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心迹不二论的重要性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心迹论正是偏重于从客观面立意的道物论落在人之主体自身方面而言。胡寅坚持源流一贯、表里一如、名实相符的观点，从而力主心迹一体不二之论，强调心迹的内在统一性、不可分割性。这就充分表明心迹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因此，胡寅所主张的是以心（仁心）为本的心迹不二论，这是正确合理的取向。因为表露于外的“迹”即是隐藏在内的“心”的显现，内与外、心与迹是一致不二的。

胡寅的中道观不仅体现在其道物论中，而且也可以通过其心迹论来展示。心迹论正是偏重于从客观面立意的道物论落在人之主体自身方面而言。既然道物论与心迹论是根本一致的，即皆贯穿着中道思想，而胡寅在道物论中坚持以道为本，并十分注重道物之间的圆融性（道物一体），那么在心迹论中，他必然主张以心为本，并强调心迹之间的统一性（心迹不二）。(57)

在胡寅的心迹论中，“心”主要是指人之内在固有的道德本心，但有时也就统摄人的认知、情感、意志、欲求、思想观念等内容的经验实然之心而言；“迹”则是指人之表现于外的言行举止或行事作为及其所产生的结果。二者被视为源与流、里与表、实与名的关系。胡寅坚持源流一贯、表里一如、名实相符的观点，从而力主心迹一体不二之论，强调心迹的内在统一性、不可分割性。他指出：“夫天人无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学也。”(58) 而他之所以认为心迹不可相离，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认识：

其一，心为迹之本。在胡寅看来，“心”是“迹”产生的根源，“迹”以“心”为本。他说：“尧、舜、禹、汤、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轲之道昭觉万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则人与物皆蒙其福，背之则人与物皆受其殃，载在方册之迹著矣。其原本于一心，其效乃至于此，不可御也。”(59) 此处尧、舜、禹、汤、文、武衣被天下之德，即是仁德；仲尼、子思、孟轲昭觉万世之道，即是仁道。胡寅认为，凡是君王依循仁道行事则可以造福天下苍生，背离仁道作为则会祸害天下生灵，相关事迹在书册之中都有明显的记载。而人君为政治国之所以会产生“人与物皆蒙其福”与“人与物皆受其殃”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君心仁与不仁。也就是说，人君本于仁心而行，则可以造福天下；本于不仁之心（非本心不仁）而行，则会祸害天下。可见，为政者的行事作为（迹）如何取决于（或根源于）其心仁与不仁。这就彰显出迹本于心之意，即所谓“其原本于一心，其效乃至于此”。

正因为君心仁与不仁对于为政治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所以“正心”或“格君心之非”便成为治道之根本。胡寅云：“乾坤之元，万物所资；而人君治国，正心为本也。万物资焉，其仁普矣；心无不正，其仁不可胜用矣。”(60) 此即主张以正心为人君治国之本。而人君正心也就是要革除君心之非以显明人之本心（仁心善性），亦即孟子所谓“求放心”。胡寅又云：

莫难强如怠心，莫难制如欲心，莫难降如骄心，莫难平如怒心，莫难抑如忌心，莫难开如惑心，莫难解如疑心，莫难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君心怠则强之，欲则制之，骄则降之，怒则平之，忌则抑之，惑则开之，疑则解之，偏则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则善日起，恶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浊则流污，源清则流洁，古之人所以恶夫逢君之恶者，为病其源也。(61)

在他看来，“君心之非”乃是人君放失其本心所造成的，如果能够将怠惰、私欲、骄傲、愤怒、忌妒、疑惑、偏邪等君心之非革除掉，以使人君之本心常存而不放失，那么就可以兴善去恶，从而治国安邦。他还将君心与人君为政治国的事迹比作水源与水流的关系，认为水源浑浊则水流必污秽，即君心不仁则必行恶政；水源清澈则水流必洁净，即君心仁则必行善政。这就凸显出君心仁善与否对于为政治国所产生的根本性作用。而在这里，心与迹被视为源与流的关系，此即表明迹根源于心，乃是由心所生发。胡寅之“心澄迹自洁”(62) 与“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诸内必形诸外”(63) 等说法，也都可以体现出这一点。既然心为迹之本源，那么由仁心则必然产生善迹，由不仁之心则必然产生恶迹。所谓“根诸良心必形诸仁术”(64) “存诸心者仁，则形诸事者义”(65) ，以及“心不仁则事不义”(66) “心体既差，其用遂失”(67) 正指明此意。由此可知，心与迹具有明显的内在一致性（或统一性），并非可以截然分割的两物，且心对于迹具有决定性、统摄性和主宰性。依胡寅之见，以仁心为本的心迹一体论正是儒学的基本特质，而佛、道、玄等诸家的学说则都存在着心迹分离的弊病。他说：“佛之术以慈为先，而其行则忍；其道以空为至，而其迹则泥。虽泥而观之以空，虽忍而号之以慈，盖名实不相副者也。圣人之道则异乎此矣。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实有是事，故实有是德。表里同符，隐显一致，所以能成己而成物也。”(68) 这就是站在心迹不二的立场上来辟佛立儒，指出佛氏之学存在割裂心与行或道与迹之统一性的问题，而儒家之道则是心迹一体不二，即实有是心（仁心）则实有是事（善迹），实有是事则实有是德，心与迹是内外一如、隐显一致的。这就充分表明心迹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当然，这种统一是以心（仁心）为本的统一，“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即可以体现出“心”的根本性地位。因此，胡寅所主张的是以心（仁心）为本的心迹不二论，这是正确合理的取向。唯有先立定根本，确立原则，明确方向，才能实现心迹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统一。(www.chuimin.cn)

其二，迹为心之显。在心迹论中，胡寅不仅从心为迹之根源的角度来凸显心迹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而且也从迹为心之显现的方面来强调心迹之间的根本一致性。他在批评佛教时说道：

师之为名，教我而我效法之者也。兴于鸠摩罗什，师其言乎？则梵语胡言，译而后明，非所以出教令、修法度也。师其行乎？则不饮酒，不茹荤，非所以待臣下、训军旅也。师其威仪乎？则髠首偏袒，服坏色衣，非人君所当为也。师其道乎？则无父子、夫妇、君臣，三纲沦绝，非治国所当用也。抑曰：“吾遗其外而师其内，舍其迹而师其心乎？”则外者内之表，迹者心之显，非有二致也。(69)

在他看来，佛教的言行、威仪、道法等一切内容都是违背为政治国之常道的，人君不应当去效法。如果舍弃其言论行事和威仪法度等具体表现（迹），而只是效法其内在精神（心），那么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表露于外的“迹”即是隐藏在内的“心”的显现，内与外、心与迹是一致不二的。可见，“心”是通过“迹”来显现其自身的，“迹”即是“心”本身的呈现、发用。既然“迹”是“心”之具体表现，那么也就可以“以迹揆心”(70) 。由此可知，胡寅既充分肯定了“心”对于“迹”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颇能正视“迹”对于“心”的重要性，即“迹”能使“心”得以具体、真实地呈现。而他说“外者内之表，迹者心之显，非有二致”，则主要是为了强调心迹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不可分割性。

胡寅正是从心为迹之本和迹为心之显两个方面来把握心迹之间的统一性的，这也是他力主心迹不二之论的根本理据所在。胡寅对于佛、道、玄等诸家的批评即以心迹不二作为其立论的基本依据。如他批评佛教，谓其“以心、迹为两途”(71) ；批评玄学，谓其“以心与迹二，道与事殊”(72) ；批评荆公新学，谓其“以行与言二，以迹与心判”(73) 等。这些都足以表明，胡寅颇为强调心迹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他甚至通过“心即是迹，迹即是心”这样的强势表达来凸显这一点，他说：“如彼所说，真空无相。以相见我，事障理障。如我所说，一阳一阴。心即是迹，迹即是心。谓迹非近，道终不近。于行必诐，于辞必遁。”(74) 这里的“心即是迹，迹即是心”，意在强调心迹之间是内在统一、圆融不二的关系，而并不是说“心”与“迹”的内容和意义完全等同。显然，依胡寅之见，心与迹必定是圆融相即、一体不离的。当然，他所主张的是以心为本的心迹不二论。

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心迹不二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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