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中的穷理致知、察识持养以正心明道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此，胡安国既强调穷理致知实践，又颇重察识和持养工夫。胡安国主张通过穷理致知以明识本心，并由察识和涵养以持存本心。物物致察，宛转归己，则心与理不昧。胡安国把尽心成性也视为穷理致知的内容，这一方面说明他所理解的致知主要是一种道德修养工夫，另一方面则表明致知在他这里是内外兼修的工夫。在他看来，主张通过穷理致知的下学工夫以上达本心天理本体，这正是儒家圣学的基本特质与优长所在。

胡安国以正心明道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其实质即在于明识和挺立人皆固有的本心仁体。于是，经世致用的关键便落在如何发明本心、开显仁体的问题上。对此，胡安国既强调穷理致知实践，又颇重察识和持养工夫。在他看来，本心即是天理，天理遍在于万事万物，通过穷究事物之理以至于融贯相通就可以明识本心。而明得本心之后，又须对本心加以操存涵养，以使本心持存而勿丧失。胡安国主张通过穷理致知以明识本心，并由察识和涵养以持存本心。

首先，就穷理致知方面来说，胡安国在论及君王应当如何正心的问题时指出：“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学也。”(43) 此直接点明正心之道在于先致知以诚意，并据此劝导人君必须务学，由学以致其知。这显然是对《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一观点的直接吸收。不过胡安国几乎不讲“诚意”这一环节，而主要探讨“致知”的问题。他说：

穷理尽性，乃圣门事业。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无所不在者，理也；无所不有者，心也。物物致察，宛转归己，则心与理不昧。故知循理者，士也。物物皆备，反身而诚，则心与理不违。故乐循理者，君子也。天理合德，四时合序，则心与理一，无事乎循矣。故一以贯之，圣人也。(44)

据此可知，胡安国所理解的“致知”有四个要点：其一，“致知”即穷理尽性的道德修养工夫，而并非纯粹追求客观知识的认知活动。“穷理”侧重于从致知的过程与手段来说，指即事即物而穷究其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尽性”侧重于从致知的目的和结果来说，指透彻地了解或充分地发挥人所固有的道德本性。其二，“致知”的关键在于“穷理”，即“物物致察”，也就是体察万物、穷究万理。而所要体究之“物”的内容广泛，大凡客观外在的事物和主观内在的心性等都包括在内。胡安国曰：

物物而察，则智益明，心益广，道可近矣。又岂逐物而不自反哉？又岂以己与物为二哉？察于天行以自强也，察于地势以厚德也，察于云雷以经纶也，察于山泉以果行也，察于尺蠖明屈信也：远察诸物，其略如此；察于辞气颜色尊德性也，察于洒扫应对兼本末也，察于心性四辞养浩然之气也：近察诸身，其要如此。(45)

可见，察物穷理的工夫主要包括体察外物与省察己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所察事物涵盖甚广，涉及自然现象、社会事物及道德心性等方面。而投身于万事万物体究其所以然之理，会不会使人沉溺其中而不知反求诸己呢？胡安国在此特别指出，对万事万物加以体察、考究并不会令人陷溺于事物之中而不知自反，亦不会导致己物统一关系的割裂，而只会让人更加地通达事理，心量更加的宽广，从而日益接近大道本原。胡安国正是在深刻体认到己物本来统一及心本即是理的前提下，才尤其强调“物物致察”的，其力主察物穷理的根本目的也就在于明识“心即理”，从而挺立人之本心善性。其三，“致知”既是穷究事物之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体认本心所固有之理，即发明本心的过程。因为在胡安国看来，“天理根于人心”(46) ，“心者，事物之宗”(47) ，即人心本来就涵具天理，万事万物之理皆统摄于、内在于人之本心，都是本心天理流行发用之体现，所以对具体事物之理的穷究也就是一个体察和明识本心的过程。当然，穷理致知只是明天理、显本心的一个重要的方便法门，其最终目的乃在于达到那一切心思意念和施为举动都是天理之流行、本心之呈现的境界，也就是臻于“心与理一”或“心即理”的圣人境界。(48) 其四，“致知”是一个始终有序、渐次升进的修养过程。就一事一物而穷究其理（分殊之用），从而逐渐把握到特殊的、有差异性的具体事物之理，这是致知的开始。而致知的最终目的在于贯通所明得的具体事物之理，从而上达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的本体之理（理一之体）。这也就是要明通万事万物之理的根源——天理本体，亦即挺立人所固有的道德本心，人生修养至此便臻于“心与理一”，即彻底领会“心即是理”的圣人境界，而整个致知的过程亦得以最终完成。显然，这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步步践履、循序渐进甚至无有穷尽的修养过程。从知道应该遵循天理行事的士，到乐于依循天理而为的君子，再到自然而然由天理而行的圣人，这既是致知工夫所造就的三种不同的人格修养境界，也是致知实践本身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或步骤环环相扣、密切关联，从而使致知活动成为一个逐步展开、渐次升进、层层深入的过程。

胡安国十分注重致知活动的过程性，强调即事即物穷理的践履实行和逐步积累，以及由士至君子再到圣人的循序渐进，反对空谈性命之理与“一超直入”。其弟子曾几认为：“四端五典每事扩充，亦未免物物致察，犹非一以贯之之要。”(49) 这即是说，若事事物物都加以穷究，则未免太繁琐、滞碍，此并非一以贯之的关键。胡安国批评这种看法“是欲不举足而登泰山，犹释氏所谓不假证修而语觉地也”，并指出“四端固有非外铄，五典天叙不可违。在人则一心也，在物则一理也。充四端可以成性，惇五典可以尽伦，性成而伦尽，斯不二矣”。(50) 在他看来，四端之心内在于人的本性，为人性所固有，五常作为先天的道德伦理法则不可违逆。充扩四端之心，可以成就人的本性，即将人的本性充分地、具体而真实地呈现出来；笃行五常，可以克尽伦常之道。唯有尽性尽伦，才能达到“心与理一”的境界。可见，胡安国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唯有通过“物物致察”的下学工夫，才能“一以贯之”地上达本体。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切实的修养工夫，才能够真正地明识、体证本心天理。胡安国把尽心成性也视为穷理致知的内容，这一方面说明他所理解的致知主要是一种道德修养工夫，另一方面则表明致知在他这里是内外兼修的工夫。无论是外求还是内推，其最终指向都是内在的道德本心（或道德本性），并且在实现方式上都是即用以求其体。(https://www.chuimin.cn)

胡安国对这样一种具有“即用求体”特点的穷理致知工夫的推崇，表明他颇为注重践履实行，强调由下学而上达。在他看来，主张通过穷理致知的下学工夫以上达本心天理本体，这正是儒家圣学的基本特质与优长所在。他指出：“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万象毕见，则不疑其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矣。”(51) 这就是认为，儒学强调以穷理致知为先，一旦识得天理而显明本心，则所行必合于本心天理，即一切行事作为皆是本心天理的流行发用，无论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都能如理得当。由此可知，胡安国是以穷理致知作为明识本心的前提条件，而又将明识本心视为修齐治平的关键。

对于如何发明本心、挺立本心，胡安国除十分注重穷理致知的工夫外，还比较重视察识与持养的工夫。穷理致知主要通过穷究事物之理的方式来明识本心，而察识与持养则着重于对本心的直接体认与存养。这两者绝非可以截然分割，而是相辅相成、互促互发的。穷理致知中的“充四端可以成性”与察识涵养工夫有交叉融合之处，其“物物致察”之“察”的观念也体现在察识涵养工夫上。就存养本心的问题，胡安国指出：

能操而常存者，动亦存，静亦存，虽百起百灭，心固自若也。放而不知求者，静亦亡，动亦亡，燕居独处，似系马而止也。事至物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矣。是以善学者，动亦察，静亦察，无时而不察也。持之以敬，养之以和，事至物来，随感而应，燕居独处，亦不坐驰，不必言致其精明以待事物之至也。②

在他看来，人若能持存自己的本心而勿失，则无论应事接物，还是静居独处，本心都如如常在；若放失其本心而不知寻求，则无论是静处之时，还是动为（或施为）之际，本心都是被遮蔽的，以致事物至于跟前却麻木不仁。因此，善学者应当时时注意体察自己的本心，并对之加以持养保任而勿令其丧失，从而能够在遇事接物之际随心应对，而闲居独处之时也不至于心思杂乱。在这里，胡安国强调“察识”与“持养”的工夫，所谓“察识”是指在本心之流行发见处（心之用）体认本心（心之体），而“持养”则指持守、涵养本心以使之常存不失，持养之道在于主敬。(52) 从胡安国的论述来看，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先后次第的问题，即先察识而后持养：先察识本心之发见，并就此发见处体证心体，然后再对本心加以操存涵养。这一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显然也是要开显、挺立人所固有的本心善性。

总之，在如何正心明体的工夫上，胡安国强调躬行践履和循序渐进，力主穷理致知与察识持养兼修。这两个方面的工夫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皆具有即用以明体的特点，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吾人内在心性的显明与挺立。

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中的穷理致知、察识持养以正心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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