣目的。”（Sofield and Li， 1998， 362-392）另一个方面则是供奴隶主阶级生活享用，其中包括供其外出消遣游历。古籍《易经》上曾有“观国之光”一语，据信这便是后来汉语中“观光”一词的由来。但无论如何，当时这类消遣旅行活动的参加者仅限于以“天子”为代表的少数奴隶主阶级。

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中国相比，西方奴隶制社会时期消遣性旅行活动的发展情况略有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在西方奴隶制社会中，除了奴隶主阶级的享乐旅行外，消遣旅行活动的参加者中也包括一些自由民。例如，在罗马帝国时期，由于交通上的便利条件，人们经常在夏季沿大路旅行。这种旅行一般是离开城市去沿海地区游览。一些富有者甚至会“到埃及金字塔去刻他们的名字”。据史料记载，当时意大利的“沿海地带排列着大理石雕刻、浴馆和浴场、体育馆和寺庙等罗马财富的瑰宝”。当时消遣旅行的存在，由此可见一斑。但尽管如此，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时期中，（这些消遣型）外出旅行者多为……求医者或节日庆典活动的赴会者……纯粹因个人喜好而外出旅行的人数很少”（Goeldner and Ritchie， 2006：48）。这说明，当时这些能够参加消遣旅行活动的自由民绝非一般的体力劳动者，因而在当时的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小。

3.中国封建时代的旅行发展

首先，让我们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旅行发展情况做出观察。中国的封建时代（the feudal age）历时两千余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虽然其间多次发生朝代更迭，但在一统天下的各个朝代，由于社会政治相对安定，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较之前朝都有所进步和发展。不论是以都江堰和灵渠为代表的水利工程技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农业生产的进步，还是后来在手工业、矿冶、纺织、造纸以及瓷器生产等方面的发展，都使近代之前的中国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领先于当时的西方世界。根据20世纪80年代人们所做的有关研究，在世界科技发明史中，有100多项影响世界的科技首创都是出自中国，其中大部分都是发明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而且，在步入近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明显领先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总而言之，与奴隶制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国封建时期在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为这一时期旅行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

众所周知，旅行活动的发展与交通运输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中国封建时期交通建设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一时期旅行活动的发展。首先，水路交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代便已经有了关于水运的记载。自汉朝推行漕运政策开始，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也大都将发展漕运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从而使得水路交通成为中国封建时期一项重要的旅行方式。在这一时期中，隋朝在发展水路交通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隋文帝时期，朝廷首先组织开凿了山阳渎，打通了淮水连接长江的水路。到隋炀帝时期，又相继开凿了通济渠（由黄河连接汴、泗两河，以通淮水）、邗沟（即山阳渎，以通长江）、永济渠（通至黄河以北的涿郡）和江南河（由镇江经苏州至杭州，以连通长江与钱塘江），从而形成了连通华北与江南地区的运河网，并带来了水路交通的日益兴盛。唐朝建都长安之后，在水路运输上也十分注重利用隋代开凿的运河。江南地区的物资多是经长江、邗沟、淮水、汴河、黄河，溯洛水而运至洛阳，再由洛阳溯黄河上行，经渭水运抵长安。宋朝建都开封后，则利用汴河之漕运，运输荆南、两浙、江南东西和荆湖南北“六路粮米”。元、明、清三个朝代均建都北京，为了弥补内河漕运之不足，遂又发展海运，以江苏太仓为起点，过长江口北上，绕山东半岛而运至天津，然后再经通县（通惠河）运至北京。中国封建时期水路交通的发展虽然是由国家发展漕运所致，但客观上也便利了当时人们利用水路旅行往来。

除了水路交通外，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陆路交通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这首先反映于秦朝对“驰道”和“直道”的建设。据古籍《汉书·贾山传》中的记载，“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直道”则是从咸阳北面的云阳通至九原郡（今之包头西南），全长1800华里。此外，秦朝还在西南边疆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在今日之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新道”，从而形成了全国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继秦朝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的道路建设也不断有新的发展。这一点可从历代封建王朝的驿站制度中得到反映。驿站是封建时期历代政府沿陆路和水路设立的馆舍机构。设置这类馆舍的目的，在于方便传递官方文书，运送国家物资，为上述公务往来的人员提供宿舍、车马、船轿、人夫、米粮及饲料，等等。所谓驿站，其实是后来人们对这类馆舍机构的一种通称，这些馆舍机构的实际称谓往往因朝代更替而有所不同。对于史书中可见到的“置”、“邮”、“驿”、“驲”、“亭”、“站”、“军台”、“赤台”、“水驿”、“递运所”等名称，可统称为“驿”或“驿站”。实际上，早在周礼和先秦典籍中，便已经有了关于“传”、“置”、“邮”、“驿”、“驲”的记载，只不过当时驿站的设置尚不普遍。自秦统一中国开始，随着历代封建王朝的道路建设，驿站制度也在不断发展。以唐朝的驿制为例，当时是每隔30华里设一“驿”。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朝设置的驿站总计为1639所。照此推算，在唐朝，仅设有驿站的道路总长便已达到将近25000公里。在此后的各个统一朝代中，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道路的通达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到清朝时，驿站的设置已扩展到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www.chuimin.cn)

中国封建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为当时旅行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旅行活动的规模、类型和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也都不断有新的扩展。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从不同侧面反映当时旅行活动发展情况的有关记载。以下是对其中部分事例的简述。

如前所述， 秦统一中国后，通过兴建“驰道”、“直道”、“五尺道”和“新道”，并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各列国原有道路的连接和维护，逐渐在全国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网。这些举措客观上都为此后秦汉时期的旅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据信，我国最早的文史考察旅行就出现于这一时期，其中尤以西汉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的游历活动最为著名，他的行踪几乎遍及整个西汉帝国的版图。在各地游历期间，他“纵观山川形势，考察风光，访问古迹，采聚传说”，“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史记·太史公自序》），旅行距离之长、游历时间之久，堪称是当时文史考察旅行者中的突出代表。此外，西汉时期的张骞通西域，则可以说是秦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公务旅行。人们通常都认为，张骞的奉命西行，开辟了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旅行路线，使人们对沿途各地的社会、地理、物产和风土民情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实际上，张骞西行的路线也就是后来历史上所称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往中亚乃至欧洲的最早旅行路线。在传统的意义上，这条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东起长安，途经陕西、甘肃、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再经中亚、西亚，最后抵达地中海东岸。自公元前2世纪起，中国的大宗丝和丝织品以及其他特产多是经由此路西运。“中国商人们带着他们的货物前往敦煌，或者越过长城前去楼兰，在那里将货物以出售或实物交换的方式与来自中亚地区的中间商——帕提亚人、索格代亚纳人、印度人、库山人——进行交易。后者则接力下去将这些货物贩运至波斯商人、叙利亚商人以及希腊商人所在的那些城市。……最后经由希腊和犹太企业家之手到达罗马帝国。”（Bonavia，1999）。此后，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以及元代时期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等人，也都是沿着这条线路完成了他们的旅行壮举。

在唐宋时期，旅行活动的发展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除了商贸旅行之外，各种非经济目的的旅行活动在这一时期的典籍和文学作品中几乎都有所反映。其中最为突出的记载当是这一时期士人漫游和宗教旅行的发展。所谓士人漫游，是指当时以一些名士骚客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出于遁世和排忧的目的而四处游历的旅行活动。当时一些官僚地主、文人学士由于在仕途上遭受挫折或是受宗教思想的影响而居游于田园山林，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也有一些人则是出于对自然山川的爱好而四处漫游。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李白、杜甫、陆游以及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宗教旅行方面，自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到唐代时已发展到鼎盛阶段。佛教寺庙可见于全国各地。僧侣和香客的宗教旅行活动也屡见不鲜，其中尤以玄奘和鉴真两位高僧的宗教旅行活动最为后人称颂。他们的行迹当时已越出国界，分别远及印度和日本。以他们为代表的宗教旅行，对促进当时中国与印度、日本等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直到今天，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中的珍品——山西的云冈石窟、甘肃的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以及新疆境内的石窟寺等中国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仍令世人叹为观止。

此外，在唐宋时期，外国来华访问的人数也空前增多。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唐朝与境外往来的重要通道中，最长的交通线路有三条：其一是经安西（今之新疆库车）入西域道，沿途西行可到波斯（今之伊朗）、大食（今之阿拉伯）和地中海之滨；其二是经安南通天竺（今之印度）道；其三是经广州通海夷道，从海上可通达南洋群岛、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当时很多外国商人、使节和留学生都是经由这些线路前来中国。据史书记载，唐代时，日本曾先后十几次派遣使团来中国学习，吸收唐文化。遣唐使团的人数每次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五六百人。除了这些官方的遣唐使团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前来中国学习和考察。从阿拉伯地区前来中国访问的人员则主要是商人。他们以香料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织品。到了宋代，经海路前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数量更多。中国曾特别在广州、杭州、泉州、明州等港埠开辟了一些专供阿拉伯商人客居的“番坊”。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特在其游记中讲述当时的杭州时，曾谈到，“……（除了当地人居住的大城外，）第二城为犹太人、土耳其人及基督徒的客居之所。第三城皆回教徒所居，此处甚优雅。市场之布置，与西方信回教国相同。”从这些历史记载中，足见当时外国人来华旅行之盛。

在步入近代之前的明清时期，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旅行活动的发展也较前更为兴盛。在这一时期的旅行活动中，表现最为突出者当属航海旅行和科学考察旅行的发展。虽然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曾与日本、朝鲜等国有海上往来，但规模很小。到明成祖朱棣时，为适应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海上交通已十分发达。当然，这与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以及拥有航海图和罗盘等先进的航海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便是当时航海旅行方面的典型代表。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曾先后七次率船队“下西洋”远航，纵横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涉沧海十余万里，到岸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航程远至非洲东岸。郑和率队七下“西洋”的壮举比欧洲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以及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海上远航，都早半个多世纪。令人感兴趣的是，近年来英国航海专家提出，有证据表明，世界上最早发现和抵达美洲新大陆的人其实并不是哥伦布，而是中国的郑和。

如前所述，以求知为目的的旅行考察活动远在明代之前便已出现，但考察内容多为文史方面。到了明清时期，专业性较强的自然科学考察活动在旅行发展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发展自然科学的重视。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药物考察和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地学考察当属这类旅行活动中的典型。李时珍从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开始，多次外出旅行考察，采集中草药植物。他在旅程中“远空僻壤之产，险探山麓之华”，攀登了一座座崇山峻岭，跨越了一道道险谷激流，历尽千难万险，足迹遍及安徽、河南、河北、江西、江苏等地。他所编写的药学经典《本草纲目》全书16部52卷，共收录药物1982种，附方11096则，附图1160幅，成为著名的古代医学巨著。这一成绩的取得，除了李时珍的医药知识功底之外，显然得益于他通过四处考察而获取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则堪称当时地学考察旅行的代表。他从22岁起便开始了旅行考察活动，足迹遍及今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16个省区，对所到之处的山脉、水道、地质、地貌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现存《徐霞客游记》的篇幅为40余万字，所反映的仅是其全部考察记录内容的1/6，因为其余的文稿已失于战乱。尽管如此，人们公认该著作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地理学文献，享有“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的美誉。特别是，其中对石灰岩地貌所做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在时间上领先于欧洲人100多年，而且在考察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上也都远胜于西方学者。

在以上对中国封建时期旅行发展情况的介绍中，有不少案例都属非经济目的的旅行活动，如以诗坛李、杜为代表的士人漫游，以张骞、郑和为代表的公务旅行，以玄奘、鉴真为代表的宗教旅行，以徐霞客、李时珍为代表的科学考察旅行，等等。尽管如此，当时能够参加各类非经济目的旅行活动的人数并不是很多。换言之，真正在规模上占支配地位的旅行活动，始终都是出于经济目的的商贸旅行。这一点在历史文献中虽无明确的数字记载，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人们几乎总是将“旅”与“商”联系在一起。“商旅”一词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史情记载中随处可见。据此，人们似乎不难推断这一时期旅行活动参加者的主流构成。

4.欧洲封建时代的旅行发展

有证据表明，欧洲封建时期的旅行发展远不及此前的罗马帝国时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虽然欧洲社会在公元5世纪便已开始封建化过程，但构成人口主体的农民大都是农奴。与奴隶有所不同的是，农奴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有一小块归自己使用的土地和一些简单的农具。但是，除了不再任由封建主杀害之外，农奴在人格上几乎与奴隶没有区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欧洲中世纪初期的农奴制“包含着古代奴隶制的许多成分”（中央编译局，1963：364）。农奴不仅在经济上受封建主的剥削，人身也不完全自由，更没有随意外出旅行的自由。

封建社会早期的欧洲没有城市，自然经济的性质十分突出，一个村落就是一个闭塞的经济单位。人们以从事农业劳动为生，简陋的手工业也多是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存在，因而很少有交换活动，同外界几乎隔绝。当时的欧洲不仅没有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甚至连那些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形成的市镇，也都已衰落。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与当时生产力低下，以及日耳曼人由原始社会直接转入封建社会相联系的。换言之，欧洲封建初期的社会经济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恩格斯语，中央编译局，1959：400）。

到公元11世纪，欧洲的社会经济开始有了好转，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劳动剩余也逐渐增多。此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产品交换活动逐渐变得经常化。一些专门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开始离开乡村，到城堡、寺院附近以及在道路交汇的地点聚居，于是这些地方逐渐发展成了工商业城市。到了十三四世纪，欧洲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农业技术的改进和荒地的开垦使农产品产量得以增加；城市人口逐渐增多，城市工商业也随之日渐兴盛。尽管如此，由于封建主间的频繁混战，人们旅行活动的开展远不及罗马帝国时的水平。所以，很多历史资料和相关研究都证实，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衰亡到16世纪中叶，在这段漫长的时期中，旅行活动的规模不但没有出现真正的进展，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倒退。

西方学者在谈到欧洲封建时期的旅行发展时，往往都是将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作为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其理由是，十字军东征虽然表现为军事活动，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文化思想的作用。有人甚至还认为，十字军的东征为一大批人——不论贫富和老幼——提供了外出旅行和探险的机会（Fridgen， 1991：11）。对于这一认识，我们难以苟同。道理很简单，如今，对于美国政府屡屡派兵外出征战，恐怕无论何人——包括美国民众在内——都不会认为这些美国大兵是外出旅行或进行文化交流的。如果说封建时期的欧洲存在一些明显的旅行活动，当属欧洲各地间的朝觐活动或宗教旅行。当时有不少修道院都为往来的朝觐者提供住宿，有些修道院还安排修道士专门负责照顾来访或过往的朝觐者（Goeldner and Ritchie， 2006： 50）。至于当时的商贸旅行活动，虽不能说绝迹，但至少规模远不及罗马帝国时期。

到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后期，即从1558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继位起，至封建社会结束为止的这段时期内，欧洲的旅行发展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其中主要的变化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1）温泉旅行的出现。1562年，一位名叫威廉·特纳的英国医生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谈到英格兰、德国和意大利的天然温泉对很多体痛病症都有疗效。这一消息的发布在当时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一下子引起轰动，不仅使当时已有的温泉疗养地顷刻间闻名全国，而且使欧洲各地都开始积极寻找和开发新的温泉。对于那些已经发现的温泉，最初是那些患有体痛病症的人纷纷慕名前往，继而大批的身体健康者也蜂拥而至。一时间温泉洗浴迅速成为流行时尚，并因此而兴起了温泉旅行的潮流。“到了18世纪，泡温泉在上层社会中已变得非常时髦。这不仅仅是因为泡温泉有助于保健，而且还因为在这些温泉疗养地可开展社交、游戏、跳舞、博彩等活动”。（Goeldner and Ritchie， 2006：54）

（2）修学旅行的兴起。在这一时期，除了以保健为主要目的的温泉旅行之外，以求知为目的的修学旅行也开始兴起。人们从很多名人的经历中，已经认识到外出旅行在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方面所起的作用。据当时的记载，“古往今来，伟人名士皆有外出旅行的经历。通过这种求知旅行，使其增加了对异国的风土民情、生活方式以及政体组织等方面的了解，从而开阔了见识”（转引自Young，1973：16）。这种以求知为目的的修学旅行潮流，便是后来人们所称“大游学”（the Grand Tour）。当时参加这种“大游学”活动的人员虽然也涉及一些外交官及商界人士，但主流多为青年学生。以英国的情况为例，亚当·斯密在1776年曾写道：“在英国，年轻人一俟中学毕业，不等投考大学便被送往外国旅行，已成为日渐浓厚的社会风气。”（转引自Young， 1973：16）当时这种游学活动的开展通常历时三年。其中最流行的游学路线是：先是去法国（尤其是巴黎）停留很长时间，继而在意大利停留大约一年，其间走访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等城市，然后再去访问德国以及各低地国家。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在游历了法国、意大利和那些低地国家之后，（你会发现）人世间其他地方除了平庸和野蛮之外，再也见不到其他东西”（Robinson， 197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