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朱陆之学的发展趋势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元代的道学发展呈现出地域不平衡的特点。这一做法反映了朱熹之后道学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向——理学在本体与工夫上力图综合心学的努力。元代道学不仅是朱熹理学的一枝独秀，心学一脉亦有所传承。《宋元学案·静明宝峰学案》叙赵偕和陈苑的生平及其言论精粹。总的来说，元代朱陆之学各有传承。此二极端，皆不能代表元代道学发展的趋势。不过，从元代道学发展的总趋势看，“和会朱陆”尽管难说成功，但毕竟开启了此种方向与可能性。

元代的道学发展呈现出地域不平衡的特点。就北方而言，自五代十国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辽始，南北声教不通，北方流传的儒学不过经生章句之学。赵复北上燕京之后，这一状况才渐渐发生改变。不过，这一过程也是缓慢地发生的。所以，许衡早岁所受的也不过是金“落第老儒”的“句读”。

赵复是将产生并兴盛于宋的道学传入北方的第一人。正是在赵复的影响下，杨惟中和姚枢谋建书院、宣传道学，影响了许衡、刘因、郝经、姚燧等一大批朱学的崇奉者。北方道学传衍中的这些代表人物，尽管在思想上比较相似，但在实践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待蒙元朝廷的态度上，同时也与他们亟欲“行道”和淡然“尊道”的现实选择密切相关。所以，许衡因其亟欲“行道”的现实选择，淡化夷夏之防，积极出仕，任国子监祭酒，进《时务五事》，推行汉法，使朱熹的理学在北方得到发扬光大，并为元祐时期朱熹理学成为科举取士之标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刘因则志在“尊道”，故对于仕元并无特别的兴趣，但也正因如此，刘因对道学在北方的传衍，做了更扎实、细致的工作，其思想（在本体论和工夫论上）也越过理学的藩篱，呈现出靠近心学的特点，而其影响可能也更为深入。

北宋时期本就有“道南”之说，此后，南方道学的风气日益浓厚。朱熹长期在南方讲论，门下弟子众多。其中，黄榦乃是得其真传者。从前文所引饶鲁的讲义中可知，深得成熟时期朱熹器重的黄榦提出了一个与《孟子集注》颇为不同的观点——“仁”就是“心”。这一做法反映了朱熹之后道学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向——理学在本体与工夫上力图综合心学的努力。或许，此种努力正反映了朱熹晚年的变化。此后，受到黄榦影响，饶鲁进一步凸显其“和会朱陆”的倾向；到饶鲁的再传弟子吴澄时，其以朱熹理学为据“和会朱陆”的倾向更加明显，无论在本体论还是在工夫论上，都可以见到朱熹理学和象山心学的影子。

元代道学不仅是朱熹理学的一枝独秀，心学一脉亦有所传承。元代象山心学的传人主要以陈苑（静明先生）和赵偕（宝峰先生）为代表。他们坚持陆学门墙，与朱熹理学（及其传承）敌垒。《宋元学案·静明宝峰学案》叙赵偕和陈苑的生平及其言论精粹。黄宗羲、全祖望认为，正是陈苑对陆学的传播，“人始知陆氏学”。当然，陈苑倡陆学，与其人格有一种良性的互动。黄宗羲、全祖望谓陈苑“生平刚方正大，于人情物理靡不通练。强御无所畏，奸慝无所逃，浮沈里巷之间，而毅然以昌明古道为己任。困苦终其身，而拳拳于学术异同之辨。无千金之产，一命之贵，而有忧天下后世之心。人之所是，不苟是也；人之所非，不苟非也”(150) ，可见其能挺立独立自主之人格，显见其与象山“先立乎其大”的学风相互呼应。至于赵偕，黄宗羲、全祖望谓其学“以静虚为宗，然其堕于禅门者，则慈湖之余习，要其立身行己，自可师也”(151) 。虽如此，黄宗羲、全祖望对静明、宝峰二先生亦有较高评价，说“若笃信而固守，以嗣槐堂之绪，静明、宝峰而已”③。

总的来说，元代朱陆之学各有传承。他们之间既有恪守各自门墙、相互敌垒者，亦有主张调和会通者。自元祐以朱学为科举取士标准之后，朱学大张，但其实际情况可能是，“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实非能知朱氏也，不过以科目为资，不得不从事焉”④。宗朱者未必真知朱氏学，其攻讦陆学亦不免于意气，而宗陆者日益封闭和禅学化。此二极端，皆不能代表元代道学发展的趋势。与此相反，“和会朱陆”者虽然有不同的特点，如有援陆右朱者、有以朱补陆者，也有“出陆入朱”或“出朱入陆”的游龙走蛇者，却是元代道学发展的新趋向。不过，这些学者在“和会朱陆”的过程中，往往都未及体会朱、陆之间在本体论上的不同，而仅仅着眼于其“道问学”与“尊德性”、格物穷理与发明本心等为学宗旨或修养工夫上的争论，似乎仅靠这些显见的工夫论的差别，便足以区分朱、陆。因此，在朱、陆思想之边际未能厘清的情况下，他们“和会朱陆”的努力，很难说是成功的。不过，从元代道学发展的总趋势看，“和会朱陆”尽管难说成功，但毕竟开启了此种方向与可能性。更进一步，其时“和会朱陆”大体上是以陆学的本心论，兼取朱学的部分特点和理气论、理欲辨。从这个意义上讲，元代道学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心学之大张——最后即王阳明学说的兴起。因而，元代道学构成了宋、明之间的中介环节。

(1)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995页。

(2) 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第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不过，需要指出，我们虽在此处借鉴了侯外庐等先生的结论，但立论的基础有很大不同。

(3)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994页。

(4)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01页。亦可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第680页。

(5)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第680页。

(6) 同上书，第721—722页。

(7) 虞集：《送李扩序》，《道园学古录》卷五，第25页，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8)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草庐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36页。

(9) 关于赵复的生卒年，侯外庐先生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主张他“大约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而卒年则在元大德十年（1306）以后，享年在八十岁以上”（见该书1997年人民出版社第二版之第683页）。但是，邱居里和魏崇武则分别指侯外庐等考证的赵复生卒年有误。他们认为，《宋明理学史》仅依据赵复《杨紫阳先生文集序》中的“遗稿”二字和杨奂卒于1255年，就断定该序中的“丙午”是公元1306年，证据不足。他们则根据赵复与杨奂、元好问、姚枢、郝经等人的交游状况，推测赵复的生年应该在1190年前后。而《杨紫阳先生文集》中的“丙午”，应当是杨奂去世前的1246年，所谓“遗稿”当是“兵火流离”中的遗稿，但关于赵复的卒年，二人则有较大的不同。此外，邱居里还考证姚燧的《序汉上赵先生死生》作于1289年，径称“其时赵复已死”。但是，姚燧在其中只是说“燧生也后，不及拜其履前”，据此得出赵复已死似乎证据不足（且姚燧生于1238年，三岁失怙，得伯父姚枢收养，由此可推测，姚燧所谓“生也后，不及拜其履前”或并不是生死暌违，而是因赵复隐居，不知所踪或不欲见人），而关于赵复生年仅以与其交游之人的相互称谓作判断，证据似也不足。总之，赵复的生卒年确实是一个谜题，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10) 《元史·赵复传》卷一八九，第43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但姚燧《牧庵集·序江汉先生死生》中记载的姚枢劝赵复的话有所不同。在《牧庵集·序江汉先生死生》中，姚枢是这样说的：“果天不君与，众已同祸。爰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统，而下垂千百世之洪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除君而北，无他也！”（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牧庵集》卷四）。

(11) ③④《元史·赵复传》卷一八九，第4314页。

(12) 李修生主编：《赵复·杨紫阳文集序》，《全元文》2，第20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3)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心学”，与后世称象山、阳明之“心学”不同。此“心学”乃是宋明道学所共享的“十六字心传”而为“学”。

(14) 李修生主编：《赵复·杨紫阳文集序》，《全元文》2，第203—204页。

(15) 所谓“三风十愆”，是指巫风“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淫风“殉于货、色”“恒于游、畋”和乱风“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等与统治者身份不相应的行为方式。

(16) 李修生主编：《赵复·杨紫阳文集序》，《全元文》2，第204页。

(17) 李修生主编：《赵复·杨紫阳文集序》，《全元文》2，第204页。句读和标点有所不同。

(18) 同上书，第205页。

(19) 《元史·赵复传》卷一八九，第4315页。标点有所改动。

(20)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第685—686页。

(21) 李修生主编：《郝经·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全元文》4，第162—163页。

(22) 由于没有文献佐证，我们也只能推测赵复与郝经思想的差异所在。

(23) 《元史·赵复传》卷一八九，第4314页。

(24) 李修生主编：《郝经·送汉上赵先生序》，《全元文》4，第177页。

(25) 李修生主编：《虞集·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全元文》26，第333页。

(26) 《元史·许衡传》卷一五八，第3717页。

(27)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995页。

(28) 同上书，第3001页。

(29) 刘述先先生在《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中提出，朱子以“涵养”为小学工夫，以格物致知为大学工夫。这个观点与许衡的学说遥相呼应。

(30)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997页。

(31) 载李修生主编：《许衡·稽古千文》，《全元文》2，第424页。其中“函三为一”句，《全元文》作“亟三为一”，也许是因为其所据古代各刻本《鲁斋遗书》中“函”字写成凾之故。此处依照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和字义、文意改为“函”字。

(32)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998页。

(33) 许衡：《语录上》，《许衡集》，第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34) 同上书，第2页。

(35) ②许衡：《语录上》，《许衡集》，第3页。

(36) 同上书，第26页。

(37) 但是，“天”在根本上实是把其所有的“理”赋予人，因此，天也就是性、就是理，就是道。在此，“天”就不再是那个与“地”相对的“自然之天”，而是本源的“义理之天”。

(38) 许衡：《语录下》，《许衡集》，第23页。

(39) 许衡：《语录下》，《许衡集》，第27页。

(40)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996页。

(41) “爱”即是“情”，是“仁”或“理”的发用。因此，说“爱”是“情之发而理之用也”，大致可以理解为：爱，像“情”一样是“仁”的表现、理的“发用”。

(42) 许衡：《语录下》，《许衡集》，第28页。

(43) 许衡：《大学直解》，《许衡集》，第68页。

(44) 许衡：《语录下》，《许衡集》，第22页。

(45) 同上书，第26页。

(46) 许衡：《语录下》，《许衡集》，第24页。

(47) 同上书，第23页。

(48)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996页。

(49)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997页。

(50) 许衡：《语录下》，《许衡集》，第24—25页。

(51) ②许衡：《语录下》，《许衡集》，第25页。

(52)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998页。

(53) 《元史·许衡传》卷一五八，第3117页。

(54) 许衡：《时务五事》，《许衡集》，第170页。

(55) ③④许衡：《时务五事》，《许衡集》，第171页。

(56) ⑤同上书，第172页。

(57) ⑦⑧同上书，第173页。

(58) ②许衡：《时务五事》，《许衡集》，第173页。

(59) 同上书，第174页。

(60) 同上书，第174—175页。

(61) ②③许衡：《时务五事》，《许衡集》，第181页。

(62)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999页。

(63)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鲁斋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00页。

(64) 许衡的理财，是国家之大利，不是聚敛财货。

(65) 许衡：《语录上》，《许衡集》，第8页。

(66)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补定：《静修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22页。

(67) 刘因亦尝为元“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教近侍子弟”，但很快就“以母疾辞归”。后来，元廷再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召刘因，后者“固辞不就”。前后算起来，刘因仕元的时间不过一年。因而，其态度总体上而言是不愿仕元。

(68) 《元史·刘因传》卷一七一，第4008页。

(69)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补定：《静修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22页。

(70) 刘因：《河图辨》，《静修先生文集》，第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71) 刘因：《希圣解》，《静修先生文集》，第2页。

(72) ③刘因：《游高氏园记》，《静修先生文集》，第46页。

(73) 刘因：《宣化堂记》，《静修先生文集》，第36页。

(74) 刘因：《宣化堂记》，《静修先生文集》，第36—37页。(www.chuimin.cn)

(75) 刘因：《退斋记》，《静修先生文集》，第42页。

(76) 刘因：《退斋记》，《静修先生文集》，第42页。

(77) 刘因：《太极图后记》，《静修先生文集》，第15页。

(78) 刘因：《叙学》，《静修先生文集》，第3页。

(79) ⑤刘因：《宣化堂记》，《静修先生文集》，第37页。

(80) 刘因：《读药书漫记二条》，《静修先生文集》，第19页。

(81) 刘因：《驯鼠记》，《静修先生文集》，第39页。

(82) 刘因：《驯鼠记》，《静修先生文集》，第39页。

(83) 不过，仍然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等先生主张的、刘因深受庄子的影响，“借庄子学说逃避现实”的判断仍然是有其合理性的。请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第680页，709—710页。

(84) ③刘因：《遂初亭说》，《静修先生文集》，第21页。

(85) 刘因：《希圣解》，《静修先生文集》，第1页。

(86) 同上书，第2页。

(87) 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第711—716页。

(88) ②刘因：《叙学》，《静修先生文集》，第3页。

(89) ②刘因：《叙学》，《静修先生文集》，第4页。

(90) 侯外庐等先生正是根据这一观点，概括出刘因“返求六经”的经学思想。

(91) 刘因：《叙学》，《静修先生文集》，第4页。

(92) ②刘因：《叙学》，《静修先生文集》，第5页。

(93) 同上书，第8页。

(94) 刘因：《叙学》，《静修先生文集》，第4—5页。

(95) 关于饶鲁的师承关系，冯兵和许家星曾经有过争论。冯兵认为，饶鲁或曾经问学于黄榦（勉斋先生），但其思想受黄幹（尚质先生）影响更深，因此，就师承关系而言，饶鲁师出尚质先生黄幹之门或更恰当。许家星则针锋相对地指出，饶鲁应该无疑问地师承黄勉斋先生。请参见冯兵《饶鲁师承渊源辨误》（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8日，第A05版）和许家星《饶鲁师承渊源再论》（载《光明日报》，2014年9月30日，第016版）。我们综合各家看法，仍坚持认为饶鲁师出黄勉斋先生之门。

(96) 关于饶鲁的生卒年，由于饶鲁《宋史》无传，因而缺乏官方正式数据的支持。过去，人们一般认为饶鲁的生卒年不可考。但近年来，江西省万年师范学校的“万年羽人”根据余干、万年县志和《宋元学案》撰写《万年师范学区八县历史杂考（二）·历史文化名人》之“饶鲁”条，其主张饶鲁生于1193年，卒于1264年。

(97)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孟子一》，《饶双峰讲义》卷一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15册，第44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98) 同上书，第441页。

(99)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孟子一》，《饶双峰讲义》卷一一，第441页。

(100)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论语二》，《饶双峰讲义》卷四，第375页。

(101)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附录·道》，《饶双峰讲义》卷一五，第468页。

(102)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中庸下》，《饶双峰讲义》卷一〇，第432页。

(103)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附录·道》，《饶双峰讲义》卷一五，第468页。

(104)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中庸下》，《饶双峰讲义》卷一〇，第432页。

(105) 同上书，第433页。

(106)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附录·西铭》，《饶双峰讲义》卷一五，第467页。

(107)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中庸下》，《饶双峰讲义》卷一〇，第427页。

(108)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孟子四》，《饶双峰讲义》卷一四，第464页。亦可参见许家星：《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其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09) 参见上注许家星《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其意义》文。

(110)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孟子四》，《饶双峰讲义》卷一四，第465页。

(111)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双峰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813页。

(112) 参见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以及杜保瑞为该书所写，发表于《哲学与文化月刊》（2004年第8期，总第363期）的书评。

(113) ②③④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双峰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813页。

(114)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中庸上》，《饶双峰讲义》卷九，第418—419页。

(115) 同上书，第419页。

(116) 同上书，第418页。

(117)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中庸上》，《饶双峰讲义》卷九，第418页。

(118) 同上书，第419页。

(119)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大学》，《饶双峰讲义》卷二，第356页。

(120)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附录·学》，《饶双峰讲义》卷一五，第468页。

(121) 饶鲁作为朱熹的再传弟子，其认同程朱的“居敬穷理”并不值得特别标明。但“立志”“反身”是有明确象山之学的特点，故特别标明此一工夫。

(122)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附录·学》，《饶双峰讲义》卷一五，第468页。

(123)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附录·学》，《饶双峰讲义》卷一五，第468页。

(124) 饶鲁著，王朝璩辑录：《孟子四》，《饶双峰讲义》卷一四，第465页。

(125) 周密著，吴企明点校：《续集上》，《癸辛杂识》，第1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6) 《元史·吴澄传》卷一七一，第4012页。

(127) 同上书，第4014页。

(128)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草庐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2849页。

(129) 同上书，第3042页。

(130) 同上书，第3045页。

(131)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草庐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46页。

(132) “郛郭”，本义是外城，后泛指城郭、城市，引申为“屏障”。“心”为“性之郛郭”，就其本义而言，意思是，“心”是“性”的住宅或居所。但是，如果就“郛郭”的引申义来说，也可以说成是“心”是“性”的屏障或保障，心是“性”能表现、实现自己的根据。正因“郛郭”一词含义的多样性，吴澄所说的自北宋便传承下来的“心为性之郛郭”似乎也不能完全说成是朱熹理学的表达。这或许是吴澄以为“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的原因。他甚至追溯儒家的“心”及其传承，说“此一心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为道，具于心，岂有外心而求道哉。而孔子教人，未尝直言心体，盖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处，各当其理，而心之体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谓，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见于《论语》之所记，而得于孟子之传，则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时学者未可与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传孔子之道，而患学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呜呼至矣！此陆子之学所从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谓之本心者，以为万理之所根，犹草木之有本，而苗径枝叶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谈陆子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陆子之所以为学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况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诸身，即此而是。以心为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逮周、程、张、邵诸子，莫不皆然。故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应接酬酢，千变万化，无一而非本心之发见，于此而见天理之当然，是之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也”，由此可知，吴澄心中的儒学（道学），实质上就是（本）心学，而他所谓的“心”，即是本体、是万理之根。但同时他又说“道之为道，具于心”，这似又仅仅把“心”视为“理”“道”的居所。

(133)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草庐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46页。

(134) 吴澄：《无极太极说》，《吴文正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60页。

(135)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草庐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40页。

(136)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草庐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38页。

(137) 同上书，第3039页。

(138) 同上书，第3039—3040页。

(139) 同上书，第3040页。

(140) 吴澄：《评郑夹漈〈通志〉答刘教谕》，《吴文正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5页。

(141)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草庐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40页。

(142)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草庐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40页。

(143) 同上书，第3044—3045页。

(144)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草庐学案》，《宋元学案》第4册，第30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