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正心明道为致用之本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可见，“明道为致用之本”或“致用必先明道”乃是胡安国处理经世问题的基本理念，也即是其外王学的核心主张。

胡安国的学问针对的是两宋之际朝政腐败、外敌入侵、社会动乱等现实问题，其目的在于救治时弊、济世经邦。在他看来，当时诸种社会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政者不明或不行为政治国之正道，以致君上昏庸无能、奸臣擅权乱国。因此，要解决当时出现的各种问题，首先必须明王道以正朝纲，从而达到救国济民的目的。这就意味着，明道为经世之本。胡安国所谓“经世安民，视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也”(28) ，即是在点明此意。可见，“明道为致用之本”或“致用必先明道”乃是胡安国处理经世问题的基本理念，也即是其外王学的核心主张。

一、经世大用本乎一心

胡安国为学志在经世致用，对于如何经世致用，他主张以正心明道为本。这一主张既源于他对为政者道义沦丧之严重危害的深刻认识，也有其本体论上的根据，即承认体用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体为用的本原。胡安国说：

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主之职，而调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以正朝廷与百官，而远近莫不一于正矣。(29)

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万法，酬酢万事，帅驭万夫，统理万国，皆此心之用也。尧、舜、禹以天下相授，尧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周公称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故一心定而万物服矣。(30)

在这两段引文中，胡安国通过对《春秋》中“元”义的发挥来阐明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于仁心、仁道，并由此强调为政治国应当以正心、明道为本为先。他主要是从本体的意义上来解释“元”，而且是在天人一体的视域当中来对之加以把握。引文中的“大哉乾元”与“至哉坤元”是就天道本体而言，“万物资始”与“万物资生”则是指天道本体的流行发用。胡安国又明确指出这一天道本体（元）即是“仁”，并进一步认为“仁”即是“心”。这就意味着，仁心既是宇宙生化之本（天道），也是道德创造之本（人道），无论是宇宙万物，还是人生的道德实践及其所依循的道德法则等一切都根源于此。胡安国在此无疑是要凸显出仁心对于经邦治国的根本性意义，以及为政者正心体仁的重要性。既然仁心为万法之源、“万事之宗”(31) ，那么一切人道法则及一切合理正当的人生实践都由此生发，这些法则与实践也就是仁心本体的流行大用，亦即本心仁体随时、随处、随事之具体而真实的呈现。所谓“建立万法，酬酢万事，帅驭万夫，统理万国，皆此心之用”，既充分彰显出仁心本即具有的经世大用，也表明经世大用生发的根源即在于此仁心大本。显然，仁心之所以能生起万事万法之大用，乃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普遍法则，就是依法行事的源动力。仁心自立法则、自作主宰、自定方向，从而能自我决定和指引吾人的行事作为，使一切行为皆本于仁心仁道而发。若“不昧本心”，并依循此心立身行事，则“自修身至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矣”(32) ，由此即可以成就内圣成德与外王经世之大用。所谓“一心定而万物服”，正昭示出此意。于是，胡安国力主治国必须先正心，强调人君应当以躬行仁道为本分天职，应当先正其心以率先垂范。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胡安国在其外王论中主张经邦济国之大用根发于本心仁体。他说：“夫良知不虑而知，良能不学而能，此爱亲敬长之本心也。儒者扩而充之达于天下，立万世之大经，经正而庶民兴、邪慝息矣。”②在他看来，良知良能即是人皆固有的爱亲敬长之本心，儒者将此道德本心推行、充扩至整个天下，从而挺立起大本正道，便可以安邦兴民、平治天下。这就充分体现出本心仁体对于为政治国的根本性意义，真可谓经世大用本乎一心。

二、平治天下须先正心明道(www.chuimin.cn)

胡安国主张以本心仁道为经世致用之本，强调治国平天下必先正心明道，这既是对两宋之际世道人心衰颓尤其是朝政腐败等现实问题的深切反思与积极应对，同时也有上述的本体论作为坚实的理据。从思想渊源上来说，胡安国显然受到了孟子以仁心行仁政的治国理念以及《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和架构的影响，而且也是对程颐所主张的治道以正心（即“格君心之非”）为本这一观念的直接继承。(33) 胡安国的《春秋传》便是“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34) ，并明确指出其春秋学乃是“自伊川先生所发”(35) 。所以他对孟子与程颐思想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他早年在殿试策问中即“推明《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渐复三代为对”(36) ，这又可以体现出他对《大学》思想的服膺。从其外王经世学的核心义理来说，他力主治国必先正心体仁。这便是胡安国对孟子、《大学》和程颐之为政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胡安国的正心论主要针对君王而言，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居于最高权位的君王之思想言行影响重大，关系到政治的清明与否、国家的兴衰成败以及人民的生死安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深刻注意到君心能否得正，对于君王的行事作为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据此，他强调人君治国必须先正其心，并认为人臣也应当“引其君当道，正心以正朝廷”(37) 。他一有机会即上书陈示正心的重要性，并规劝君主作正心的工夫。如靖康元年（1126），金人入侵中原，国家情势十分危急，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朝廷促旨沓降”，胡安国“幡然有复仕意”(38) ，于是六月赶赴京师，准备为国效劳，但不久又因病而告假。一日中午，宋钦宗在后殿召见胡安国，对其劳问甚厚，胡安国趁此向钦宗进言道：

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也。自王迹既熄，微旨载于《易》《诗》《书》《春秋》，时君虽或诵说，而得其传者寡矣……今正位宸极，代天理物，则于古训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牵制文义，无益心术者，非帝王之学也。愿慎择名儒，明于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虚怀访问，以深发独智，则天下之幸。(39)

在他看来，贤明的君主往往以修习圣人之学为急务，而圣学以正心为本。因此，明君务学就应当以正心为根本。究其原因即在于，“心”为万事万物的本原（“天理根于人心”(40) ），一切事物的权度（理）皆内在于本心，故而能够统摄、主宰万事万物。唯有使心得正，即令本心呈现，才能发挥其治事宰物的大用，所以治国平天下必先正心。至于如何正心，胡安国主张人君应当勤修圣人之学，研习《易》《诗》《书》《春秋》等古代典籍，深究其中的微言大义，由此以明道识理、涵养心性、蓄积德行。既然君王务学是为了明德正心以平治天下，那么对这些圣典的学习就不能只停留于文辞章句的表面，而必须体究其中的根本义理，以切实有益于端正心术。基于此，君主就应当谨慎择取那些真正明通治国之本的大儒来加以指导，向其虚心求教，以明大本正道，从而能够正其心而治其国。

又如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胡安国就如何救治时弊以复兴中原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向高宗进献《时政论》十六篇，其中就有《正心论》专门讨论君主正心的问题。他说：

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国之本也；国者，天下之本也。能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安与治所由兴也；不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皆习于不正，危与乱所由致也……盖勘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不学以致知，则方寸乱矣，何以成帝王之业乎……愿更选正臣多闻识、有智虑、敢直言者，置之左右，日夕讨论，以克厥宅心。表正于上，则内外远近将各归于正。奚乱之不息乎！(41)

在此，胡安国通过由“身之本”到“家之本”“国之本”，再到“天下之本”的层层推进，充分凸显出“心”对于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的根本性意义，并由此进一步阐发正心对于君主为政治国的重要性，然后再点明正心之方。在他看来，身、家、国、天下的根本即在于人之一心，而君王位最高、权最重，故其心如何必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存亡和人民的安危祸福。若君心得正，则朝廷百官以至万民皆可归于正，国家的安定繁荣便因之而兴起；若君心不正，则朝廷百官以至万民都会随之而不正，国家的危险动乱即由此而产生。因此，君主治国平天下就必须先正其心。对于如何正心，胡安国主张君主应当学以致知，即通过为学工夫来加强道德心性修养，这是内在的自我修习和自我约束的方面。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外在的约束，即择取那些正直敢言、博闻多识、颇有智慧的臣子常伴随于左右，以督促和劝导其正心。只要君主能够正其心，则朝野上下及远近内外都将会归于正道，国家的危乱便可平息。当然，胡安国对君主正心的强调，绝不只是因为他注重君主的典范或表率作用，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他看来，能否平治天下的关键在于为政者仁与不仁，此即“三代之得失天下，仁与不仁而已矣。苟无仁心，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42) 。对他而言，唯有仁道才是为政治国的根本原则，唯有仁心才是一切经世大用之所以可能生发的根源，仁心仁道之体与经邦济国之用是相互统一、不可分离的。所以要使国家得治、天下得平，就必须开显仁心、明通仁道。

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正心明道为致用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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