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围棋的态度-围棋文化成果

2023-11-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儒家对围棋的态度是变化的、矛盾的。时代不同，儒家学者对围棋的认识不同，对围棋的评价也就不同。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都不看重围棋。孔子像孟子像出身儒学世家，精通儒家经典的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最早认为围棋具有重要意义，并把弈棋与治国以及儒家的仁政思想相联系。受儒学家推崇围棋思想的影响，一些弈论家也认为围棋之道与治国之道，与经世致用之道相通。

儒家对围棋的态度是变化的、矛盾的。时代不同，儒家学者对围棋的认识不同，对围棋的评价也就不同。孔子和孟子对围棋评价不高，后来的儒家学者或有推崇，或有贬抑。

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都不看重围棋。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无所事事时下下围棋比闲着要好。《论语·阳货》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解释说：“然则圣人不用博弈为教，但以学者不可常精，时有疲倦，则傥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颜之推说：孔子不会用博戏和围棋来教学，已经学会下棋的人不可经常下，疲倦之时，偶尔为之，胜过吃饱后昏睡呆坐罢了，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称，属于高雅的游戏，但容易让人沉迷其中，荒废正事，因而不可经常下棋。颜之推指出，可以偶尔下下棋，但“不可常也”，即不能沉溺其中。有“亚圣”之称的孟子称赞弈秋是“通国之善弈者”，以弈棋为喻教育学生做任何事情都要专心致志，但又把“博弈好饮酒”列为世俗五不孝之一。

孔子像

孟子像

出身儒学世家，精通儒家经典的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最早认为围棋具有重要意义，并把弈棋与治国以及儒家的仁政思想相联系。班固《弈旨》云：“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班固在将围棋与天文、地理、道德、阴阳相联系后进而指出：在“四象”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下棋成功还是失败，要看下棋人自己的本事，国家治理的好和坏，要看治国者是否实行仁政，如果实行仁政，危中也有正。《弈旨》还指出围棋之中“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认为从围棋之道可以见帝王之治，知古今得失。

推崇儒家思想，主张“文以载道”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编撰的《新五代史·周臣传论》中也以棋为喻阐述了弈棋与治国的联系。“治国譬之于弈，知其用而置得其处者胜，不知其用而置非其处者败。败者临棋注目，终日而劳心，使善弈者视焉，为之易置其处则胜矣。”欧阳修认为，治国如同弈棋，知道所用之人的专长而且能把他安排到恰当的位置上，就能取胜，不知道所用之人的专长而且把他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上，就会失败。欧阳修将“治国”比喻为弈棋，将“人才”比喻为棋子，形象地说明了“用人得当与否”是一件关乎治国成败的大事。(www.chuimin.cn)

受儒学家推崇围棋思想的影响，一些弈论家也认为围棋之道与治国之道，与经世致用之道相通。宋人宋白的《弈棋序》就认为观弈可以见兴亡成败：“观夫散木一枰，小则小也，于以见兴亡之基；枯棋三百，微则微矣，于以知成败之数。”宋白还认为棋道就是治世之道：“布子有如任人，量敌有如驭众，得地有如守国。……其任人也，在善恶明；其驭众也，在赏罚中；其守国也，在德政均。”意谓布置棋子有如任用人才，估量敌情有如驾驭众民，围取地盘有如治理国家。……任用人才在于善恶分明，驾驭众民在于赏罚适中，治理国家在于仁政遍及。元代严德甫注释《棋经十三篇》也说“棋之据其极而运四隅，犹人君建其极而治四方”。所谓“极”，即围棋棋盘上最中心的横竖道交叉点，又称“天元”。严德甫这两句话意谓围棋依据天元而行子四角，犹如国君建立政权而治理四方。元代虞集《玄玄棋经序》也认为“此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虞集并不只是把围棋看成是一种游戏，还站在哲学的高度挖掘围棋中的经世致用之道。这些说法，虽然提高了围棋这一游戏的地位，但明显有牵强附会之处。

然而贬抑围棋的儒家学者也大有人在。西汉初期的儒家学者、文学家贾谊就谓“失礼迷风，围棋是也”，将围棋视为玩物丧志、违礼迷众的玩意儿。三国吴韦曜也认为围棋以诡诈、劫杀为务，违背了儒家礼教思想。韦曜受太子孙和之令所作《博弈论》就指责“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认为围棋“技非六艺，用非经国”“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韦曜认为弈棋对治国、仕途、征战都毫无益处，反而违背了儒家的忠信、仁义、廉耻思想，希望统治者从礼教的角度禁止、取缔围棋。

东晋名将陶侃（259—334）方正严肃，勤劳忠顺，主张文士读书，武士习射，反对围棋博弈。《晋中兴书》记载：陶侃察看下属官吏，发现有“樗蒲博弈之具”，就命令立即扔掉，并说，围棋是尧舜用来教化愚笨儿子的，博弈是暴君商纣王所造；你们是治国的人才，为何玩此？闲暇之时，“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

唐代诗人皮日休认为围棋是战国纵横家所造，是诈伪争斗之物，是和儒家忠孝仁义的伦理思想相冲突的。他的《原弈》云：“则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岂曰尧哉！岂曰尧哉！”皮日休针对“尧造围棋”的说法，认为围棋“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与奉行仁、义、礼、智、信的尧无关。

何云波的《中国围棋文化史》指出：“儒家对围棋的态度，是矛盾的。归根结底，这种矛盾体现了儒家思想体系与围棋胜负之道固有的抵牾。以儒道释棋道，固然有一定的意义，但‘过犹不及’，一定要将棋道处处解释为儒道，则难免牵强附会了。当然，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要使围棋之类的技艺、游戏之道获得名正言顺存在的权利，有时牵强附会一点儿也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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