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明晰致用契合学习胃口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胡安国的为学旨趣在于“明体以致用” ，即以经世致用作为根本目标，以正心明道作为前提条件。对于如何正心明道，胡安国力主穷理致知与持养扩充的下学工夫。落实到胡氏自身的为学经历上来说，这一工夫则主要表现在通过对《春秋》经的诠释以阐明和标举儒家的根本大义。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青年时修习洛学与春秋学的从学经历。

胡安国的为学旨趣在于“明体以致用”(3) ，即以经世致用作为根本目标，以正心明道作为前提条件。对于如何正心明道，胡安国力主穷理致知与持养扩充的下学工夫。落实到胡氏自身的为学经历上来说，这一工夫则主要表现在通过对《春秋》经的诠释以阐明和标举儒家的根本大义。胡安国并不以本体论、工夫论问题的探讨或性命之学的理论建构为其治学的重心，而是津津于《春秋》经的研究，着力于经世之道的开拓，尤其注重即事以明理和依理以治事。这在当时儒者们积极推动儒学哲理化的思想大潮流中是较为突出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青年时修习洛学与春秋学的从学经历。根据胡寅《先公行状》记载，元祐五年（1090），胡安国十七岁时，即进入太学修习德业。当时正值反对王安石新政的旧党当政，王氏新学遭到贬抑，而与新学相对的二程洛学则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所谓“是时元祐盛际，师儒多贤彦”，即可体现出这一点。这为胡安国接触并研习洛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和环境，而当时他所从游的“师儒”正是程颐的讲友朱长文与靳裁之。(4) 朱长文，字伯原，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人称乐圃先生，一生以著书立言为事，曾从泰山先生孙复学习《春秋》，深明其《春秋尊王发微》之意旨，《宋元学案》将他列为孙复的门人和程颐的学友。(5) 靳裁之，颍昌（今属河南许昌）人，年少时即已闻知“伊洛程氏之学”，《宋元学案》将其归为“明道（程颢）私淑”。(6) 靳裁之“才识高迈”，胡安国进入太学时即拜他为师，并深得他的器重，经常“与论经史大义”(7) 。朱、靳二先生，一位深谙孙复的春秋学，一位熟知二程的洛学，胡安国得以受教于两位贤师，并孜孜以求、勤学不倦，这为其以后整个学问和人生的展开确定了基本的方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当然，胡安国追随朱、靳二师游学只是为其日后阐扬洛学精神和发明《春秋》大义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他对二程的学问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则主要得益于与杨时、谢良佐、游酢等程门高足的交游。绍圣四年（1097），胡安国中进士第，首授常州军事判官，改授江陵府观察推官，辞不赴任，又除江陵府（荆南府，今荆州）府学教授。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指出：“先生为荆门教授，龟山代之，因此识龟山。因龟山方识游、谢，不及识伊川。”(8) 绍圣五年（1098），胡安国担任提举湖北路学事，通过杨时（当时任湖北荆南府教授）的引见，与时任湖北应城宰的谢良佐正式结识。此时胡安国虽居于上位，但他丝毫未把自己当作官长，而是亲赴应城谒见谢良佐，“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来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这令其身边的僚属和当地的吏民都十分惊叹。时贤邹浩听闻此事之后由衷地感慨道：“将军北面帅师降敌，此事人间久寂寂。”(9) 由此足见胡安国的谦卑恭逊与尊贤重道。自从与杨、谢、游定交以后，胡安国便同他们展开了比较频繁的交际往来，(10) 尤其是在学问方面，多有切磋互动，彼此相互请益、相互砥砺，这对胡安国进一步深化对洛学和春秋学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安国曾明确指出：“吾于谢、游、杨三公，皆义兼师友，实尊信之。”(11) 由此充分肯定他与二程洛学之间具有一种学统和师承关系。(12)

深入到胡安国的思想本身来看，他在本体上对天理、仁心的标举，在工夫上对穷理致知的强调，明显是对二程理学的继承，而他对《春秋》大义的发明更是深受程颐的影响。胡安国曾对胡宏表明：“若论其传授，却自有来历。据龟山所见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13) 这就明确肯定自己的春秋学源于程颐，以他所著的《春秋传》来说，即是指“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这一点。(14)

其二，世衰道微、国危民难的现实处境，明道经世、救国济民的迫切需要。两宋祸乱之际，儒学的开展与现实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胡安国的春秋学乃至其整个儒学即是因应社会现实问题而建构。作为胡安国一生学问的结晶，《春秋传》既是对两宋之交社会境况的一种隐射，也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所制作的法典。可以说，胡安国整个学术的展开主要根源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救世济民的需要。

胡安国虽“自少留心此经”(15) ，但他正式开始研治《春秋》是在崇宁四年（1105）三十二岁之时，而最终完成《春秋传》则在绍兴四年（1134）六十一岁时，历时达三十年之久。(16) 而他苦心钻研春秋学的这三十年，也正是朝廷日益腐败、国势日趋衰微、金人逐渐内侵的时期，这样一种危难的国家情势对其春秋学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随着胡氏春秋学研治工作的层层展开和步步深入，内忧外患的社会局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靖康元年（1126），金国大势进军中原，直捣京都汴梁，举国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面对金人的入侵，朝廷不但不竭力抗击，反而令“亲王出质”与之言和、结盟，应允对方割地赔款等一切无理要求，“堂堂大宋，万里幅陨，奚至陵藉如此其甚哉”(17) ！对此，胡安国痛心疾首、忧虑不已，以《春秋》大义为根据，写信给时任大谏的杨时，痛斥朝廷主和派的软弱无能，强烈表达抗金的立场。(18) (www.chuimin.cn)

朝廷的软弱退缩助长了金人的威势，靖康二年（1127），金兵再度围攻京师汴梁，终至国都陷落，宋徽宗和宋钦宗被俘，整个中原沦入敌手，宋室被迫南渡。同年五月一日，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称高宗，改元建炎，南宋自此开始。胡安国“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19) ，汲汲于解救国难和复兴中原，于是乘宋高宗登基之时即上书直陈时弊及救治之方。(20) 在他看来，北宋的种种政治弊失及中原沦丧的原因主要在于“崇宁以来，事不稽古，奸臣擅朝，浊乱天下”(21) ，即为政不以古（确指《春秋》大法）为鉴(22) ，朝中奸佞擅权，从而道义不明、法度废弛。而这又源于当时官方推行王安石的新学，对《春秋》经“曲加防禁”，以致经世大道不明于天下。(23) 所以，胡安国要通过研治《春秋》来推明经邦济世之道，从而为纠正时弊、为南宋君臣的行事提供切实有益的指导。因此，当高宗把《左传》交付给他“点句正音”时，他便说道：“《春秋》……实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义精理奥，尤难窥测。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陛下必欲削平僭暴，克复宝图，使乱臣贼子惧而不作，莫若储心仲尼之经，则南面之术尽在是矣。”(24) 这充分表明胡安国研治《春秋》完全出于现实的关怀，是为了明识《春秋》大义以助于救治时弊、经世济民，而不在玩弄文采、虚度光阴。

其三，《春秋》经本身具有融事理为一体的性质和明道经世的作用。胡安国的学问固然与其时代关怀密不可分，具有极强的经世取向，然而他为何独独选择以《春秋》之学经世，而不倾心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周易》等儒家经典？这显然与《春秋》经本身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胡安国在《春秋传》的序言中指出，《春秋》本来只是一部记载春秋时期鲁国二百四十二年历史的普通史书，但经过孔子的笔削之后，便成为承载儒家义理的重要典籍，以及对于后世为政治国具有重要借鉴和指导意义的经世法典。(25) 对胡安国而言，孔子笔削《春秋》是在周道衰微，乱臣贼子当政，人欲横流而天理丧灭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目的即在于“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26) 。孔子为何不直接阐明天理、王法，而要通过笔削《春秋》、假借鲁史来表达？在胡安国看来，这主要是因为“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也就是孔子所认为的“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②。这一点既是孔子笔削《春秋》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胡安国倾注于《春秋》而未用心于其他经典的根本动机。可以说，孔子对《春秋》的笔削，主要在于根据儒家的基本价值理念对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是非得失作出评判，即通过对历史的富有批判性的叙述来彰显儒家的根本义理，并借此对现实政治的开展提供借鉴和指引。体现在方法与形式上，孔子主要借助于对历史材料的剪裁、处置，以及描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对文辞的特殊使用来实现他的目的。经过孔子笔削后的《春秋》，融摄理事为一体，其所述之“事”不再只是简单的历史陈迹，而是儒家精神理念的表达与呈现，其所载之“理”因为寓于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之中而变得更加鲜活，此“理”所蕴含的经世之大用亦由此而得以历史性地显现与落实。既然《春秋》是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处人事，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春秋》所述之事来把握天理及其对人生行事的规范、引导作用，并以此为依据来反省和指引当下的人生实践。当然，《春秋》所载主要是天子之事，因而对于现实政治的开展具有更为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正因为《春秋》经具有即事以明理和依理以处事的特性，而其中所涉及的事又主要是天子之事，所以能够给君臣行事提供直接的鉴戒与指引，这就是它的明道经世之作用。基于此，胡安国才尤其倾心于春秋学的研究。他曾明确、坚定地指出其研习《春秋》的原因，他说：“《春秋》，天子之事，圣人之用，拨乱反正之书。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其于格物修身，齐家治国，施诸天下，无所求而不得，亦无所处而不当，何莫学夫《春秋》？故君子诚有乐乎此也。”(27) 《春秋》显示出圣人即人事以明天理、依天理以治人事，从而对于人生修齐治平之事无不处理得当、应对合宜。由此可以充分显示出圣人开物成务之大用，并昭明修身齐家和为政治国的法度、准绳，从而对于一切人生行事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示作用。胡安国尽心研治《春秋》，极力推明《春秋》大义，就是希望南宋君臣能够以此为鉴、以此为法，从而实现勘定内乱、扫除仇敌、恢复中兴的救世理想。

总之，对于胡安国而言，《春秋》既是“传心之要典”，又是“经世大典”，融摄“传心”（明体）与“经世”（致用）两面于一体，具有即用以明体和因体以致用的特点，这对于解决当时因“体”不“明”而导致“用”不能“致”的现实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胡安国孜孜用力于《春秋》三十余年，就是希望能够明体以致用，其整个儒学的建构也是围绕这一目标而逐步展开的。

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明晰致用契合学习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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