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理学的传播-《中国哲学通史》流式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姚枢恐其轻生，故留赵复于帐中，并与之共寝。赵复北上燕京之后，杨惟中与姚枢商议、筹建太极书院。首先，赵复的王道理想重视“心学” 之传。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复看到了“王道”理想与个人境遇存在着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王道”理想须以“诚”与“学”为根基。

赵复，生卒年不详(9) ，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孝感安陆市）人，学者称“江汉先生”。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元太宗）乙未（1235），元军在元太宗窝阔台的太子阔出的率领下攻陷德安。因德安曾经坚守抗战，元军根据其“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决定屠戮所俘虏的数十万德安军民。但是，儒、道、释、医、卜等方面身占一艺者，均可得保性命。这是因为姚枢当时受诏为元廷网罗相关方面的人才。他在众多的相关俘虏当中发现了赵复，并坚信其为“奇士”。但是，赵复由于“九族俱残”而“不欲北”。姚枢恐其轻生，故留赵复于帐中，并与之共寝。半夜，姚枢发现赵复离开帐中后，到处寻找，并在水边发现赵复“披发跣足”、呼天而泣，欲投水而未入。姚枢劝赵复说：“汝存，则子孙或可以传绪百世；随吾而北，必可无他。”(10) 在姚枢的劝说下，赵复终于同意随姚枢到燕京。

赵复北上燕京之后，杨惟中与姚枢商议、筹建太极书院。他们“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11) 。赵复则以为在周敦颐和二程兄弟之后，文献过于广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③，从而吸引了百余学子从学，其中就有姚枢。后来，赵复隐居、终老于河北真定（今河北保定），但他在北方“播下”的道学“种子”，在姚枢退隐苏门，吸引许衡、刘因、郝经等从学之后，终于开花结实，蔚然成章。故，史书称“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④。

据《元史》载，赵复除了作《传道图》外，还著有《伊洛发挥》，标示《传道图》之宗旨；又作《师友图》，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为据，搜罗朱子散在四方的门人计五十三人，“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使学者“知所向慕”与“求端用力之方”。

不过，赵复的这些著作，终究还是没能流传下来。今人对赵复思想的了解，只能依据赵复本人散见于各处的少数传世文章和元人的文集、《元史》《宋元学案》等资料进行研究。

一、道学的旨归

赵复曾为杨奂（号紫阳）的文集作序，该文是赵复少数传世文献之一，现存于《全元文》中。在这篇序文中，赵复开篇即说：“君子之学，至于王道而止。学不至于王道，未有不受变于流俗也。”(12) 这表明，在赵复看　　

来，道学或君子之学，其旨归在于实现“王道”，如果偏离了“王道”之正轨，学术一定就会随流俗而变。问题是，赵复所说的“王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状态呢？由于赵复本人的著作传世者少，已有的材料不能让我们窥其“王道”理想之全貌，但其仅有的传世文献仍然可以让我们推想其“王道”理想之一斑。

首先，赵复的王道理想重视“心学”(13) 之传。他曾说：“三代圣人，以心学传天下后世，见于伊尹、傅说之训，君子将终身焉。”(14) 据此，我们参考《尚书》之《伊训》、《大甲》（诸篇）和《说命》（诸篇），了解赵复心目中的“王道”理想，在于“得君行道”。伊尹曾训示太甲说，成汤“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因此，太甲应“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要学习“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的做法，使民众顺若，并做到“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从而才能够“有万邦”。伊尹进一步用成汤的话，总结“三风十愆”(15) ，告诫太甲说：“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尚书·商书·伊训》）由此可知，在伊尹（也包括赵复）的“王道”思想中，统治者首先要有内在的“德”，所以，他说“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其次要有能使“兆民允怀”的施政风格。具体而言，即“代虐以宽”、爱亲敬长、“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尚书·商书·伊训》）等。伊尹认为，君主和民众的关系是“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尚书·商书·太甲中》），也就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他要求君王要像“虞人”一样“省括于度，则释”，要诚恳地修身、敬德，使自己具备诚、敬、仁等品质，这样才能获得上天的亲爱、民众的怀向和鬼神的享食。

武丁为殷商天子时，求傅说于版筑之间。傅说为武丁朝贤辅，强调君、臣、民众各有其行为矩范：天子和大夫师长须奉顺天道、勿思逸豫；民众要顺服而得治理；故“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尚书·商书·说命中》）。傅说告诫君王在政令发布、军事征伐和官职任免等方面要恭谨、慎重，须经常反躬自省，不要夸赞或自恃其德与能，同时要效法古训、善学逊志。

伊尹、傅说或训诫或劝谏，都是要君王加强内心德性的修养，精察、专一，恭谨、谦逊，省括于度，如此才能学而成人，各得其所。这也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具体内涵。

其次，赵复的“王道”理想还希望避免以功利之说“冒充”王道之说。所以，他感叹说：

明王不兴，诸子各以其意而言学，学者不幸而不得见古人之全体。盖桓、文功利之说兴而羲、尧、舜、文之意泯矣。(16)

由于功利霸道有“速效”之利，颇能吸引从学不深、资质不足的人。

最后，赵复强调“王道”理想的恢复，需要各种因素——如时代的客观形势和需求、个人的志向与资具等——相互综合才有可能。所以，他品题历史人物说：

叔向、子产、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资，不得少效于王官，去而为列国之名卿材大夫……贾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其施，或者每为之掩卷而深悲；玄龄、如晦有其时而亡具，已甚惭德于斯文多矣！凛然正气，惟诸葛孔明、王景略诸人，不为流俗之所回夺，然而随世就功，周旋于散微之末，已又不能无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暧昧不明，而瞽宗米廪教养之法，因以废格不举。故虽有命世绝异之材，卒亦不能迩也。非其不能迩也，而其故则可知已。虽然，“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17)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复看到了“王道”理想与个人境遇存在着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王道”理想须以“诚”与“学”为根基。所以，赵复说：

呜呼！学之为王者事，犹元气之在万物，作之则起，抑之则伏。然莫先于严诚伪之辨，诚伪定而王霸之略明矣。(18)

总之，赵复主张道学的宗旨或目的在于实现王道理想。他虽然没有明确描述自己的王道理想的状态，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其王道理想的线索，并讨论了实现王道理想的主客观条件。

二、天理人性之说

对赵复而言，道学之旨归在“王道”，而“王道”的实现亦有赖于天理人性之说得到澄清。因为，赵复的“王道”理想与“心学”之传密切关联，而“心学”之传又与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密不可分。当然，对于赵复的天理人性之说，我们亦只能通过有限的资料提供线索，推测其一二。

《元史·赵复传》载：(www.chuimin.cn)

复为人，乐易而耿介，虽居燕，不忘故土。与人交，尤笃分谊。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也，复赠之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19)

这是对赵复为人和交友之道的简单描述。从他赠别元好问的“戒勉”来看，他对于从《易》中“求文王、孔子之用心”非常重视，而且有较大可能是走简约、崇本的道路。

侯外庐先生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指出，赵复在理学上是近于简易直截的一路，认为赵复戒勉元好问的“约”与“本”就是直求圣人之心，简在心得，而不旁骛，并且认为“他的‘简易’之论和朱熹思想并不相同，但也并不就是陆九渊的直求本心的思想”(20) 。他们的讨论以郝经的《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为据，读来确实颇能给人启发。郝经在该《论性书》中表示，他曾经读过赵复的《伊洛发挥》，且“日幸一拜，得闻高谊”，但对赵复的相关论述有不同看法。他说：

夫道之在人谓之性，所谓仁义中正而主静焉者也。统而言之，则太极之全体也；分而言之，则命阴而性阳也、命静而性动也、天命而人性也、人性而物理也。合而言之，只一道尔，又何有论说之多乎哉？道之在人，一而静，纯粹至善，充实之理而已，又焉有异端之多乎哉？(21)

从郝经这段文字推测，他似乎认为，赵复质疑他“论说”过多，且不纯粹，有“异端”思想掺杂其间，他于是写了《论性书》来为自己辩护。他的意思似乎是说，从根本上讲，“道”“性”“太极之全体”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不同的对象而异名。这是从抽象和整体上说，具体而言，则有天人、性命、阴阳、动静、性理、人物等的分别。或许郝经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正是在这“分而言之”处，赵复不同意他的认识。(22) 赵复似乎认为，强分天人、性命、动静、阴阳、性理，是不合理的，他之所以说郝经“论说之多”，原因正在此“分而言之”处。事实上，“统而言之”与“合而言之”，或者笼而统之的漂亮话头、论说之终极旨归，是谁都会说、而难分轩轾的。但是，在具体的“分而言之”处，思想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就好像当年延平先生对朱子说道学与佛、老的区分“难在分殊”一样。至于说到异端，郝经虽然能明确地将自己与佛、老分开，但对于儒学内部思想的差异，却缺乏明确的意识，这可以从他在后文称颂荀子、扬雄和韩愈、李翱，并把他们同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朱熹等同视之可以看出。也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赵复不仅严辟佛老，而且对于儒学正统或道统也有强烈的意识。

总之，今人已难见赵复天理人性方面思想之全貌，但从其仅存的有限线索亦可推知，赵复恪守道学之矩矱，谨守简易直截之路，认为天理、人性均有阴阳动静的表现，其具体内容即“仁义中正”之道或太极全体。不仅如此，赵复还非常强调道学之正统或道统，亦即他不仅严辟佛老，也在儒学内部区分醇疵。至于他的“简易”之论与朱、陆的关系，由于史料阙如，姑不置论，但从赵复后学的思想倾向推测，其大体还是以朱学为据，吸取了部分陆学之优长。

三、“王道”理想与夷夏之辨

赵复在思想上强调儒学的正统或道统，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严夷夏之辨。这或许也是他最初被俘时“一心求死”的原因。在赵复北上燕京之后，他也同样表现了对父母之国的维护。

据《元史》记载，忽必烈曾经见赵复于潜邸。忽必烈问赵复说：

我欲取宋，卿可道之乎？

赵复回答说：

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对赵复的回答，忽必烈的反应是“悦”，“因不强之仕”(23) 。

也正是由于这种“他人”和“吾父母国”之间的抉择，赵复拒不事元，因为元乃是“他人”：我可以寄寓他人之所，但亦绝不会忘了父母之国，更不会“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赵复的这种华夷之辨，使得他不愿用世，并认为功利、霸道之学，学者当戒除之。

当赵复南归真定时，郝经曾作《送汉上赵先生序》，力劝赵复转变观念，不要仅从某种消极的眼光来判断穷达。郝经指出，赵复被俘，到了北方，“仵异俗而荏异声，茹腥衣毳，而不获安土敦化”，这确实是“穷”；但是，如果转变观念，赵复被俘北上，却使他改变了“蹈乎常，而未蹈乎变”“行乎一国，而未行乎天下”的状况，得有机会“由常而达变，由一国而达天下”，超越江、汉、荆、衡，而“仰嵩高，瞻太华，涉大河之惊流，视中原之雄浸，太行、恒、碣，脊横天下”，能“观华夏之故墟，睹山川之形势，见唐虞三代建邦立极之制、齐鲁圣人礼义之风”，这些都开拓了胸襟和眼界。因此，郝经进一步劝说：

昔之所学者，富一身而已，今也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指吾民心术之迂，开吾民耳目之蔽……俾“六经”之义、圣人之道，焕如日星、沛如河海、巍如泰华，充溢旁魄，大放于北方。

如果从这个角度说，赵复之被俘北上，非但不是“穷”，反而是“达”了。时、事、遇，有穷有达；但“居中守正”之士于“理”则“恒达而不穷”(24) 。这些劝解固然是从个人之“穷”“达”来着眼，但又何尝不是劝赵复放下夷夏之辨，致力于传播圣人之道？当然，赵复随后还是继续南归，似乎曾到过济南，后又回到燕京，其后隐居，不知所终。

受赵复影响，姚枢和赵复的其他学生，如梁枢、赵彧、刘因等，也隐居乐道，拒不事元。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元代自仁宗延祐二年（1315）正式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标准开科取士，朱注自此成为“官学”，“定为国是”。道学在元代的这一发展与赵复传道学于北方有莫大关联。此后，明、清两代延续元朝以朱学为官学的做法。虞集称赵复在北方之传介道学，“于天理民彝，诚非小补”(25) ，正以此也。

宋元理学的传播-《中国哲学通史》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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