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事功之学：历史观与人性论

上文提到，陈亮是在与朱熹的书信辩论中展开他的事功学说的，而辩论的主题之一是历史道德问题，由此牵涉到义利、王霸以及天理人欲等方面的理论之争。同时，也可以这样说，陈亮对于事功之学的论证是在历史观和人性论等问题上展开的，或者说历史观和人性论是集中展开和表现其事功之学的两大论域。因为是从道德评判的角度讨论历史问题，而道德涉及人性，所以其历史观与人性论这两个论域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

北宋程颢就已经以道德的观点来评论三代与汉唐的历史了。他说：“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35) 顺理，就是顺乎天理。“把持天下”，就是以谋略、以力、以霸道经营天下，而不以道德治理天下。这种观点到陈亮之世，被理学家们进一步推进并明确概括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36) 。意思是三代圣王纯粹以道德治理天下，开创了三代的盛世；而汉唐虽然也很强大，亦是“极其盛”，却是专以人欲之私来治理的，因而不足为训。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发展观，一是历史评价论。而历史之发展又有赖于历史评价的标准。从某种评价标准看，历史可能是进步的，如果从另外一种评价标准看，同一段历史又可能是退步的。所以，要理解历史的发展，就要看历史评价标准。宋儒是以道德作为历史评价标准的。合乎道德就是进步的，不合乎道德就是落后的。因而三代是进步的，汉唐是落后的，尽管汉唐创造了很多的物质财富，有很大的事功。陈亮虽然也承认三代之盛，承认三代以天理行，但他反对贬低汉唐，他认为汉唐是可以接续三代道统的，汉唐的事功从总体上也是合乎天理，合乎道德的。陈亮的学问和思想本是从历史入手，他自己心中亦充满了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向往之情。我们从陈亮对历史的认识，尤其在他与朱熹关于历史看法的书信讨论中，可以知道陈亮对历史有如下看法。

其一，历史是在变通中绵延的，义理上的道统不会中断。历史是在时间中绵延的，这种绵延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理解。一讲到历史在时间中绵延，我们就会想到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其实变化和发展是两个概念，发展固然内涵着变化，而变化却未必是发展。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古代哲学家是不大讲历史的发展观的，也就是说没有明确的关于历史是在进步这样一种观念。古人讲得更多的是循环的历史观、变化的历史观，还有倒退的历史观。

朱熹就是倒退的历史观的代表，他就明确主张汉唐不如三代，因为朱熹判断历史是否倒退的标准是道德。道德一进入现实就不纯粹，就夹杂着人欲。纯粹的道德只能在理想中。汉唐的历史载诸史册，朱熹从史册上看到的历史，也是我们能看到的历史。朱熹如此评论汉高祖之取天下：“汉高祖取天下所谓仁义者，岂有诚心哉！其意本谓项羽背约。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谓缟素发丧之举，其意何在？似此之谋，看当时未必不是欲项羽杀之而后罪之也。”(37) 朱熹又认定：“唐太宗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38) “唐太宗分明是杀兄劫父代位，又何必为之分别说！”(39) 那些所谓的道德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往往并不那么光彩，于是就只有塑造一个上古三代的理想之世以保障道德的纯粹性，这就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对于历史的基本态度。上古三代史料不足，正好便于儒家根据自己的理想来塑造。正如陈亮指出的，上古三代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因为经过了孔子的删述，“而后三代之文灿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诬矣”，后人只知道尊慕之，“而不知孔氏之劳盖若此也”。(40) 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观，不如说是一种道德观。若以历史观视之，“三代”之后的历史似乎是倒退的，但这种想法在现实上又未尝不具有进步的作用。即，人们怀抱希望，将“三代”的理想作为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努力践行之，此亦正如宋儒以接续道统为自己的宏愿。

理学家认为，三代的道统在汉唐是中断了的。陈亮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道统在汉唐并没有中断。他说：“夫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41) 后世对上古圣王的义理心传，虽然有可能做得不好，但不可能一直泯灭；后世对上古理想的制度，虽然继承得不好，但也不可能全都废弃。朱熹认为，既然是“无常泯”，那就会“有时而泯”；既然是“无常废”，那就是“有时而废”。这个“有时而泯”“有时而废”之时，就是汉唐之时。正因为汉唐把道统中断了，所以朱熹才提出要超越时代，把上古圣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接续下来。道心就是义理之心，人心就是利欲之心。陈亮和朱熹都承认道的永恒性，可是朱熹却说汉唐把道统给中断了，那么道的永恒性何在呢？这是陈亮提出的诘难。在朱熹看来，道统中断了，不等于道消亡了。道依然“未尝息”“未尝亡”，不但永恒地存在于那里，而且还超越了具体的汉唐时代。陈亮认为，道的永恒存在不可能是一种超越具体事物和时代的永恒存在，道的永恒存在必在具体的事物和时代之中。所以，他一定要充分肯定汉唐的意义，否则道不能延续。

由此，朱熹认为陈亮是：

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而其所以为说者，则不过以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必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说此不是义理。(42)

朱熹对陈亮的评论是准确的。但我们不要由陈亮“推尊汉唐”和“贬抑三代”，就认为陈亮所持的历史观是进步、发展的历史观。我们现代讲发展，往往以经济发展水平高，创造财富多为标准。但即使是重事功如陈亮者，也没有以汉唐规模宏大、经济发达，就判定为比三代进步和发展。他之所以要“推尊汉唐”，是因为宋儒贬之太甚；他之所以要“贬抑三代”，是因为宋儒尊之太过。他认为三代的人不能都无利欲之心，而我们现代将三代看得如此洁净，是因为“经孔子一洗，故得如此净洁”(43) 。汉唐固然多有利欲，但也不能说全是利欲都无义理。但他还是肯定，三代是理想之世，是做得尽者，汉唐是未做得尽者。陈亮没有明确的历史之为发展抑或倒退的观念，但有历史之为变化、变通的观念则是非常明确的。他说：“自麟止以来，上下千五六百年，其变何可胜道，散诸天地之间，学者自为纷纷矣。”(44) “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周公“变通之理具在”。(45)

其二，充分肯定英雄人物的事功对于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以霸道通于王道。陈亮承认历史的变通，是为他对历史霸道事功之承认作准备的。因为世异时移，上古圣王亦不能不用霸道以成就事功、安定天下。他举例说：

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武庚挟管蔡之隙，求复故业，诸尝与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违众议，举兵而后胜之。夏、商、周之制度定为三家，虽相因而不尽同也。五霸之纷纷，岂无所因而然哉。(46)

《论语》曾记载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因为他匡扶天下、造福百姓，所以孔子对他的功业赞赏的，并许以之“如其仁”。由此，陈亮认为孔子也是承认一定形式的霸道的，这样的霸道是与王道相通，可以助成王道。为此，他为汉高祖和唐太宗“谋位”的霸道行为辩解，说他们本意不在帝位，只是为了推行仁政才去谋求帝位。“彼其初心未有以异于汤武也……虽或急于天位，随事变迁，而终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则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矣。”(47) 陈亮并不承认自己是王霸并用论者，他还是承认王道是根本，霸道是实现王道的手段。因为以王道为根本，所以霸道虽杂有人欲之私，但不是专任人欲之私，而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的善的目的，所以霸道的行为也就有了其合理性。在王道之下承认霸道行为的合理性，也就是承认事功的合理性。这与朱熹把霸道与王道截然对立起来并否定霸道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正是针对理学家这样一种思维取向，陈亮才要极力肯定霸道和事功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价值。

能成就大功业的是英雄人物，陈亮特别重视历史英雄人物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他认为，“道在事中”，英雄人物正是“道”行之于现实事物世界的担当者，是他们使得道永恒不息。他说：

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48)

这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意义，既与他“道行于事物之间”的世界观和事功学说相符，同时对其所处时代也是极有针对性的。他的事功学说本就有强烈的现实经世的指向，他希望有气概的人奋起挺立担当这个世界，有所贡献于国家社稷，建立自己的事功。

从历史和社会现实来看，陈亮的事功之说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为什么朱熹要极力反对呢？就是因为在朱熹看来，陈亮的事功学说内在地有一条线索，即关于人性的看法，义有未安。这条线索与历史、社会、现实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它诉诸人类个体却又通于人类全体，而具有普遍性。前面所论道物、事功、义利、王霸，无不有一个人性、道德修养的问题或明或暗地藏于其中。

陈亮毕竟是儒家，其事功之学也毕竟是儒家理学自身的发展，所以，尽管说王说霸、说义说利，谈治国理政以安天下，尽管他总是试图摆脱理学家那种性命义理之学的束缚，但他在骨子里头还是以性命义理之学为根本。这从他对最高范畴“道”的进一步具体的界定就可以看出来。他说：

夫道岂有他物哉，喜、怒、哀、乐、爱、恶得其正而已；行道岂有他事哉，审喜、怒、哀、乐、爱、恶之端而已。(49)

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从容乎声、色、货、利之境，以泛应乎一日万机之繁，而责事之不效，亦可谓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甚惧也……盖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间不容发，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50)

这不是与他所批评的理学家同一论调吗？确实，由此可以看出，陈亮依然是道德义理为本的，只不过他同时还要对事情“责之以效”，也即要求事功。在这里，他认为事功与道德的关系是：没有道德就不会有事功。这与上文论及的“事功有理”在逻辑上是相符的。因为“无道德即无事功”在逻辑上等价的逆反命题就是“有事功必有道德”。可是，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的，实际情形是有事功未必有道德，这个现象陈亮在论正御正射那一段也已经注意到了，却忽视了它在理论上的逻辑关系。他心里所想其实是：有道德则必会有事功。还是以道德为本，也就是以义理性命为本。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性命说”：

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富贵尊荣，则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长之为听。君长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叙五典，秩五礼，以与天下共之。(51)

这与理学家一样是要求作道德修养的。可是当朱熹对陈亮期之以“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52) 时，为何陈亮被激怒，以“腐儒之谈”目之，反过来希望朱熹做“一世人物”(53) 之英雄呢？因为他的人性论思想毕竟与其他理学家们不一样。陈亮是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的。道德修养也必然是“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他在《勉强行道大有功》这篇文章中特别论及了孟子是如何循循善诱，将齐宣王的好色、好货、好勇的自然欲望转化为善，扩充为仁义道德之心的。这与完全否定人的自然欲望的“惩忿窒欲”之修养自然是不一样的。也正是由于对人的自然欲望之合理性的承认，对社会事功之讲求也就有了自然人性的基础，社会事功正是人的自然欲利之心的一种体现和推扩。可见，陈亮是极希望通过性命道德的修养使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起来的。在他看来，能如此统一起来的人，才能叫“成人”。只是安坐不动地修养，以醇儒自律，毫不理会世事，毫无事功，实际上是偏枯的人生，是腐儒。

不可否认，陈亮的思想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的道德性理学说是一种冲击，因为它揭示了性理学说的根本弊端，但同时也显示了他自己的事功学说的根本局限。性理学说为了高扬人的道德本性，使之成为每个人得以存在的普遍的道德基础，就要竭力使道德纯粹化。所以朱熹说：“盖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断或续，固宜如此。至若论其本然之妙，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是以圣人之教人，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立心之本，当以尽者为法，而不当以不尽者为准。”(54) 现实情形是，人往往是天理人欲并存的。但是若从理想的状况来说，只能依靠纯粹的天理，而一毫不能依靠人欲。人有人欲是现实，但这不是可以依赖人欲的理由。人欲是不可恃的，若恃人欲则会导致堕落，而天理是足够让人依赖而无一毫害处的，所以要主张天理、依赖天理。只有依赖天理，依天理行事，人性才能向上、才能光明。而且朱熹主张：“‘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55) 为什么不必求之于古今王伯之迹呢？因为古今王伯之迹是历史上的现实，历史的现实是充满着人欲的，不容易使人在读了后有人格上的提升。所以朱熹是反对读史的，还说陈亮就是被读史给害了。他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56) 所以，道德修养只要反身内求就行了。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此可以达到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的道德，而杂有人欲的道德是不具备这样一种普遍性的。由此可以看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忽略了历史、社会情形，完全是由个体而通之于普遍人性，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就必然会导致空谈性命、不理世事之弊。陈亮之事功学说正欲矫此之弊。但是陈亮之重历史社会和现实事功，又必然要承认和依赖于人的自然欲望，不能不于人性问题上有所妥协，不能不于理想的道德价值上有所让步。所以，尽管陈亮在主观上不想以成败论是非，但在客观上，他的事功学说必然会导致以成败论是非。概言之，陈亮的事功学说本欲纠理学之弊，在历史和社会现实领域开辟一条新路，但可以看出，他的问题和论域依然没有超出理学的樊篱，所以在理论上举步维艰。而在事功理论这条道路上，叶适显然比他走得更远些。

(1) 周密：《道学》篇，《齐东野语》卷一一，第202页。

(2)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第162—163页，长沙，岳麓书社，2011。

(3)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东莱学案》，《宋元学案》第3册，第1676页。

(4)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周许诸儒学案》，《宋元学案》第2册，第1134页。

(5)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荥阳学案》，《宋元学案》第2册，第902页。

(6) 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增订本），第3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叶适：《龙川文集序》，《叶适集》，第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8) ④《宋史·陈亮传》卷四三六，第12929页。

(9) 陈亮：《酌古论序》，《陈亮集》（增订本），第50页。

(10) 陈亮：《论正体之道》，《陈亮集》（增订本），第30页。

(11) 《宋史·陈亮传》，转引自《陈亮集》（增订本），第547页。

(12) 陈亮：《英豪录序》，《陈亮集》（增订本），第240页。

(13) 《宋史·陈亮传》卷四三六，第12938页。

(14) 陈亮：《六经发题·书》，《陈亮集》（增订本），第103页。

(15) 陈亮：《六经发题·诗》，《陈亮集》（增订本），第104页。

(16) 陈亮：《勉强行道大有功》，《陈亮集》（增订本），第100页。

(17) ②陈亮：《与应仲实》，《陈亮集》（增订本），第319页。

(18) 陈亮：《勉强行道大有功》，《陈亮集》（增订本），第102页。(www.chuimin.cn)

(19) 陈亮：《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增订本），第340页。

(20) 陈傅良：《致陈同甫书》，转引自《陈亮集》（增订本），第393页。

(21)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二程集》上册，第124页。

(22) 朱熹：《与延平李先生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08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3)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七，《二程集》上册，第176页。

(24) 《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六，第25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25) 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增订本），第345页。

(26) 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第31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7) 陈亮：《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增订本），第340页。

(28) 陈亮：《六经发题·书》《陈亮集》（增订本），第103页。

(29) 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增订本），第348页。

(30) 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增订本），第9页。

(31) 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陈亮集》（增订本），第271页。

(32) 陈亮：《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增订本），第339页。

(33) 陈亮：《勉强行道大有功》，《陈亮集》（增订本），第101页。

(34) 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陈亮集》（增订本），第271页。

(35)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二程集》上册，第127页。

(36) 陈亮：《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增订本），第340页。

(3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第3210页。

(38)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五，第3219页。

(3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七，第3259页。

(40) 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增订本），第344页。

(41) 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增订本），第345页。

(42) 朱熹：《寄陈同甫书》，转引自《陈亮集》（增订本），第363页。

(43) 陈亮：《又乙巳秋书》，《陈亮集》（增订本），第352页。

(44) 陈亮：《三国纪年·序》，《陈亮集》（增订本），第177页。

(45) 陈亮：《六经发题·周礼》，《陈亮集》（增订本），第104页。

(46) 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增订本），第344页。

(47) 陈亮：《问答》上，《陈亮集》（增订本），第34页。

(48) 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增订本），第345页。

(49) 陈亮：《勉强行道大有功》，《陈亮集》（增订本），第101页。

(50) 同上书，第100—101页。

(51) 陈亮：《问答》下，《陈亮集》（增订本），第42页。

(52) 朱熹：《寄陈同甫书》，转引自《陈亮集》（增订本），第359页。

(53) 陈亮：《又癸卯秋书》，《陈亮集》（增订本），第336页。

(54) 朱熹：《寄陈同甫书》，转引自《陈亮集》（增订本），第364—365页。

(55) 朱熹：《寄陈同甫书》，转引自《陈亮集》（增订本），第360页。

(5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三，第29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