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的这一努力,体现在其“工夫论”中。在“工夫论”方面,吕祖谦却又赞同朱熹,非常看重修养的工夫,而以陆九渊仅强调“先立其大”和“发明本心”为过简。吕祖谦在“工夫论”上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认真梳理的。实在说来,吕祖谦关于“明心”的这些修养工夫都其源有自,而非其首创。吕祖谦继承并发扬了先秦儒家的这一修养工夫。吕祖谦认为,研读圣贤经书,获......
2023-11-20
“仁”为五德之首。若从根本上来说,“义礼智信皆仁也”(明道语),故“求仁”即求道。仁不仅是本体论的对象,也是工夫论的对象(当然,本体与工夫本不可分)。儒家历来就重视对“仁”的探讨,而宋明理学尤见其深刻与丰富,二程及其弟子更是突出之代表。仁论在当时是重要的、讨论得较多的问题,这些讨论对其后的影响异常之深远。在程门之中,上蔡的仁论具有鲜明的特色,引发了后世的层层波澜。他的仁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以“活”训仁,或仁是本心之活。本心之“活”包括两个方面,即“觉”与“生”。“觉”是指能觉认义理,或随事生发义理之心。“生”是指本心之无息的道德创生。“觉”偏重于言本心的具体内涵,“生”则偏重于说明本心的形而上性或必然性。上蔡论仁是继承二程,尤其是明道而来。
上蔡以“觉”训仁,云:
(1)心有所觉谓之仁,仁则心与事为一。草木五谷之实谓之仁,取名于生也,生则有所觉矣。四肢之偏痹谓之不仁,取名于不知觉也,不知觉则死矣。事有感而随之以喜怒哀乐,应之以酬酢尽变者,非知觉不能也。身与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与四体不仁无异也。然则不仁者,虽生,无以异于死;虽有心,亦邻于无心;虽有四体,亦弗为吾用也。故视而弗见,听而弗闻,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学者所以急急于求仁也。(10)
(2)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识痛痒,仁是识痛痒。(11)
“心有所觉谓之仁”,此“觉”非感觉之觉,而是指觉认义理。上蔡以四肢不识痛痒比喻不仁,这是取自明道,极为形象,但须知这是一个妙喻而已,不是说“仁”是有感觉(feeling)之谓。二程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12) 这便是上蔡以觉训仁的义理背景,可见“觉”是义理之“觉”。觉认义理与否,可在接事应物中表现出来。若“与事为一”,或“事有感,而随之以喜怒哀乐,应之以酬酢尽变”,便说明能觉认义理。但这不是说遇事有反应即是所谓觉认义理。其真实意思显然是说,在接事应物中要肯认义理,要有义理之心。易言之,就是自己在接事之中能自然地生发义理之心,当恻隐则恻隐,当羞恶则羞恶等等。心能觉知义理,或者说能生发义理之心,便是“仁”。
孟子所谓“本心”是指吾人固有的、形而上的至善之心或义理之心。此心不失,则自然当机而发,莫非义理。上蔡既然认为“仁”是心能觉认义理,或有义理之心,则其实他所谓“仁”就是本心之德,或不失本心的境界。他说:
(3)问:“求仁如何下工夫?”谢曰:“如颜子视听言动上做亦得,如曾子颜色容貌辞气上做亦得。出辞气者,犹佛所谓从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从心中出,便是不识痛痒。古人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不见、不闻、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汉不识痛痒了。又如仲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识痛痒。”(13)
(4)仁,操则存,舍则亡。故曾子曰:“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出辞气者,从此广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发言岂出辞气之谓乎?(14)
(5)上章论为学之大体,此一节论求仁之方也。夫仁之为道,非惟举之莫能胜,而行之莫能至,而语之亦难。其语愈博,其去仁愈远。古人语此者多矣,然而终非仁也。如“恭宽信敏惠为仁”,若不知仁,则止知恭宽信敏惠而已。“克己复礼为仁”,若不知仁,则止知克己复礼而已。“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此特饬身而已,何以见其为仁?“仁者,其言也讱”,此特慎言而已,何以见其为仁?有子之论仁,盖亦如此尔。为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可以论仁者莫如人心,人心之不伪者莫如事亲从兄。庄子曰:“子之事亲,命也,不可解于心。”此可见其良心矣。至于从兄,则自有生以来良心之所未远者。以事亲从兄而充之,则何往而非仁也。夫事亲从兄之心,行之而不著,习矣而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者,尚能不好犯上作乱,况于真积力久,扩而充之者乎?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亦可以为孝矣,闾巷之人亦能之;长幼有序,徐行后长,亦可以为弟矣,闾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闾巷之人为有道,不可也;以为终不可以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为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间。盖仁之道,古人犹难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实欲知仁,则在力行、自省,察吾事亲从兄时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则知仁矣。(15)
求仁的工夫,上蔡特别强调曾子的“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这个工夫的实质则是“从此广大心中流出”。若能如此,便能如前面所说的“知痛痒”。若不能如此,即“心不在焉”,便是不仁,不识痛痒。所以,仁的境界就是“从此广大心中流出”。而所谓“从此广大心中流出”,就是指不失良心或不伪之心,并扩充良心。换言之,不失本心,顺本心而发,这便是“仁”。当然,此种意义上的“仁”是从境界上说的。但我们也可以说“仁”是本心之德,因为“仁”即说明了本心能觉认义理。既然不失本心便能达于“仁”的境界,或者说“仁”是本心之德,则相对于“仁”而言,本心便更为根本。因此,上蔡认为,虽然孔门弟子论“仁”的言语极多,但必须抓住“本心”这个根本,才能正确了解“仁”,否则便会误认这些言论的表面意思为“仁”。总之,上蔡论仁最终将其归于本心,认为“仁”是本心之德。本心不失,能“从此广大心中流出”便是“仁”的境界。若不能存本心,就是“心不在焉”,不见不闻,便是不仁,便是不识痛痒。
上蔡又以生训仁,他说:
(6)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www.chuimin.cn)
学佛者知此谓之见性,遂以为了,故终归妄诞。圣门学者见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仁,操则存,舍则亡,故曾子曰:“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出辞气者,从此广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发言岂出辞气之谓乎?夫人一日间颜色容貌,试自点检何尝正、何尝动?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于自然,则正动出不足言矣。(16)
前面引文(1)中其实已有“以生训仁”,其中“以生论仁”实际上也就是“以觉论仁”。谓之仁,是因为“生”,而生则有所觉。谓之不仁,则因为不知觉,而不知觉即是死。所以,“以生论仁”就是“以觉论仁”,两者本质相同,皆就不觉(义理)而言。引文(6)与此不同。虽然这里也以草木之实为喻(桃杏之核),但取义不同。引文(6)中的“生”就“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而说“有生之意”(生发,创生之义)。而引文(1)中“生”没有独立的含义,实质上就是“觉”。
以“生意”(“有生之意”)论仁也是直接源于二程,间接源于二程之前更早的传统。(17) 明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告子此言是,而谓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则非也。)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18) 这就是以“生意”训仁,以万物的生意见天地大德之生。天地大德之生,就是道体的生生不已。上蔡以生训仁的说法显然由此而来。但明道论道体、仁体之“生”有其深意,因为他所体悟的道体是“即存有即活动的”(19) 。本体宇宙论地讲,道体的创生(神用)使万物流行,各正性命。因此,自万物的生生不已,正可见道体的神用。仅就人而言,人禀受此“活动的”(能发其神用的)道体以为性,则此性也是能发其神用的。这说明人具有先天的道德动力,比如舜闻善言、见善行,则沛然莫之能御。具体来说,性体的发用或人的先天的道德动力表现为本心的显露。本心必然当机而发,即是理。总而言之,明道的“生”为创生义,创生既就气化运动与成形而言,更就人的道德创造性而言。这是明道以生论仁的背景与真意。
与明道相同,上蔡“以生训仁”的“生”也是指道德的创生或“纯亦不已”,不过他这里是专门就人而言的,没有涉及宇宙论。他说“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等等,指出仁有生意,显然是在道德意义上立论。另外,上蔡特别强调恻隐之心,言乍见孺子的心即是天理,释氏欲将其扫除,如何扫除得了?可见本心是固有的、必然随机显现的。这正说明了本心或本心之仁的“纯亦不已”。总之,虽然上蔡对“生”的论述很少,其所谓“生”之义应该与明道的比较接近。
上蔡既“以觉训仁”,又“以生训仁”,这两种说法并不相同,但他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归诸本心之“活”,即本心的“纯亦不已”。引文(6)中,对“仁者何也”的设问,上蔡答道:“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20) 随后,他分别从“觉”(“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和“生”(“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的角度训仁。显然,“活”能涵盖“觉”与“生”两个意义,另外,“活”也更耐人寻味,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因此,相对于“以觉训仁”与“以生训仁”而言,“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正是对仁的总说,是对仁的更深层的界定。或者换言之,上蔡用“以活训仁”来统括“以觉训仁”和“以生训仁”。这是上蔡仁论独具创造性的地方。比较而言,“活”虽然是更概括性的、更深层的,但所谓“活”最终仍然归于人之不伪之心或本心,也就是说,“活”即是不伪之心或本心的“活”,是本心的道德的“纯亦不已”。本心的“活”的具体内涵,便是前面所说的“觉”与“生”。“觉”表示本心能觉知义理,“生”则专门说明其道德创造之不已。
上蔡既“以觉训仁”,又“以生训仁”,最后又将它们统诸“活”,这实属义理上的必然。“觉”是能觉知义理,即随事而生发具体的义理之心,正如他说“事有感而随之以喜怒哀乐,应之以酬酢尽变者,非知觉不能也。身与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与四体不仁无异也”。所以,“觉”是指能当机而生发具体的义理之心,当恻隐则恻隐,当羞恶则羞恶等等。因此,“觉”重在说明本心的具体内容。“生”则指本心的“纯亦不已”,即道德的生生不已。本心的“纯亦不已”是根源于性体的生生不已。所以,“生”重在说明本心的形而上性。一者说明具体内容,一者说明其形而上性,两者刚好相辅相成。而“活”则能包含这两个含义,因此最后上蔡又将它们统诸本心之“活”。总之,上蔡这样论仁固然受到了传统话语与思想的影响,但从义理上说,这又属于他必然而不得已之推衍与创新。
有学者指出,上蔡不喜“以爱论仁”。(21) 上蔡云:
(7)晋伯甚好学。初理会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说仁只管著爱上,怎生见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关爱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类具言之。”晋伯因悟曰:“公说仁字,正与尊宿门说禅一般。”(22)
上蔡说:“世人说仁只管著爱上,怎生见得仁?”极易让人联想到伊川。伊川曾多次明确表示反对说仁即是爱。(23) 他之所以反对“以爱训仁”大概有一整套的义理考虑。简言之,以仁是性,是形而上。爱是情,而非性,属气,是形而下者。因此,他明确反对说仁即是爱。(24) 就现存的文献来看,上蔡反对只以爱说仁的原因与伊川不同,另外,上蔡之学的义理结构也不同于伊川。(25) 上蔡为何反对“世人说仁只管著爱上”?引文(7)所说较为简略,在引文(5)中,上蔡列举了多种说仁之语。他认为,若不知仁,便会误认为仁就是这些说法(恭宽信敏惠、克己复礼等)而已。若要知仁,莫如体察人之不伪之心(即本心)。本心存而不失,则自然能随事生发出“仁”来。上蔡说:“若实欲知仁则在力行,自省察吾事亲从兄时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则知仁矣。”(26) 事亲从兄之心可见人之本心,能在事亲从兄时体察到此本心,就能体认到仁。易言之,事亲从兄之事固然能见人之仁,但如果专门论仁之为仁,则应该看到事亲从兄之事背后最根本的,即人的本心。事亲从兄只是些表面上的事,养口体者亦能为之,真正可贵的、根源性的是其背后的爱亲、敬亲之心(本心)。因此,上蔡反对以孝悌为仁,因他认为孝悌之心(本心)才是仁。同理,若有人以恭宽信敏惠等为仁,上蔡也必然会表示反对。他反对“只管著爱上”说仁,应该也出于这个原因。他说:“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关爱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类具言之。”(27) 从表面上来看,力行与爱无关,但力行也可说近乎仁,所以“只管著爱上”说仁便是不对的。无论是爱,还是力行,与前面所谓“恭宽信敏惠”“克己复礼”等等皆为描述仁心、仁德之外在表现之语,但不能便以此为仁,而是必须透过这些体会到“本心”,才算真正了解了“仁”。论仁之语甚多,皆当如此看,所以说:“推此类具言之”。可见上蔡之反对的根据与伊川的根本不同。上蔡也没有性、情(就四端而言的情,即本心)的形上形下之分。本心是形而上的,伊川则没有形上本心观念,心性不是一。
综上所述,上蔡之论仁是将仁归于本心。或者说,仁就是本心之德。本心存而不失,自然能觉知义理(以觉训仁),其道德之创生自然不已(以生训仁)。前者是在本心的具体内容上说,后者是就形而上性而说的,两者可以统一为本心之“活”,“活”可以概括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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