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而言,杨简的体验更倾向于泯灭和消除一切物与事的差别,并由之所达到的精神状态。对杨简心学的形成来说,“扇讼之悟”最受人关注也最为关键,是心学史上最为著名的公案之一。......
2023-11-20
正如思想史所呈现的,人们开始注意到杨简,往往是以之为陆九渊的附带。当进入到对杨简的注意或考察之后,其“觉悟”又最先为人所知,故他很容易被认定为禅。如钱穆就指出,“简之后学又张扬师说,谓其师尝大悟几十,小悟几十,真俨然成了禅宗一祖师”(21) 。第一代新儒家,如熊十力、马一浮和梁漱溟,也注意到杨简受佛禅的影响,却不认为他是禅。(22) 暂且不论杨简到底是儒还是禅,有一点是事先必须要探究的,即杨简的“觉悟”是否仅是一种“神秘体验”。如果不是,他这种以“觉悟”为显迹的心学是否蕴藏着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在心学的脉络中,如何来定位杨简及其“觉悟”?
只有对以上诸问题进行重审和辨正,思想史研究的推进或进步才有可能。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只有努力回到文本,进入杨简那些引人注目、聚讼不已的觉悟事件的内在,亦即他论“觉”的思想言说系统,以上关于杨简“觉悟”的诸多问题或许才可能获得善解。以下对杨简论“觉”的话语进行集中分疏和辨析。
一、“有觉”与“未觉”
我们需要先看看杨简对“觉”的基本界定:
圣语昭然,而学者领圣人之旨者在孔门已甚无几,而况于后学乎?比来觉者何其多也,觉非言语心思所及。季思已觉矣,汩于事而昏。(23)
“觉非言语心思所及”是杨简对“觉”的一个初步的否定式的规定,这表明,他所认为的“觉”与感官功能上的“觉”,即知觉,并不完全在同一层次。“觉”并非仅靠言辞思虑所能达到。因此杨简同时又主张,“觉”即“日用平常实直之心,事亲自孝,事君自忠,于夫妇自别,于长幼自序,于朋友自信”(24) 。这种“日用平常实直之心”就表现在事亲、事君等道德条目和伦常关系的应物接物上。不难看出,材料中杨简主要从外在限制与规范和日常道德层面来谈“觉”,这似乎与其父的说法无多大区别。由此,就需要给出杨简心学视域下对“觉”的根本分判。对此,他有自己的体验和阐述,它们被称之为“有觉”与“未觉”。这正是杨简对“觉”的根本分判。
关于“有觉”,杨简说道:
某位乐平首,得邹梦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觉,某从而涤其滓。(25)
永嘉徐良甫与德渊至稔熟,言其喜怒不形于色。同徐良甫从少保坟所,从容几日,德渊忽于早食前惊曰:“异哉!”良甫问状,于是知其有觉。(26)
邹梦遇(?—1211)、赵德渊(生卒年不详)皆为杨简意许的弟子,他之所以对此二人评价颇高,是因为他们做到或达到杨简所认可的“有觉”,所以才说“某从而涤其滓”。比如,杨简就曾自述:
某后见德渊,德渊曰:“今于日用应酬都无一事,只未知归宿之地。”某曰:“不必更求归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人皆有是心,心未尝不圣,何必更求?(27)
不难看出,杨简所谓的“有觉”即指在“道心人所自有”的基础之上觉解、省悟此“道心”,即人所共有的仁心仁体。因此,只有在领会“有觉”和杨简为何说“有觉”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契合他进一步论及的“既觉”(或“已觉”)和“未觉”。
杨简说:
某于淳安,钱子名时字子是,至契,子是已觉,惟尚有微碍。某划其碍,遂清明无内外、无始终、无作止。(28)
可见,相对于邹、赵二弟子,他更加称许子是(即钱时),谓其“已觉”,只需应机划除其体道之阻碍,这颇似禅宗教法。不可否认,由于杨简与钱时已经“至契”,即深有所契、心性相通,方才有似“棒喝”的说教。如果他们难有所契、心性不通、道体不明,即所谓“未觉”,恐怕杨简绝非有如此表示。如杨简就曾说: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为未觉者设也;又曰“君子有九思”,为未觉及觉而未全者设也。(29)
事实上,孔圣所谓的“学而不思则罔”,并非特指为哪类人而发,而是指一切学者。杨简的阐述固然有不当之处,却不妨碍我们对他所说的“未觉者”有所了解。在他看来,“未觉者”尽管学道,却不即时反思或穷索,此仍为“未觉”;要从“未觉”达到“异质性的跳跃”(牟宗三语)即达至“有觉”或“顿觉”“既觉”“已觉”,则应该在学道的同时至少做到“君子有九思”。
由以上讨论可知,杨简论“觉”,以“有觉”为“人心即道”“吾心即道”的基点,其精进而为“既觉”“已觉”,其否弃则为“未觉”,这表明他对“觉”的分判是十分清晰的。这也是他对学者进行判认的依凭。由此可知,杨简论“觉”的思想,已初步展开于他对“觉”的界定与分判之中;而作为杨简心学显迹的“觉悟”,也将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于他自身整个的对“觉”的思想言说的系统中。
二、“微觉”
在对“觉”有一本质性的规定和划分(“有觉”“未觉”)之后,才能讨论杨简所说的“微觉”。讨论“微觉”,首先容易让人想到杨简本人反省其“扇讼之悟”的话头:
予自三十有二微觉已后,正堕斯病,后十余年念年迈而德不进,殊为大害。(30)
照字面的意思,“微觉”即“细微之觉”或“稍有所觉”。杨简将“扇讼之悟”所得归之为“微觉”,一方面显出他自己对“扇讼之悟”评价不高、不甚满意;另一方面则可理会到,他在此之前的“觉悟”,只是做到“有觉”而已。透过陆九渊在扇讼中的指点及与之相往来,杨简始于“有觉”更进一步,因此才会既肯认自己所悟得的“此心”,同时又对自己有所警悟,从而深感尚处“微觉”的阶段。(www.chuimin.cn)
这样再看“扇讼之悟”,其中的意蕴就更清楚明白不过,并且杨简归入陆九渊之门的内在理由也由此呈露出来。对此,杨简本人说得明白:
所谓一贯之旨,亦未明白无隐之诲,亦不终告。岂圣人不轻出其秘耶?何其莫可晓也?及微觉后,方悟道非心外。此心自善,此心自神,此心无所不通。(31)
杨简坦言,“及微觉后,方悟道非心外”,他这话的根本意旨,无非是认可“吾心即道”。他也正是在陆九渊指点的机缘之下,方确证此心体之根,亦即真正归附陆九渊心学一脉。由此可知,杨简所谓的“微觉”在其心学历程中并非不足道,而是一个关键环节。不只于此,杨简甚至有时谦逊地将自己一生所觉都视之为“微觉”,如他就称:
臣觉虽微,亦粗安止。曷未精一,有愧纯明。(32)
可以说,“微觉”是杨简觉悟事件的触发点,在他而言,“微觉”不是不可捉摸的,倒是需要说明可以澄明之处。
从杨简以上话语还能推知,即使真如他自己所言,他是“曷未精一,有愧纯明”,然透过这一点却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杨简学思的焦点在于“觉”之精一、纯明。显然,“微觉”并不足以达至此目标。杨简一生不仅以“觉悟”为学者所知,而且他还以觉悟教人即施行“觉悟之教”,这在他给其他学者特别是同乡、弟子撰写的记文、书信、墓志铭中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反映。杨简对他的“觉悟之教”颇为满意,但这种做法也招致质疑和批评。可能杨简意识到“觉悟之教”会引起学者的误解,所以在觉悟历程中所兴发的一整套关乎“觉”的论说,就更有学理上的必要。为此,杨简主要诉诸“常觉常明”。
三、“常明常觉”
如前所言,杨简一生觉悟不断,用“常觉”来概括实非虚夸之辞。要看到的是,“常明常觉”正是杨简的用心语,这是他达至澄明心体并确保其不滑落的最重要保障。杨简称:
人心即道,是谓道心无体无方,清明静一,其变化云为虽有万不同,如水镜之毕照万物而非动也,如日月之溥照万物而非为也……呜呼至矣!子又曰:“我学不严者,此也。”又曰:“用力于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觉常明之称。常觉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33)
无论是“有觉”还是“微觉”或是“常觉”,其共同点除却“人心即道”别无他物,此“道心”不寓于任何形体与时空,其性状是澈透的。作为杨简心学中最基本最实在的工夫路数的“常觉常明”,即即觉即明、觉而益明,绝非觉而无忧、一觉百当;“常觉常明”是要用工夫在心体上去践履,而非于半途中积力,要时时刻刻回返到本心,印证心体。在杨简看来,只有“常觉常明”方能称之为“仁”。那么,“常明常觉”如何才能达到?或者说,能不能做到?对此,杨简透过颜回的例子阐解得较为充分:
颜子三月不动乎意,故曰三月不违仁。(34)
盖知者虽觉而旧习未能顿释,必纯明无间、所觉无亏而后曰仁。颜子三月不违仁者,三月澄然,非思非为、照用无方、纯明无间也。三月之外不无微违,不远及复。孔子发愤忘食,为之不厌,犹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35)
杨简最取颜子(颜回),以其无违于仁,故达至“觉”的最高境地,即“纯明无间”。又如他所说,“仁者,道心常觉常明之称”。这说明在杨简看来,“常明常觉”不仅能够做到,而且其根本的方法就在于“不动乎意”。不难看到,杨简心学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即“常明常觉”和“不动乎意”,本来就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通观杨简论“觉”的话语,将会发现,他论“觉”似乎除了“顿觉”,即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异质的跳跃,是突变”“觉到如此即是如此耳”之外,还有一系列渐修式的“觉”说。它们与杨简的觉悟历程相辅相成,构成一个“觉”的思想系统。这也就是杨简心学“即本体以为工夫”的丰富内涵和潜藏之义。当然,这一系列的“觉”说与他对“觉”的本质规定并不相悖,因为它们大体是基于“有觉”而言的。杨简的这类渐修式的“觉”说,是其觉悟事件乃至其心学之所以独具特色的原因所在,也是其觉悟历程和“觉悟之教”生长的土壤,甚为关键却最容易为学者所忽视。
杨简认为“觉”必须通过“常明常觉”达到“纯明无间”,方为“觉”的完成。因此他告诫道:“孔子以觉为知及之,又必仁能守之。漆雕开虽已觉此不可容言之妙,可曰‘知及’,而用力于仁,蒙养之功,未至纯明。虽颜子三月不违,而三月之外亦或违。虽不远复,终未纯明。”可见,杨简认为孔子既能知及之“觉”,又能守之,而漆雕开与颜子倘若未能“信得及”和“能守之”,那么都不能看作“觉之纯”。在他而言,这种“觉之纯”的状态是一种在“即本体(心体)以为工夫”的长期操存、修习下臻至的境地。杨简将这种境地描述为“永”:
意虑不作,澄然虚明,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此永也。一日意虑不作,澄然虚明,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此一日之永,是谓日至;一月意虑不作,澄然虚明,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此一月之永,是谓月至;三月意虑不作,澄然虚明,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此三月之永。(36)
质言之,“永”之境或“无思无为”之旨是杨简一贯的追求,它是杨简心学视野下论“觉”的最终理想。而他所说的“无思无为”并非“不思不为”“妄思妄为”,而是“知及之”“能守之”吾人之仁心、道心所表现出的妙用云为,如他所指出的,“自古学者率求于无思无为之说,而不悟无思无为之实乃人心之精神妙用”。
经过这种“常明常觉”所达至的“永”之境、“无思无为”之旨,在杨简的诗作中有精练、纯熟的表达:
新年七十七,是虚不是实。我心包太空,有无混然一。比日腑脏作,示病而无疾。凭栏拱翠峰,可咏不可诘。(37)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看,此诗极有可能是杨简最后的诗作。所谓“有无混然一”,正是“觉”之工夫践履与境界涵养通融体透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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