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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致良知,集义!

【摘要】: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他认为,《中庸》的“慎独”就是《大学》的“致知”,“慎”就是“致”,就是个人的内心省察和主观努力;“独”就是“良知”,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绝对本体。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必有事焉”,其实只是“集义”,“集义”,则只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抓不住关键,而说致良知,当下便有切实的地方可以着手用功。所以我只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便是“格物”;实实在在地致良知,便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就自然不会有“忘”和“助”的毛病了。所以说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孟子说“勿忘勿助”,也是针对告子的毛病所开的处方。告子主张强制人心,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解说“助”的危害。告子会犯“助”的错误,也是因为他把义当作心外之物,不懂得在心中“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如果时时刻刻在心上“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自然会洞然开朗,自然是非毕露,又怎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呢?孟子的“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后世学者大有益处,然而他也只是对症下药,只说了个大概,不如《大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尤其精一简单,上下贯通,永无弊病。(www.chuimin.cn)

王阳明良知学说中,良知是指能知善知恶的天理本体,它并不像程朱一般将“天理”高挂在形上界,阳明的良知本身就是天理。他认为,《中庸》的“慎独”就是《大学》的“致知”,“慎”就是“致”,就是个人的内心省察和主观努力;“独”就是“良知”,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绝对本体。所以,“慎独”即“致其良知”,也就是求得本体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