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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的生平与学问志向

【摘要】:二程后来虽然终身都不甚推崇濂溪,但他们的学问思想和精神修养不得不说确实受到了濂溪的影响。伊川与弟子之间更有“程门立雪”的佳话。这不但表明了弟子们事师的恭敬,也表明了伊川平日的严厉。此文的另一特点则在于表明了其学问的现实关切,也即“修身成圣”的问题。

一、 生平

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之弟,学者尊称为伊川先生。伊川年十四时与明道一起受学于周敦颐(濂溪先生),濂溪教他们“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 二程后来虽然终身都不甚推崇濂溪,但他们的学问思想和精神修养不得不说确实受到了濂溪的影响。伊川十八岁时就上书宋仁宗(2) ,劝其以王道为心并推行仁政,他还请求皇帝召对,欲当面自陈所学,但并未得到允许。后来伊川在太学游学,当时胡瑗为主教,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诸生。伊川作文后,胡瑗惊异其才学出众,马上聘之为学官。吕希哲与之邻斋,首以师礼事伊川,成为伊川最早的弟子。伊川二十七岁时廷试报罢,便不再参加科举,后来其父程珦获得荫任子弟的机会,他也都谦逊地推让给族人。治平、熙宁年间,大臣屡次举荐,伊川都自以为才学不足而不愿为官。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共同举荐伊川,称:“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3) 但伊川依然力辞不仕。至元祐元年(1086),他屡辞不获,任崇政殿说书,负责给年幼的哲宗教学。他屡次上疏要求增加课程,减少休假,还要求太皇太后监督哲宗上课。伊川每次进讲,都要预先斋戒,心存至诚,以期能感动皇帝。而在讲授经典时,他也往往不拘泥于文字,能引申到现实生活中,并反复推明其中道理。伊川入侍之际,容貌表情十分端庄严肃,他自称以布衣进仕,不敢不自重。他以皇帝的老师自居,认为自己有辅导人主的重大使命,因此对许多本非自己职责所辖的事也进行议论,这自然受到许多人的嫉妒与排挤;加上哲宗也不喜欢这位严肃的老师,于是在元祐二年(1087),他被贬谪差管西京国子监。绍圣四年(1097),他因党论被牵连,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十一月,诏遣涪州编管。后徽宗即位,追复其官。但崇宁元年(1102)他又被隶于元祐党籍,遭到政治迫害。大观元年(1107),伊川逝世,年七十五岁。疾革时,门人说:“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伊川用最后的力气回答:“道着用便不是。”(4) 门人还未出寝门,伊川就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伊川展现了安然自若、不以生死为意的豁达精神气象

伊川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以至于有人问:“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应甚劳苦。”伊川回答:“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佗人日践危地,此乃劳苦也。”(5) 人们认为伊川一举一动都追求符合义理,那么在生活中必然得处处小心,内心一定会感到勉强和劳苦。但伊川自己认为“烛理明,自然乐循理”(6) ,他其实自得于其间,因此自认为“日履安地”。

伊川与弟子之间更有“程门立雪”的佳话。他曾经闭目静坐,弟子游酢和杨时立侍在旁不敢离去。过了许久伊川睁开眼睛,才说天色已晚,让其回家。两人离开时门外雪已经一尺多深了。这不但表明了弟子们事师的恭敬,也表明了伊川平日的严厉。明道对伊川的性格很了解,早就已经说过:“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7)

伊川晚年从涪州坐船顺长江而下,中途水流湍急,风浪大作,一舟之人皆哭号不已,唯独伊川正襟危坐,丝毫不为所动。归来后,弟子发现他容貌颜色和精神气象都胜于往昔,便问他何以如此,伊川回答:“学之力也。”可见他晚年有着很高的精神境界。欧阳修曾经议论韩愈:“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8) 韩愈虽然被视为开宋明理学风气者,但是却缺少修养的工夫,被贬到潮州即嗟怨哀叹,正如朱子评价:“只是不曾向里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细密做工夫。”(9) 因此终究只能是一个“文士”。相比之下,同样是遭受迁贬,伊川却凭借其笃实的修身功夫而体现出非凡的境界修养。这也许正是“道学家”与“文士”之不同所在。

伊川晚年在政治打压中去世,原本的故旧与门人都因害怕被牵连而不敢送葬,只有张绎、范域、孟厚和尹焞送葬。至夜,邵溥则穿着素衣骑白马赶来,也是畏惧被外人所知。一代大贤去世时竟如此萧条,实在令人唏嘘。

明道早卒,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伊川继承其兄钻研义理并讲学授徒,使得洛学得以广传。全祖望说:“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10) 这明确地肯定了伊川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没有伊川的努力弘扬,不但洛学会中衰,整个宋明理学的历史都可能会改写。因此,伊川在宋明理学史上的地位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

二、 学问志向(www.chuimin.cn)

伊川思想成熟甚早,早年的《颜子所好何学论》就已经奠定了他后来心性论思想的基调。此文的另一特点则在于表明了其学问的现实关切,也即“修身成圣”的问题。他说:

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11)

对颜子的表彰在当时已经开始成为一种风气,伊川此文原本就是应当时太学主教胡瑗的命题而作的,而他早年的老师周濂溪也曾提出“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的思想,并教二程“寻孔颜乐处”,以至于“孔颜乐处”成为后世理学家探讨的重要问题。

伊川直接点明了颜子所学独高于孔门其他弟子之处就在于“学以至圣人之道”,并明确了“圣人之道”是可学而至的,还接着讨论了如何达道的具体工夫。可见,伊川早年就已经明确“学以至于圣人”才是儒学的根本特质,才具有最高的价值,由此他也确立了学圣人之道的目标,并开始探索成圣之道的根据与方法,他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12) 他直承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确立了“修身成圣”的最高目标,他的学术与实践正是围绕着这一目标而展开的。

伊川的弟子曾经概括说:“二程之学,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而己必欲学而至于圣人。”(13) 这就精辟地点出了伊川思想的根本指向。《宋史》也称伊川“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14) 。伊川之学,即是“学为圣人之学”。

在以“成圣”作为最高目标的思想体系中,如何成圣的问题便是最根本、最应关切的问题,这也是理学家讨论最多的问题。而“心性论”和“工夫论”探讨的便是成圣的依据与成圣的方法,我们只有明确了伊川思想的终极关切,才能在其问题意识之下来考察伊川思想是如何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