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司马光作为其时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面临着双重挑战。司马光思想的形成首先源于从儒家传统六经中所学习的先王之道。除了上述儒家经典，还有两部经典也是司马光思想的重要来源，即《大学》《中庸》。此外，司马光还在北宋理学阵营中独树一帜，推荀扬而疑孟。但司马光在捍卫圣人之道、斥批老释申韩的同时，又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后者的某些内容。

司马光作为其时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面临着双重挑战。在政治上，北宋政府冗兵冗费的传统导致了积贫积弱的社会危机，加之不断受到周边政权的武力威胁，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日益尖锐的政治分歧。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改革派通过依附皇权开展了一系列改革运动，激化了新旧两党间围绕变法与反变法的政治斗争，进而在思想领域展开了关于“常变”关系问题的激烈论战。王安石通过“新故相除”的发展观抨击司马光“成不可更”的不变论，促使司马光迫切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来维护他倡导贯通天人、恒常不变的政治模式。所以，为自己的理想政治模式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成为司马光学术开展的重要任务。

同时，唐代以来儒学复兴的思潮和北宋理学的崛起是此时思想发展的主脉络。面对以空无本体论为基础的佛道二家学说的挑战，北宋儒学家对佛道之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和吸收，从而重新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儒学思想体系。此时儒者所需面对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要彻底瓦解佛老空无本体论的冲击，必须将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升到宇宙论、本体论的层面，重新建构儒家的天道本体；二是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达到天道本体与儒家伦理道德的高度统一，从而构建真正体现“天地人之道”的理想图景。所以，以纯儒、朴儒自居的司马光自觉地担当起正统儒学卫道士的责任，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从时代的发展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出发建立新的思想体系。

司马光思想的形成首先源于从儒家传统六经中所学习的先王之道。他多次提到自幼勤学儒籍圣道的经历：“世家相承、习尚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语言、父兄提携、授以经籍”(2) ，“臣自幼学先王之道”(3) 。他的文章乃至奏章中，都频频引用六经作为立论根据，《潜虚》中更提出“圣作六经、万世典刑（型）”(4) 。司马光从六经中吸收最多的是《周易》，相较于其他只重伦理探讨、忽视形而上问题研究的典籍，《周易》更深层次地探讨了宇宙本体论问题。司马光致力于为儒家伦理纲常寻找世界的本原及宇宙运行之道，他不仅通过《易说》注解《周易》，继承并发挥其关于宇宙形成、万物化生的思想，更准《周易》和《太玄》建立他的气本论体系。

六经而外，《论语》是司马光思想的核心来源。在他看来，六经先王之道与孔子圣人之道本质一致。司马光对孔子及其思想最为钦叹，言“必欲求道之真，则莫若以孔子为的而已”(5) “学者苟志于道，则莫若本之于天地、考之于先王、质之于孔子”⑤，并大赞孔子光大先王之道的没世之功：

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荡覆崩坏，几无余矣，其不绝者，纤若毫芒，自非孔子起而振之、廓而引之，使宏大显融以迄于今，则生民之众几何其不沦而为禽夷也。(6)

除了上述儒家经典，还有两部经典也是司马光思想的重要来源，即《大学》《中庸》。唐代以前，儒家经典主要是传统的六经和《论语》，《中庸》《大学》并不为人所重，直到唐代才有韩愈、李翱始重二书。这是因为《大学》《中庸》中探讨了其他儒家经典所缺少的儒家性命之学。鉴于当时佛道之学昌炽，为摆脱传统儒学不足以应对佛道的窘境，司马光除了依据《周易》建立宇宙本体论，也重视从《大学》《中庸》中挖掘性命之学。他率先站在理学阵营作《大学中庸义》，开宋儒重视二书之先河。(www.chuimin.cn)

此外，司马光还在北宋理学阵营中独树一帜，推荀扬而疑孟。对于孟子，司马光专作《疑孟》一文驳斥其观点，认为孟子虽宣称学习孔子，然所持论点在修身之道和为政之道等方面却与孔子思想不合。对于荀子，司马光给以高度评价，认为荀子挽救了战国礼崩乐坏环境下的圣人之道，赞荀子“排攘众说、张大正术，使后学者坦知去从”(7) 。他广承荀子“隆礼明分”“圣人立教”“王霸并衡”等学说，是北宋唯一承袭荀子学说的哲学家。对于扬雄，司马光给予了仅次于孔子的尊崇，把他看作孔子后的第一大儒，是圣人之道的发扬光大者：“扬子云真大儒者耶！孔子既殁，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8) “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9) 司马光将扬雄与圣人相提并论，不仅为扬子的《太玄》《法言》作注，且又准《太玄》作《潜虚》，充分显示了他效法扬雄大破汉代神学经学权威、独创全新哲学体系之志，力图在北宋复兴圣人之道。

司马光主张“尊道德礼乐，黜老庄申韩”(10) ，既抨击“老庄贵虚无而贱礼法”(11) ，又批判申韩之学只尚刑名之术，不以礼义为本，乃是“奸”的邪佞之道。除了批判法道二家，司马光又重点批判佛学。他是北宋辟佛最得力者，故二程言“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12) ，又言“今日卓然不为此（佛学）者，惟范景仁与君实尔”(13) 。苏轼也在《行状》中说司马光：“博学无所不通……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14) 司马光大斥佛老之学“无益治世”“害其财用”“耗蠢良民”的不良社会影响，复又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批判其因果轮回说、天堂地狱说及空无之论。

但司马光在捍卫圣人之道、斥批老释申韩的同时，又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后者的某些内容。如他对法家的刑名之学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认为“若以刑名为非道，则何以能禁民使自然而止”(15) 。对佛道之学，司马光虽然驳其“诞”，但对部分学说也加以吸收：

或问：“老释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释取其空，老取其无为自然。舍是无取也。”或曰：“空则人不为善、无为则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谓其然也。空取其无利欲之心，善则死而不朽，非空矣；无为取其因任，治则一日万机，有为矣。”(16)

在这里，司马光改造了佛道“空”“无”思想：一方面，司马光将“空”释义为心无利欲，肯定佛学寡欲之人品与慈爱之性品，他还进一步赞扬《心经》中“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思想“似与扬子同指”；另一方面，他对道家的自然无为的观点加以引申，形成了重视“无为”的生活态度和治国之策。

司马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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