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庸章句·序》云:“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②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出自《河南程氏遗书》:“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王阳明认为,朱熹把人心与道心看做体用关系是不正确的。在他看来,心本为一体,但隐微于内的是本体,显现于外的则是形体,本体亦自然之常理(道心),天亦不变,理亦不变,心之本体亦不变;但形体显于外,染于色,杂于物,混于浊,于是,便有了各种搀杂,有了种种变异。......
2023-11-21
来书云:“上蔡①常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②在学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的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功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功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尹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①上蔡: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河南上蔡人,世称上蔡先生,进士,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
②“伊川云”句:《河南程氏外书·上蔡语录》记载谢氏与程颐的对话:“二十年往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却发得太早。’”(www.chuimin.cn)
来信中曾说:“谢良佐先生曾经问‘天下何思何虑’,程颐先生说:‘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从学者的功夫来说,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应当明白‘何思何虑’的气象,放在一块综合起来看才对。若没有看清楚这种气象,就会滋生期望过高与助长的弊病;如果明白了‘何思何虑’,但忘‘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会掉入虚无的误区里。应该既不为有所牵滞,又不堕入虚无。是这样吗?”
你所说的也差不多正确,只是还没有领悟透彻。谢良佐先生与程颐先生的回答,实际上只是他们两个人的意思,与孔子《系辞》中的原意本就稍有出入。《系辞传》所讲的“何思何虑”,是指所思虑的只是一个天理,之外再没有别的思虑,而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什么思虑。所以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说“殊途”,说“百虑”,难道也是“无思无虑”吗?心的本体就是天理,而天理只有一个,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思虑的呢?天理原本是寂静不动的,原本就是自己感应了之后就能通达的。学者用功,即使有百思千虑,也只是恢复他心的本体和作用而已,而并非用自己的私愿能安排思索出来的。所以程颢先生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如果凭着私愿去安排思索,便是在私欲上用才智。“何思何虑”正是做学问的功夫,在圣人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在学者就必须勉强才能做到。程颐先生却把它当作功夫的效果看待了,所以才会有“发得太早”的说法,接着又说“却好用功”,则是他自己觉察到前面所说的话还有欠缺。周敦颐先生主静的观点也是这个意思。现在你的看法,虽然不能说不是你自己的见地,但还是把功夫当两回事来看待了。
王阳明曾主张学者通过静坐的方式,达到《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以恢复良知本性。无事存养,静中体悟的方法,就是使良知时刻彰显天理的功夫,若良知时刻照应天理,则真心自然顺应无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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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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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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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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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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