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书家与笔工书家与笔工有“矛盾”,也有“统一”。所以《秋涧集》的作者王恽有诗云:书艺与笔工,两者趣各异:工多不解书,书不究笔制。他首次指出,做笔的与用笔的互不知解,是一大弊。这首诗正是题赠张进中的。他据自己的经历而叙咏张进中的技艺,十分有趣:我藏一巨弗,用久等篲敝;授之使改作;切属锋健锐。“锋健锐”三字,遂点出一篇之眼目!)诗引张进中的话接云:朅来欲见投,入手知利器。......
2024-01-09
一、 体先于性与体性不离
司马光在《潜虚》一书中致力于构造气本论的宇宙框架,没有对人的性情学说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潜虚》总论云“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41) ,这一过程体现到人的形成上,则可理解为物质性的“虚(气)”形成出生时具有外在身体和身份地位的“体”,再获得内在的“性”(《潜虚》中主要指五行之性),从而成为完整地作为个体的人,即由气成形体、体先于性,人作为完整的个体体性不离。
“体”与“性”的关系在司马光其他著作中表现为“形”与“神”的关系。在司马光这里,“神”并非天命之神,而主要是指人的思想意识、思维活动以及情感意志等内在状态。他揭示了“天地”自然而不自为的本质,从而否定了传统的天命论思想:“天地者上下之象也”(42) “天地,有形之大者也”(43) “天地之功,不自为也”(44) 。他还发扬了前代无神论学说中“形谢神灭”的思想:“死者形神相离。形则入于黄壤、腐朽消灭,与木石等。神则飘若风火,不知何之。”(45) “有生之终者也,灵已陨矣,则气形各反其本矣”(46) 。
司马光指出,民间信仰中的“神”不过是“不知”的产物“心之疾”:“(道)出外入内,无所不用,而百姓不知,故谓之神”“妖不自兴,由人反德为愚也者,心之疾也。”(47) 与“心之疾”对应的是“心之用”,即“神”。司马光常以“心”“神”并而言之,如“物之神者,莫如心”(48) ,“神者,心之用也”(49) ,“夫以天地之广大,而人心可以测知之,则心之为用也,神矣”(50) 。
关于人的“性”(“神”)的自然性,司马光在《扬子法言集注》中进行了详细阐述:
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于自然,不可强变。智者能知其可以然,则因而导之尔。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体,益之则赘,损之则亏矣。(51)
在这里,由自然之气而生的“人物之性”亦具有物质性、“不可强变”,唯有由智者“知其可以然”,因而能顺应“天地之理,人物之性”来“导之”。
二、 “善恶兼有”论与性三品说
司马光认为,人性的“不可强变”,在于其善恶兼有。他批驳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皆偏于一隅:
孟子以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诱之也。荀子以为人性恶,其善者,圣人教之也。是皆得其偏而遗其大体也。(52)
孟子云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所日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性无不善乎?而虞舜自幼及长所日见瞽叟及象也,不能移其善,又岂如荀子言人性无不恶乎?(53)
对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司马光继承扬雄的性“善恶混”说,将人从人性中善恶多少的角度区分成“圣人”“中人”“愚人”三个等级:
夫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而有之。是故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其所受多少之间则殊矣。善至多而恶至少,则为圣人;恶至多而善至少,则为愚人;善恶相半,则为中人。圣人之恶不能胜其善,愚人之善不能胜其恶。不胜,则从而亡矣。故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54) (www.chuimin.cn)
在这里,司马光指出了人性的先天性和自然性,即其气本论的由“虚(气)”而成、“形然后性”,人性随人的自然形体而来,故而善恶“兼而有之”。司马光否定纯善无恶和纯恶无善的存在,认为善恶在个人之“性”中的区别只在于“所受多少”:“善至多而恶至少”则为“圣人”,“恶至多而善至少”则为“愚人”,“圣人”和“愚人”二者不可直接转换,两者间的过渡等级则为“中人”。中人之性“善恶相半”,可以为善或为恶。
扬雄关于人性学说的讨论重点,在于“中人”之性,而司马光则注意到了“圣人”的作用。如前文所述,他提出圣人能顺应“天地之理,人物之性”而“导之”,这是他对扬子人性论的发展。
在对“情”的讨论上,司马光指出性情为一,情亦是自然而生、善恶兼有:“情,天性也,性,天命也。”(55) 他继承前人的“七情”之说,认为“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惧”。但是“人喜,斯爱之;怒,斯恶之,故喜怒所以兼爱恶也”(56) ,故而司马光认为“情”主要有“喜”“怒”“哀”“乐”“惧”五种,都是“受天而生”。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除一般地将“情”理解为“七情”,还将“情”具体为人的“常情”,如“人之常情谁不爱富贵而畏刑祸”(57) “人之情谁肯弃福而取祸,去荣而就辱”(58) “人好生恶死,苦贫乐富,重贵轻贱,乃其常情”(59) 等。在这里,“情”即是“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三、 “道情一体”说
在善恶兼有的性情学说中,司马光还提出“道情一体”的观点,指出:
密不可间,情也。成不可更,性也……情则毅而不害,善亲亲也,性则割而不绝,能生生也。(60)
他认为情从本来意义上是表示人与人之间密不可分的“亲亲”之情,有“善亲亲”的积极作用,所以“情”与“道”在一定意义上相辅相成、不可变更。所以他提出:
夫情与道一体也,何尝相离哉?始死而悲者,道当然也。久而寝衰者,亦道当然也。故始死而不悲,是豺狼也。悲而伤生,是忘亲也。豺狼不可,忘亲也不可。(61)
失去“情”,圣道也就无从体现,得体之情正是表现圣道的必不可缺的正常手段和形式,情是“必不能无”的合理积极因素。当然,“情”的发挥必须得当,也就是说,它如何发挥,体现到什么程度,都须受“道”的制约,要符合“道”的要求。也就是说须以道统情:
情者,水也。道者,防也。情者,马也。道者,御也。水不可防则泛滥荡谲,无所不败也。马不御则腾走奔放,无所不之也。防之御之,然后洋洋乎注夫海,骎骎焉就夫道。由此观之,情与道何尝交胜哉!②
司马光主张道与情是统一关系,而非道灭情或情害道的“交胜”关系。尽管“道情一体”建立在以道统情的基础上,但司马光明确肯定了两者的统一性,肯定了人的适当情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有关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_流式的文章
(十)书家与笔工书家与笔工有“矛盾”,也有“统一”。所以《秋涧集》的作者王恽有诗云:书艺与笔工,两者趣各异:工多不解书,书不究笔制。他首次指出,做笔的与用笔的互不知解,是一大弊。这首诗正是题赠张进中的。他据自己的经历而叙咏张进中的技艺,十分有趣:我藏一巨弗,用久等篲敝;授之使改作;切属锋健锐。“锋健锐”三字,遂点出一篇之眼目!)诗引张进中的话接云:朅来欲见投,入手知利器。......
2024-01-09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器关系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两千多年前的《易经·系辞上》中的名言是传统道器观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来源。同时还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统之乎一形”,均由阴阳一气所派生,道即在器之中或称道不离器,他的观点使“器以载道”成为当代人认识和解释道器关系的基础。......
2023-06-18
值得注意的是,性并不孤立存在,韩邦奇始终将性与道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说。性与道是未发与已发、体与用、隐与显的关系。性道虽有分别,实为一体,“性道一物”。性道为本体是第一要义。韩邦奇极力反对先儒、“佛氏”、“老氏”等以空、以无为本的提法,故而也极力强调性道本体实有而不虚无。......
2023-11-28
“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人们对外在的渴望和追求已经远远超越了对心灵的关注。过度重视那些物质的、有形的财富,反而会造成心灵的贫穷。当人类对心灵失去关注,就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失去了关注。......
2023-12-06
人类并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而是能动地改造自然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从而创造出一个比原始自然环境更高级的、更适合应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其次,过量的人口增长会对环境造成压力,从而不利于协调人口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总之,人类的发展前途同自然环境的和谐紧密相关,人类有责任遵循自然规律,自觉地调节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保护自然环境的和谐,保护生态平衡。......
2023-11-01
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然而,世事难料,子桑户因意外死去了。道家的生死观是建立在对生命与死亡的大彻大悟基础之上的。追求道家多崇尚的这种快乐,第一个前提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爱惜生命,不以生累形,不以死累心。道家以博大的胸襟看待生存与死亡,不为生所累,不为死所羁。这样珍贵的生命,应该用以追求快乐,而不是沉溺于痛苦。生于自然,死于自然,才能不为之迷乱。......
2023-12-06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人为了治理建立了制度,确立了名分,名分已经有了,那也要知道适可而止,知道适可而止可以避免危害。过分的吝啬必定会付出更多,聚财过多而不施以济众,必会引起众怨,招致后患和损失。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才不会遭到危险。他们不知足,更不知止,最后栽进了罪恶的泥潭。后赐和自尽,并给他定了20项罪名。从此退而不隐,强而不显。......
2023-12-06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