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的中道观:道物一体思想

胡寅是以中道观来建构其内圣成德之教与外王经世之学的，这种中道观落在其道物论上来说，则表现为道物一体的思想，即在坚持以道为本的前提下，同时强调道必有用和道不离物。

一、道：致用之源

胡寅论“道”，既从本体意义上来讲，也从具体的方法和原则意义上来讲。对于“道体”的内涵与特征，胡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把握：

其一，道为生物之本、万化之源。胡寅曰：“天生蒸民，自一而二、自二而三、自三而不可胜穷。致用有源，起数有祖，岂可贰哉？贰则生物之功息矣。”(27) 在他看来，万事万物的产生必然有其根源，而根源只有一个，不可能有二；若有二本，则不已的宇宙生化之功用便被止息，从而不可能产生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此正是其所云：“天之生物，无非一本。”(28) “天生万物，皆一本也，岂有二本者乎？”(29) 这主要是在强调一本论，反对二本论，同时也表明宇宙万有的存在都有其根源，而这一根源也就是“天”或“天道”，天道具有生生不已的功用。胡寅说：“天地万物本末终始，皆一道所以生生化化而无终穷……今春夏秋冬之序，雷霆风雨霜雪惨舒之变，是皆万物所以生成，而造化所以不息者。”(30) 他指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所化生，道即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既然万事万物皆以道为本原，那么它们就不可离于道而存在。

其二，道为日用事物所当行之理。胡寅既把“道”看作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同时也将其视为一切事物合理运行的基本法则，即人之用物处事的根本原则。他说：“物无不可用，用之尽其理，可谓道矣乎？”(31) 又说：“盈天地之间无不可用者，用而当其理，是则道也。”(32) 这就是认为，天地万物都可以被运用，对物的运用能够合乎其本有之理即是道。此处的“道”当是指人能够合理正当地用物处事的根本原则。胡寅以人之用物合于理来界定“道”，正体现出“道”的内在性，即“道”并不离于天地万物、人生日用，而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特征。

其三，道必具有绝对性、恒常性、普遍性。胡寅曰：“道一而已，亘万古而无弊。得之者，或先百世而生，或后百世而出，其言得行，若合符契。盖至当归一而精义无二也。”(33) 他认为，无论百世以前，还是百世之后，古往今来，道始终只有一个，此道永恒常在，贯通万世而无弊。这就彰显出“道”的绝对性与恒常性。同时，胡寅也十分强调“道”的普遍性，认为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他说：

道者，共由之路也。(34)

非人可共由，行之而有弊，则不谓之道。道者，天下所共由，万世而无弊者也。此儒、释之辩也。(35)

若夫道则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犹道路然，何适而非道哉？得道而尽，惟尧、舜、文王、孔子而已。黄帝之言无传矣，老聃八十一篇，概之孔业，固难以大成归之，自其所见而立言，不可与天下共由也。独善其身，不可与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汉以来浅儒之论，以启后世枝流分裂之弊，岂可用也？(36)

在他看来，“道”必定是天下之人都可以共同遵循而行者，唯有如此，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道”。若只能独善其身，而不能为天下之人所共同依循，则必然是有弊端者，故而不可称之为“道”。此处将“天下所共由”视为“道”的本质性特征，旨在凸显“道”的普遍性。当然，由此也可以体现出“道”的内在性。因为“道”是能够为天下人所共同依循而行者，所以“道”并不在人事之外，而是寓于人事之中的，必当是有用之道。若离世绝俗，不能济人利物，则不可谓之为“道”。依胡寅之见，显然只有儒家之道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道”，而佛、老之道都是不能为天下所共有的。因而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将儒与佛、老从根本上区分开来。所谓“此儒、释之辩也”“老聃八十一篇，概之孔业，固难以大成归之，自其所见而立言，不可与天下共由也”，即是根据“天下所共由”之“道”来分判儒与佛、老。

其四，道必是有用之道。这是胡寅颇为强调的一点。他指出：“道者，用之不穷者也。无用之道，圣人不行也。”(37) 此是说，“道”具有无穷无尽的功用，乃是一切用得以生发的根源，所以道必定是有用之道，而无用之道，圣人并不会兴行。这就旨在表明儒家之道必有用。对胡寅而言，道之用可从以下两方面来把握：一方面，从天道的角度来说，道具有不已的宇宙生化之作用，能够产生天地万物。所谓“天地万物本末终始，皆一道所以生生化化而无终穷”与“天地之道，养万物而已”(38) ，即指明了道具有生成和长养天地万物之大用。另一方面，从人道的角度来说，道对于人的行事作为具有统摄、规范和指引的作用，能够成就人间万事。胡寅曰：“夫道固以济物为用，大丈夫用道者也。可求田问舍则求田问舍，可经营四方则经营四方，心岂有大小远近之限哉？”(39) 这里的“物”是就人事而言。在他看来，道本来就是以济人利物为用的，而大丈夫乃由道而行者，可独善其身便独善其身，能兼济天下就兼济天下，心志并无大小远近的限制。由此可知，儒家之道必能安身立命和经世致用，能够成就修、齐、治、平之人事。

总之，胡寅对“道体”的把握，一方面是要表明“道体”的超越性，即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根源，是一切事物存在及运行的基本法则，亦是人们应物处事的根本原则，必具有绝对性、普遍性与恒常性。另一方面则是要彰显“道体”的内在性，即主张道必是能经世致用、济人利物的有用之道，是天下之人皆可以共同遵循而行者，它并非超离于现实世界之外，而是存在并体现于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之中的。

二、物：客观真实且必有用

“物”在胡寅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凡天地间（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一切具体事物皆涵括在内，甚至本体意义上的“天”“道”有时也被胡寅称为“物”，如所谓“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40) 及“道果何物哉”(41) ，即是如此。这里，本文着重从其具体事物的意义上来说。关于“物”的内涵与特征，胡寅主要强调以下两点：

一者，物必客观真实存在。依胡寅之见，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客观真实存在者。他说：“天地之内，事物众矣。其所以成者，诚也。实有是理，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实有是事，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42) 在他看来，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产生于“诚”本体，而诚体具有真实无妄的特征，由此真实无妄之本体所产生的事物必然也是真实无妄的，所以“事”必是“实有是事”，“物”必是“实有是物”，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观真实存在者，绝非虚妄。胡寅之所以强调天下事物及其本原根据（诚或理）的客观真实性，主要是为了驳斥佛教的“缘起性空”之论。针对佛教“以理为障”“以心为空”及“以天下事物无非幻妄”的说法，他批评道：“凡人世实理与事物之迹，皆指为幻化不真，而无形色名声如天堂地狱轮转、无稽之言，反指为真实不诬，是可信乎？”(43) 此即是说，佛氏把本来真实无妄的人世实理与事事物物皆视为虚幻，而将天堂地狱轮转等虚妄不实者反倒看作是真实，这显然是荒谬的。他又指出：(www.chuimin.cn)

佛之道以空为至，以有为幻，此学道者所当辩也。今日月运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虽万佛并生，亦不能消除磨灭而使无也。日昼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来，至今而不可易，未尝不乐也。此物虽坏而彼物自成，我身虽死而人身犹在，未尝皆空也。(44)

在这里，胡寅对于佛教以空为本从而将宇宙万有视为虚幻的看法加以驳斥。他认为，日月运行于天，山川显著于地，人、物存在于天地之中，即使是万佛并生，这些事物也都不能被消除磨灭。而日昼月夜、山止川流、人生物育这些亘古即有的自然法则，亦是恒常一如、不可更易的。天地之间的事物，此物虽已消亡，但彼物又会产生；我身虽已死去，但人身依然存在。显然，整个世界绝非空幻。因此，佛之道以空为至、以有为幻，必是违背常道、常理的。这就是通过对天地间万事万物之客观实在性的肯定来批驳佛教的万有皆空论。由此他充分肯定了现实世界，或者说宇宙万有存在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二者，物必有用。对胡寅而言，不仅天地万物都是真实存在者，而且真实存在的事物必然都是有用者，事物的真实存在性与其有用性乃是互涵互摄的。他说：“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45) 又云：“凡物必有用，物而无用，天地不生也。”(46) 这就明确指出，天地间的事物必都是有其作用和价值的，不可能存在无用之事物。在胡寅看来，即便是“禀赋偏浊，如虎狼虺蝎、野葛乌喙”，也“各有益于人”；甚至是“污秽之甚，如矢如溺，如粪壤蛲蚘”，亦“有已病起死之功”。(47) 由此，他坚持认为“物无不可用”(48) “盈天地之间无不可用者”③。当然，胡寅又指出：“夫物虽皆可用，非人莫能用之。人为至灵，圣贤又其灵之尤者也。其功至于弥纶天地，赞助化育，使天地日月、山川动植各得其所，而其本则由阴阳施受而生。”④在他看来，物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只有通过人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因为人为万物之至灵，而圣贤又是人之中最为灵秀者，能够经天纬地、参赞化育，从而使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皆各得其所、各尽其用。可见，胡寅所强调的物的有用性主要是就物对于人的作用而言的，并且人也是万物中的一物，只不过是万物之至灵而已，而人之至灵正体现在其具有经天纬地之大才大用。显然，对于胡寅来说，天地间存在的事物必都是有用者，而物之用唯有通过人才能充分实现。

总之，胡寅对于“物”的理解，一方面是要强调“物”的真实存在性，另一方面是要突出“物”的有用性。由此表明，胡寅对“物”的价值和地位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三、道物之间：内在一体，相依不离

对于道物之关系，胡寅吸收了程颢“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49) 的道物一体思想，既坚持以“道”为本，又颇为重视“物”，强调道即在物中、道不离于物，亦即道与物相依不离、圆融不二。这一点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

一方面，道为物之本原，物不离于道。在胡寅看来，道乃宇宙万有之本原，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皆根源于道，皆由道所产生，故物不可离于道。道的这种本原性意义可从天道与人道两个层面上来讲。首先就天道论而言，道是天地万物创生的根源，天地万物皆以道为其存在及运化的根据，不可离于道而存在。胡寅曰：

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而不离于昭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亲切显白如仲尼者也……天果远乎哉？故自赋予而言则曰天命，自禀受而言则曰天性，自无息而言则曰天道，自不惑而言则曰天理，自发用而言则曰天心……(50)

他指出，日月星辰等天地万物皆不可离于“昭昭之多”，而“昭昭之多”即是指生生不已、流行不息的天道。这也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本于天道而产生的，所以不可离于天道而存在。再就人道论而言，道是一切合理正当的人生实践（如修齐治平等）之根据、原则和方向，故而人的日用常行亦不可离于道。胡寅云：“夫道非有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离，亦犹鸟之有翼、鱼之有水，顾不自知耳。”(51) 他把人与道的关系比作鸟与翼、鱼与水的关系，这就充分表明，道对于人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乃是人生日用一刻也不能离者，只不过寻常百姓并不自知自觉而已。此即意味着，一切人生实践都应当以道为根本原则，绝不可悖离于道。胡寅又云：“儒书之要，莫过乎《五经》、邹鲁之语，是七书者，上下关千五百余岁，非一圣贤所言，总集百有余卷而已。既经仲尼裁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万世无弊，违之则与人道远焉。未尝丁宁学者收藏夸眩，以私心是之。而所以至于今存而不废者，盖人生所共由，自不可离故也。”(52) 在他看来，那些经过孔子裁定的儒家经典之所以能传承不衰、亘古　　

不绝，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是载道之书，而道乃人生实践的根本法则，是人人都必须遵循而行者，人生自不可离于道而存在。可见，胡寅充分肯定了道的本原性地位。正因为道是天地间万事万物之本原，即其存在及运行的根本法则，万事万物才不可离于道而存在。

另一方面，道即体现并内在于物之中，道不离于物。胡寅在肯定道为万事万物之本原的前提下，又强调道就体现并存在于事物之中，并不离于事物而别有所在。他说：“道无不在，离世绝俗则不谓之道。故先正程公曰：‘道外无物，物外无道。’”(53) 在他看来，道即内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而并不在现实世界之外，若外在于现实生活世界，则不可谓之为道。他又指出：

父子君臣之伦，礼乐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一介，交际之一言，加帚于箕之仪，捧席如桥之习，无非性与天道也。谓此非性与天道，则人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礼乐刑政者，是皆智巧伪设、土苴秕糠之迹，而性与天道茫昧杳冥，无预乎人事，此岂《五经》所载、孔孟所教耶？(54)

这就是说，性与天道就体现并存在于父子君臣之伦、礼乐刑政之具，以及取予之一介、交际之一语、加帚于箕之仪、捧席如桥之习这些日用伦常的事事物物当中。如果说这些并非性与天道，或者说性与天道外在于人伦日用，那么人在日用常行中所遵循的法则就只是些智巧伪设的糟粕，而性与天道也就沦为与人事无涉的虚无空洞之物，这显然是违背儒家之根本教义的。可见，胡寅在这里乃是要表明，人伦日用即是性与天道之所在，道就体现并内在于人伦日用之中，而并非超离于人伦日用之外，凡外在于人伦日用者，就不是儒家所谓之道。胡寅曰：“盖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即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二致。”(55) 又曰：“饥而食，渴而饮，动静皆然，天理之自然也。”(56) 这些都是在点明道即在物、日用即道之意。由此也表明，道之所以不离于日常生活世界，乃是因为道须通过日用伦常之事物来体现、落实，人伦日用中的事事物物即是道体发用流行之表现。

显然，在道物关系上，胡寅既坚持以道为本原，认为物不可离于道；又强调道就体现并内在于物之中，主张道不可离于物。这不仅肯定了“道”的根本性地位，也凸显出“物”的重要性。可见，胡寅颇为强调道物之间的统一性、圆融性，并充分正视二者的地位和作用。而在当时佛老盛行与内忧外患之时局的双重刺激下，为了应对佛老思想的挑战以及救治时弊、经世济民，他尤为注重发明道即在物、道不离物之义，以强调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和敢于担当现实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