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的理与心-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吕祖谦认为，这要落在圣人之身或圣贤之心与万民之心之“如一”上。

吕祖谦的哲学思想深受其家学的影响，而其家学之渊源深植于二程之学。例如，吕希哲曾拜程颐为师，而吕好问、吕切问受业于程氏门人尹焞，吕本中则求教于杨时、游酢和尹焞。吕祖谦本人的老师中也有不少深深浸润于理学的学者。因此，在吕祖谦的思想中，理学思想是首先要重点予以介绍的。

一、理

吕祖谦接续二程，尤其是程颐（伊川）的“天理”论，亦以“天理”或“理”为其最高的“本体”(4) 范畴。概括起来，吕祖谦思想中的“天理”或“理”有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理”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世间万事的至上法则。作为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实然之理”是“天地万物所同得”，“圣人与天地万物同由之也”(5) 。他说：

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一气之春，播于品物，其根其茎，其枝其叶，其华其色，其芬其臭，虽有万不同，然曷尝有二气哉！理之在天下，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兄弟则为友，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随一事而得一名，名虽至于千万，而理未尝不一也。(6)

这就是说，理像元气造成万物的各种表现（根茎、枝叶、花色、芬臭）一样，创造天下各种各样的事物，成为世间各种事情——孝、忠、友、敬、肃，以及其他种种实践的根据或行动的指南。

其次，理完满自足、周流不息、万世不易、永恒长存，并存在于天下万有之中。吕祖谦说，“极正之理，增分毫则为赘，过分毫则为过”，“至理之极，不可加一毫人伪于此，而犹有行焉，则乃妄而有眚矣。天理所在，损一毫则亏，增一毫则赘。无妄之极，天理纯全，虽加一毫不可矣”(7) 。意思是说，天理是自足、完满的，对于“极正”的天理，任何的人为增损都是不合适的，“天理上不可添一件，添一件则是安排，其入人必有限量”(8) 。不仅如此，天理还“与乾坤周流而不息”(9) ，任凭血气赫然勃然，也不能使天理有一毫之损。它不因天下之有道或无道而或存或废。“道初不分有无时，自有污隆。天下有道时，不说道方才有。盖元初自有道，天下治时，道便在天下；天下无道时，不说道真可绝。盖道元初不曾无，天下不治，道不见于天下尔。”(10) 这里，吕祖谦说，“天下无道”并不是真的“无道”，而只是“道”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不过，由此也可以见得，“天理”是可以被遮蔽而不能表现出来的，当“忿戾之时，天理初无一毫之损也。特暂为血气所蔽耳”，也就是说，“天理”是可以被血气障蔽的，但即使这样，天理也仍然“在”而不绝。吕祖谦说，“庄公自绝天理，天理不绝庄公”(11) 。“道”或“理”不仅永恒存在，而且“遍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大抵天下之至理，浑浑乎在天地万物之间，人自以私意小知阻隔障蔽。舜……则无工夫，洋洋在天地间，与天地同体”(12) 。总之，“天理之自然本不会失”(13) ，其无始无终、不生不灭，大行不加、穷居不损，是常在与遍在。

第三，“理”只有一个，却有万千不同的表现。这也就是说，在“理”与万物的关系上，吕祖谦也坚持“理一分殊”的立场。他说：

天下事有万不同，然以理观之则未尝异。君子须当于异中而求同，则见天下之事本未尝异。(14)

意思是说，天下万物、世间万事，虽然千差万别，但若从“理”的角度看，其实质并无不同，而终归本于“理”。“理”是万事万物的本质。

当然，吕祖谦谈“理”，对宇宙论或生成论的兴趣不大，要之，还是要落脚于人生的修养和社会国家的治理。因此，吕祖谦把社会和人生的法则，即“典”提升到“理”的高度，并说“典即万世常行之理，能如此（即率厥典—引者注）则能奉顺天命矣”(15) 。“典”就是“万世常行之理”，遵循典与理，就是奉顺或遵循天命。“命者，正理也，禀于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谓命也。使太甲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16) 也就是说，遵循天命、正理，王权可以得到稳固，个人可免于祸患。

如何能知道天命、正理呢？吕祖谦认为，这要落在圣人之身或圣贤之心与万民之心之“如一”上。因为对吕祖谦来说，“圣人身便是天命”（《严修能手写宋本东莱书说·汤誓》），而“圣贤之心，与万民之心如一，则公心也。公者，天之心也”（《增修东莱书说·汤诰》）。因此，吕祖谦坚持一种“天人无间”的观念。在这里，他所说的“天”，并非指“覆物之天”，而是“无外”的、至大而无所不包的“义理之天”。他认为，人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或顺或逆、或向或背，均是由这种“义理之天”约束和支配的。他说：

抑不知天大无外，人或顺或违，或向或背，或取或舍，徒为纷纷，实未尝有出天之外者也。顺中有天，违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取中有天，舍中有天，果何适而非天耶？……人言之发，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无动非天，而反谓无预于天，可不为大哀耶！(17)

在这笼罩一切的“天”之下，人的“能动性”也被收摄于其中。然而，此处的问题是，吕祖谦究竟是抬高了人，以人来规定天，还是贬低了人，埋没了人的能动性？抑或是发挥能动性便是“人之天”？正如吕祖谦自己所说：

凡出于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止者，土之天也。(18)

这意思是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天”，土之天是止，水之天是动，人之天或许也就是以其“仁心”发挥能动性而与“天理”同一。

人因何能发挥其能动性而与“天理”同一？吕祖谦一方面认为“圣人身便是天命”，另一方面又认为，凡人“求（学）舜”，当于“目之所见，身之所履”求之。他说，“大抵惟是识圣人者，方始说得圣人分明，若不识圣人者，皆不敢于平常处看圣人。惟孟子识圣人破，故敢指日用平常事言圣人”。而像那些“不见圣人”的人，只好用“聪明渊懿，冠乎群伦”这样的大言语（大词）来包装。(19) 至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吕祖谦说，其根据就在《尚书·大禹谟》中的“汝惟不怠”，他进一步解释说，“‘天行健’，天之不怠也。圣道运而无积，圣人之不怠也”。具体而言，“尧之所以为尧，允恭克逊尔。舜之所以为舜，温恭允塞尔”(20) ，这就意味着圣人也在凡人之中，圣之有别于凡不在其“聪明渊懿，冠乎群伦”，而在其“允恭逊塞”且“不怠”。(www.chuimin.cn)

而不懈怠地“允恭逊塞”，其关键在于“心”。

二、心

吕祖谦不仅受到二程“天理”说和朱熹“心即性、性即理”的影响，同时也（更）认可陆九渊的“心即理”的观点。一般可能会认为，“心即性、性即理”与“心即理”从根本上说没有差别，都同属道学；他们的差别只在于“工夫论”方面。对于这个观点，我们要需要辩证地看：朱、陆虽同属道学，但他们在本体与工夫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别。对于陆九渊来说，心就是理，是本体；但对于朱熹而言，心并不即是性（理），而是凑泊地与理合一。

但在吕祖谦这里，“心”也是本体，而且，“心”作为本体，与“理”本一，而非凑泊式的合一(21) 。然而，问题是，“理”与“心”毕竟是两个范畴，虽然从其内容意义上可以说二者“本一”，但是，它们终究还是应该有所区分，所以，探讨“心”的含义及其与“理”的关系，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论题。

首先，吕祖谦的“心”，不仅是“我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心，而且是天、是神、是道。他说：

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乌可舍此而他求哉。(22)

既没有心外之天，也没有心外之神，因此，不能舍心而外求“天”与“神”，同样，“心”与“道”之间的同一是“无待”的。吕祖谦说：

举天下之物，我所独专而无待于外者，其心之于道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心苟待道，及已离于道矣。待道且不可，况欲待于外哉！(23)

当然，这确实只是一种“理想的应然状况”。历史和现实中多有让“心”待于道、待于血气甚至待于外而不出于我者，则其“有所慕而作”“有所畏而止”之“为善”“既无本矣”。“无本之善，朝锐夕堕，是乌可恃耶！”吕祖谦此处所说实际上是反映了“圣贤”与众人的差别：

气听命于心者，圣贤也；心听命于气者，众人也。凡气之在人，逸则肆，劳则怠，乐则骄，忧则慑，生则盈，死则涸，气变则心为之变，有不能自觉焉。(24)

无论圣人还是“众人”，“心”都与天、神、道同一。但圣贤与众人的差别，就在于圣贤能“以心御气”、其志为“气之帅”而气为心之役。所以，吕祖谦说，“圣贤君子以心御气，而不为气所御，以心移气，而不为气所移”②，使其心自若而与天理神复归于一。

其次，吕祖谦的“心”，是“神明之舍”，备万物而映照万物。他继承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并进一步发挥说：“圣人备万物于我，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来之宙，聚散惨舒，吉凶哀乐，犹疾痛痾痒之于吾身，触之即觉，干之即知。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因我心兼备万物，因而亦能映照万物，甚至万物“皆吾心之发见”。他接着说：

仰而观之，荣光德星，欃枪枉矢，皆吾心之发见；俯而视之，醴泉瑞石，川沸木鸣，亦吾心之发见也；玩而占之，方功义弓，老少奇耦，亦吾心之发见也。(25)

在这里，他提出像“荧惑”这样的不祥之星与“景星”“岁星”等德星或像彗星（欃枪）与流星（枉矢）的交替出现(26) 、醴泉瑞石与川水沸腾、树木鸣叫等自然或不自然的现象，都是“吾心之发见”，而龟卜蓍筮，也不过是验证“心”的先断。因此，吕祖谦接着说：“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龟既灼矣，蓍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变，乃吾心之变。心叩心酬，名为龟卜，实为心卜；名为蓍筮，实为心筮……蓍龟之心，即圣人之心也。”这实际上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感应的，“我（心）”不仅兼备万物，而且万物的变化运行也备于我（心），上下四方、古往今来、聚散惨舒、吉凶哀乐等之于我（心），就像疾痛痾痒之于我（身），一旦触及便能觉察、一旦干犯便能知晓。由此可知，“心”就是万事万物（因此当然也包括“吾身”）的主宰。

最后，由前文对“心”的陈述可知，“心”不仅主宰和支配“气”，而且囊括了整个宇宙，故有“圣人之心，万物皆备，尚不见有内，又安得有外耶！史，心史也；记，心记也”(27) 之说。当然，此处所说的“心”其实很难直接就说是“人的主观意志”，毋宁说，它是世界上能动的力量，是能动的道德之力、道德之理。因此，吕祖谦强调，唯有本之善才是可以依赖的，那种因为畏惧“简册之毁誉”而造成的“善”，是“以物制心”“以外而制内”的结果，是“果待于外”的，它将使“善行”依赖于“幸而”发生的“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否则，纵有左右之史以记言动，亦不过残编腐竹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吕祖谦才说，史是心史，记是心记：史、记只对具善心、善意的人才具有史、记的意义，并真正成为史、记。

从这个意义上讲，吕祖谦其实是把“心”当作是具现“理”“天理”“天命”的能动力量，尤其是能动的道德之力，因而，其内在又包含着道德之理。人的所言所动、所思所想、修养教化，都是为了存守自己的“本心”，使其能真正具现天理、天道。

吕祖谦的理与心-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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