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震卦图与北宋图书学传承考察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图书学之所以能在宋代产生并迅速流行，首先是与道教的兴盛分不开。简言之，就是通过卦图以尽《易传》未尽之意，由图以尽意。朱震是历史上第一位推思北宋图书之学传授谱系的易学家。然而，后世许多易学家却妄加揣测，认为朱震在这段叙述中，把包括《河图》《洛书》《太极图》在内的图书学统统归于陈抟所传。然而，朱震在《进易表》中，虽没有说《太极图》传自陈抟，但明言此图由穆修传至周敦颐。

易学图象，是易学家为了直观地揭示《周易》象数和义理之学而绘制的一系列图象。北宋以来的易学发展，虽然主流表现为义理之学，但是从治《易》的方法和探讨的内容来看，宋易内部也分为象数和义理两大派。其中象数学派，除继承汉唐传统的注疏学风外，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提出各种图式解说《周易》原理，尤其是经过朱熹的确认和提倡后，以图书之学为主的象数之学成为宋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到占主导地位的义理之学中。图书学之所以能在宋代产生并迅速流行，首先是与道教的兴盛分不开。宋代从太祖赵匡胤始，就十分崇信道教，而道教的理论与《周易》关系十分密切。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援《易》入道，凭借易理建立了炼丹的理论体系，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月体纳甲。宋初陈抟的《太极先天图》《龙图》等，皆以《易》印道，以道发《易》。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扶植和道教的兴起，与道教相关的融修炼与易学为一体的图书之学也流行开来。其次，象数易学在历经魏晋隋唐发展之低谷后，内在的弊端也已暴露无遗，而图书学的兴起，正好符合这一时期象数易学发展的需要，所以它一产生，立即引起了诸多易学家尤其是像朱震这样的象数易学家的关注。最后，图书之学的产生也与北宋时期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图书之学作为一种内含数理及其推演和变化的思潮，离不开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如刘牧对河洛之数的解释，邵雍对先天之数的推算，皆依赖数学和历法。

当图书之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初具规模时，就必然需要对这些资料加以整理和收集，以便使图书学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进一步发展，朱震是易学史上第一个将这些易图加以汇编和整理的易学家，他的《卦图》三卷中，共列有四十四幅图式。这些图式从不同角度对《周易》一书的原理加以阐述。朱震在卷首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卦图，所以解剥《彖》《象》，推广《说卦》，断古今之疑，发不尽之意，弥缝《易传》之阙者也。(46)

这句话阐明了《卦图》三卷在朱震易学中的地位。《易经》作为上古圣人遗留给后人的一部神秘之书，蕴含了无尽的奥秘，虽有孔圣人作《易传》以阐述其精蕴，但语言文字毕竟有其局限，故《易传》作为文字解释系统，还有缺憾之处。而易图的作用，就在于进一步解说《彖》《象》二传，推广《说卦》思想，断古今人们所疑，阐发语言所未尽之意，从而弥缝《易传》欠缺不周处。简言之，就是通过卦图以尽《易传》未尽之意，由图以尽意。这一说法，与朱熹评价周敦颐《太极图》时所言“太极图，立象以尽意，剖析幽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文集·答张敬夫》），意思颇相类似，均强调卦图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凭借卦图，方能表达易学中的象数和义理。

从北宋图书学讨论的内容来看，其主要包括太极图、先后天图、河洛之图，故而朱震在《卦图》篇中首列这几幅图式，并在《进易表》中详细地阐述这几幅图式的传授谱系。他说：

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47)

朱震是历史上第一位推思北宋图书之学传授谱系的易学家。他的这段话表达了这样的传授次第：

《先天图》：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

《河图》《洛书》：种放—李溉—许坚—范谔昌—刘牧

《太极图》：穆修—周敦颐—程颢、程颐(www.chuimin.cn)

这里，朱震只是指出，仅《先天图》始传自陈抟，至于《河图》《洛书》《太极图》是否亦始自陈抟，朱震并没有指出。然而，后世许多易学家却妄加揣测，认为朱震在这段叙述中，把包括《河图》《洛书》《太极图》在内的图书学统统归于陈抟所传。不过，考《汉上易传卦图》之《河图》一篇，朱震倒是指出《河图》传自陈抟，“右《河图》，刘牧传于范谔昌，谔昌传于许坚，坚传于李溉，溉传于种放，放传于希夷”，则在刘牧之前加入陈抟。然而朱震阐述《洛书》的传授，仅言“右《洛书》，刘牧传之”，并未言传自陈抟。按黑白点的《河图》《洛书》在思想和表达形式上的同一性，这两种图式的作者绝对为同一人。而朱震在言《洛书》的传授时，仅言刘牧一人，并不言及陈抟，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个疑问，《河图》《洛书》是陈抟所作，还是刘牧所作。李觏《删定易图论序》言：“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因购牧所为《易图》五十五首，观之则甚重复。假令其说之善，犹不出乎《河图》、《洛书》、八卦三者之内，彼五十二皆疣赘也。”(48) 这里，李覯直接认为《河图》《洛书》为刘牧作，故言“根于刘牧”。又《易学启蒙》在《河图》《洛书》后有蔡元定之语：“惟刘牧意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49) 此也只是认为《河图》《洛书》乃刘牧自己的思想，最多也不过是托言陈抟而已。或许正是出于上述这一误解，朱震认为《河图》传于陈抟。但是，对此他也可能心存疑忌，故在言《洛书》的传授时，仅提到刘牧一人。

再来考察《太极图》。朱震在叙述《太极图》的传授时，仅说此图传自穆修，并没有说传自陈抟。但先儒包括朱熹在内，都误认为朱震的意思是《太极图》由陈抟传给穆修，再由穆修传给周敦颐。如朱熹在《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中说：“熹又尝读朱内翰震《进易说表》，谓此图之传，自陈抟、种放、穆修而来。”(50) 又陆九渊说：“朱子发谓濂溪得《太极图》于穆伯长。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其必有考。”(51) 然考朱震《进易表》，他始终没有明言《太极图》由陈抟三传而至周敦颐，包括他在对《太极图》的注释中都只是说，“右《太极图》，周敦实茂叔传二程先生”(52) ，并没有言及陈抟。由此可见，把《太极图》的渊源上溯至陈抟的说法，是后人的误解，并非朱震的原意。

然而，朱震在《进易表》中，虽没有说《太极图》传自陈抟，但明言此图由穆修传至周敦颐。他的这个说法后来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其中就包括朱熹。朱熹始终怀疑朱震的说法，直到后来，他看到了潘兴嗣为周敦颐所作的墓志铭，更加确认此图是周敦颐亲作。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写道：“（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53) 潘兴嗣是周敦颐的友人，相互间应该是很熟悉的，因此他的这一说法具有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朱熹又经过多方考证，认为周敦颐有可能通过张咏，接受了陈抟的某些思想(54) ，然而《太极图》是周敦颐亲作：“至于先生，然后得之于心，而天地万物之理，巨细幽明、高下粗精，无所不贯，于是始为此图，以发其秘而。”(55) 这是确认了《太极图》是周敦颐所自作。到了元代，刘因著《记太极图说后》，对太极图的授受源流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他说：

《太极图》，朱子发谓周子传于穆伯长，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谓穆特周子学之一师。陆子静因之，遂亦以朱录为有考而潘志之不足据也。盖胡氏兄弟于希夷不能无少讥议，是以谓周子非止为种、穆之学者。陆氏兄弟以为老氏之学而欲其当，谬加无极之责，而有所顾藉于周子也。(56)

这是从学术考察前人的态度。接着，刘因又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但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的问题：“然其实，则穆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时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陆氏不惟不考乎潘志之过，而又不考乎此之过也。”(57) 既如此，周敦颐不太可能从穆修处学到《太极图》。胡适进一步提出异议：

今读穆集，无一语及陈抟，可怪。朱震之说必是瞎说。因为穆修死时（1032）周敦颐（生1017）只有15岁，无传授之理。邵雍生于1011，比周敦颐大六岁，尚且是穆的再传弟子，何况周呢？(58)

看来刘因的考证可信度较大，朱震之说却有失误。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朱震提出的《太极图说》是周敦颐所作。他在解说《太极图》时说：“右《太极图》，周敦实茂叔传二程先生。茂叔曰……”后面便是引用的《太极图说》全文。

综上所论，若仅就图式而言，周子太极图确实参照了道教的修炼图，但是，他将道家的修炼图置于儒家文化体系之下，以《易传》和《中庸》思想为依托，变逆则成丹的道教图式为儒学的宇宙生成图式，阐发了《系辞》“易有太极”章之大义，并提出“立人极”的道德伦理思想，这些又是他本人的创造和心得，也是《太极图》和道教修炼图的本质区别。所以，古人言太极图非周子自作，是专就图式而言；而主张是周子自作如朱熹等人，是就图式所阐发的义理而言。

以上是对朱震《进易表》所陈北宋图书之学传授谱系作的一些考察。从中可以看出，朱震的叙述确实存在一些失误，但他所叙述的三支易图的传授谱系大体符合北宋时期图书学派发展的情况。这三支传授谱系的共同特点是，都以图式解说《周易》原理。北宋时期，图书之学十分流行，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思潮，北宋道学家周敦颐和邵雍，都是从图书学派中分化出来的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宋明哲学史从图书学派开始。朱震能够意识到图书学派在宋明哲学和易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其重要贡献。此外，他毕竟是中国易学史上对图书之学的传授进行系统整理的第一人，如果没有他的整理，后人对图书之学的研究就不会如此丰富。如果进一步就他对这些图式本身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议论看，朱震的思想确实具有时代价值。

朱震卦图与北宋图书学传承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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