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叶适功利之学的认识论现象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基于此种观念，叶适对《大学》的“格物致知”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从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其中对“诚意”有论述，但未明确述及它与前后两条目之间的关系，而“格物”与“致知”两条目的思想内涵则竟付阙如。这就需要一个“解蔽”的过程，而这个“解蔽”的过程就是解除理学之蔽的过程，从而回到“格物致知”，实现“内外交相成”。首先，叶适要求回到“格物致知”。

“道在物中”，“道至于中庸而止”，是叶适对于这个世界的总的看法，是其功利之学的世界观的基础。既然“道在物中”，那么要认识和把握作为“道”的“天地万物之理”，就应该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去寻求。基于此种观念，叶适对《大学》的“格物致知”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从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程朱理学非常推崇《大学》，以其为“入德之门”“为学纲目”“修身治人底规模”(26) 。《大学》的八条目有一个很明确的先后次序。《大学》对于“由正心而修身”“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由治国而平天下”这五条目之间相邻两条的关系作了思想上的详尽阐释，但是没有对“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诚意”“由诚意而正心”这三条目相邻两条目之间的关系作出思想上的阐释。其中对“诚意”有论述，但未明确述及它与前后两条目之间的关系，而“格物”与“致知”两条目的思想内涵则竟付阙如。这就为后世对《大学》“格物致知”思想的解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其中，程朱理学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影响最大。朱熹根据程颐的思想补上了《大学》这段有关“格物致知”思想的阙文。他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27)

这段话对于程朱理学非常重要，是以“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致知”，它包含了程朱理学之为程朱理学在认识论上的根源。也就是说，程朱理学的思想内容与特点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认识论上的根据。朱熹在这里承认了人有认识能力，事物有可以被人认知之理，并且人可以通过穷尽天下万物所有的理来穷尽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而天下之物无穷，如何能穷尽其理呢？朱熹认为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由已知之理推未知之理，二是由积累认识而至贯通。由理而理，其实就离开了“物”。而“一旦豁然贯通”则类似于佛禅的“顿悟”了。而这两条途径之所以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人心之灵”的妙用。所以，理学必然地要走上极重“心性”的路上去，最终不免于被人视为“道德性命”的“空谈”。于是，在具体的思想实践中，本来有着科学认知因素的“格物致知”也就成了纯粹的道德认知，所格之“物”也便成了讲伦理道德的“事”。格“客观知识之物理”也便成了格“伦理道德之事理”。

叶适对程朱理学这种以“即物穷理”解释“格物致知”的思想，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他说：

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按此篇，心未正当正，意未诚当诚，知未至当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门尔，未至于能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镬不逾，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诗》曰：“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之言亦非也。若以为未能穷理而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至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谓为《大学》之书者自不能明，故疑误后学尔；以此知趋诣简捷之地未能求而徒易惑也。(28)

在叶适看来，《大学》所讲的八条目，都还只是一个“入德之门”，而没有谈到“穷理”，而“穷理”必须以“格物”与“心”“意”之“诚”“正”以及八条目的依次实践为前提条件。所以说，“穷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慢慢积累。他说：“智者知之积。”(29) 也就是肯定认识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而程朱理学也是承认认识的积累的。朱熹在《大学章句》里讲的“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来自程颐的思想。程颐说：“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30) 同样讲究的是积累，叶适与程朱理学有何不同呢？根本性的不同在于叶适讲的是知识性的积累，而程朱理学讲的是道德理性上的积累。知识性的积累每一项都从“物”来，而道德理性上的积累却是可以脱离物而从“已知之理”来。而“已知之理”乃是“人心之灵”作用的结果。因为“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31) ，所以，穷理，最终只要从心上下工夫就行了。对此，叶适批评道：“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尽获也；一造而尽获，庄、佛氏之妄也。”(32) 所谓“一造而尽获”是说理学这种只从心上下工夫以穷理的方法。即如叶适所说：“今世之学，以心起之，推而至于穷事物之理，反而至于复性命之际。”(33) 在叶适看来，这种“简捷”方便之法类似于禅宗的顿悟，知识性的认识上的积累被消解于道德心性的修养之中。而如果没有对事物的知识性的认识，则实际事功、功利如何能实现？

所以，叶适要特别强调知识性的学习，而这种学习要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上下古今全面考察和亲身实践才能实现。所以他说：“将深于学，必测之古，证之今，上该千世，旁括百家，异流殊方，如出一贯，则枝叶为轻而本根重矣。”(34) 这种知识性的学习是要下苦工夫钻研的，是艰难的。叶适说：“今世之士，曰知学矣。夫知学未也，知学之难可也；知学之难犹未也，知学之所蔽可也。”(35) 其实叶适批评的就是当时的理学家们只讲究心性修养上的简捷方便，而不知道知识性的学习之艰难，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而理解了为学之难还不够，还要理解是什么原因障蔽了知识性的学习和认识。这就需要一个“解蔽”的过程，而这个“解蔽”的过程就是解除理学之蔽的过程，从而回到“格物致知”，实现“内外交相成”。

首先，叶适要求回到“格物致知”。而回到“格物致知”，叶适要特别强调的是回到被理学家们忽略的“物”本身。他说：

人之所甚患者，以其自为物而远于物。夫物之于我，几若是之相去也，是故古之君子，以物用而不以己用……自用则伤物，伤物则己病矣，夫是谓之格物。《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不以须臾离物也。夫其若是则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有一不知，是吾不与物皆至也；物之至我，其缓急不相应者，吾格之不诚也。(36)

这就是说，要对这个世界有所认识，就片刻都不能离开物，要以我就物，就事物本身去认识事物。不就事物本身去认识，就想实现朱熹所谓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是不可能的事。理学思路的一大弊病就在于　　

“远于物”。认识要与事物本身的情形相符（“验”），认识不到位就是因为与事物本身的情形“不相应”。所以，一切都要以事物本身为转移。圣贤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做到“不恃其力之足以致物，而忧其心之未能通物”(37) 。(www.chuimin.cn)

其次，认识需要“内外交相成”。对于认识的实现而言，上文所言“格物致知”强调的是“物”，即从认识对象的角度来说的，而认识的实现还要从认识主体之认识能力的角度来看。叶适所谓“内外交相成”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是把认识能力分为了内外两种。他在评论《孟子》“心之官则思”时，提出了这一思想。

按《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故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貌言亦自内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38)

“耳目之官”是外在的认识器官，“心之官”是内在的认识器官。“耳目之官”的认识能力是“聪明”，“心之官”的认识能力是“思考”。叶适的这一思想已经有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别的意识。他说：

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39)

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方者为良医，尽观而后自为之，故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40)

“考详天下之事物”需要具体而细致的观察，主要是通过耳目之官的作用形成感性认识；“折衷天下之义理”需要抽象概括的思考，主要是通过心之官的作用形成理性认识。“观众器”“观众方”之“观”是耳目之官的作　　

用，“尽观而后自为之”则需要自己“心之官”的思考概括形成自己的理解才不会泥古。可见，叶适已经模糊地产生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想，不过尚不十分明确。因为他尤重由耳目之官得来的感性认识，要以之为“首”，并不强调两者之间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因为一旦强调这个上升的过程，那么感性认识就会从属于理性认识，而有可能弱化感性认识的作用，为理学“专以心性为宗主”(41) 的思路张本。所以，叶适强调的是内外两种认识能力是平行的，而且“内外”要“交相成”，相互依赖，不能独立形成认识。在外者要“入以成其内”，在内者要“出以成于外”。也就是说，在内的心之官的思考需要在外耳目之官的观察来成全，其实就是理性认识需要感性认识提供思考的材料；在外的耳目之官的观察需要在内的心之官的思考来成全，其实就是感性认识需要理性认识的促成。在这里，理性认识不是对感性认识的提升，而是形成感性认识的一个条件。两者可以有首次、先后的关系，但没有上下提升的关系。也就是可以以感性认识为首为先，以理性认识为次为后。在认识能力上以外在的耳目之官的认识为首，正是叶适对“格物致知”重外在客观之“物”思想的贯彻。所以，叶适认为：“致知格物在心、意之先，为大学之要。”(42)

叶适的“内外交相成”思想是针对认识能力提出来的，即是将人的认识能力分为内外两种，目的在于强调从事物本身的情形来认识事物。但他同时又从另一种角度阐发了认识上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即以人的整个包含内外的认识能力为内，而以“物”为外。这又是“内外交相成”的一种内涵。他说：

今日存亡之势，在外而不在内；而今日堤防之策，乃在内而不在外。(43)

时自我为之，则不可以有所待也；机自我发之，则不可以有所乘也。不为、则无时矣，何待？不发、则无机矣，何乘？(44)

“存亡之势”即事物本身的客观情形，“堤防之策”则是人提出解决问题的主观方案。而方案的形成要经过以耳目之官的认识为先导的内外两种认识能力的作用。虽然存亡之势“在外不在内”，堤防之策“在内不在外”，但堤防之策的形成要以对存亡之势的认识为首要前提。而一旦形成此策，就应该积极实施，而不能消极等待。所谓“自我为之”“自我发之”，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积极行动的主观能动性。行动是发于外的，但积极从事则需要内在的动力。所以，不仅是内在的认识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外在的行动亦是如此。这样一种思想不但在当时矫理学欲“安坐感动”天下之弊，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之际重习行的实学思潮。

中国哲学通史：叶适功利之学的认识论现象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