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觏的人生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与学术追求,使得李觏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仍然坚持学术著述,形成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此外,李觏还著有其他多种文稿,直到晚年仍不辍著述,且以未能完成《三礼论》而感到遗憾。从李觏的著述情况来看,他主要的学术著作大体上完成于四十岁之前,而这一时期又是李觏人生中最不得志、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
2023-11-20
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河南开封),其父张迪曾为官涪州,后卒于任上。其时,张家“诸孤皆幼”,无力回归故里,举家徙居郿县横渠镇(今陕西眉县)。后张载长期居于横渠,人称横渠先生。
张载为北宋五子之一,是关学的创立者。张载的人生志向与学术成就,同他的家庭环境与人生经历不无联系。张载小时候随教师读书即“志气不群”,为其父所器重。父亲早逝,少自孤立,使张载更加勤奋好学,且喜谈兵。吕大临曾说张载“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1) 。范仲淹劝读《中庸》,使张载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但《中庸》并未使张载在理论上得到满足,他转而研探佛、道之学。“访诸释、老之书”,不仅使张载对佛、道二家的学说有了系统而深入的了解,也让张载意识到佛、道之学无助于自己的学术追求。这样的学术意识促使张载回归儒学,重新研读《诗》《书》《礼》《乐》《周易》等儒家经典,走上了学术创新之路。朱熹曾将张载的这种为学路径概述为“早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2) 。由儒学转向佛、道之学,再由佛、道之学回归儒学,长期的学术磨砺,终于使张载学有所成。宋仁宗嘉祐初年,张载开始在京师讲论《周易》。《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3) 。这种记述,表明张载在京师讲《易》时,已经具有相当广泛的学术影响。吕大临也曾记述张载步入仕途之前的讲学活动:“方未第时,文潞公以故相判长安,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矜式焉。”(4) 张载步入仕途之前,文彦博主政长安,因张载“名行之美”而延聘其讲学,这表明张载在故乡也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张载进士及第,开始步入仕途,先后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等职。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御史中丞吕本中以“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为由向朝廷举荐张载,授崇文院校书。后来,张载因为自己与弟张戬皆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回归故里。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吕大防以“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5) 为由举荐张载,使张载入朝“知太常礼院”。张载也因为“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6) 。归乡途中,张载因病结束了自己五十八年的人生旅程。
张载步入仕途时,已经三十七岁,第一次被举荐入朝时已年近五十。由于长年研读儒家经典,张载步入仕途时早已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吕大临曾说张载“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7) 。张载主张的“三代之治”,基本内容乃“复三代之礼”。张载为官,始终希望将自己仰慕的“三代之治”变成现实。张载任云岩县令时,“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诫子弟之意”(8) 。“敦本善俗”“养老事长”,这正是儒家礼制的基本要求。张载处理一县政务,“以敦本善俗为先”,“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实体现了其为“复三代之礼”所作的主观努力。张载第一次被举荐入朝,对宋神宗所问治道的回答也是:“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9) 张载主张“法三代”,亦即主张“复三代之礼”。张载由吕大防举荐入朝时曾说,“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辞,庶几有遇焉”(10) ,表明他带病再次入朝,也是希望获得新的机遇,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张载至都城之后,因其学术影响,朝廷官员“闻风慕之”。但对于张载“复三代之礼”的政治理念,人们却“多未之信”。张载“复以疾归”的主要原因即在于礼官们以“古今异俗”为由,“安习故常”,不能践行他所理解的礼制。张载曾设想在一乡之内“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⑤,“推先王之遗法”,践行“三代之治”。但这样的设想也未能成为现实。清代学者黄百家曾论及张载的政治主张:“先生覃测阴阳造化,其极深至精处,固多先儒所未言,而其凭心臆度处,亦颇有后学所未安者。至于好古之切,谓《周礼》必可行于后世,此亦不能使人无疑。夫《周礼》之的为伪书,姑置无论。圣人之治,要不在制度之细。窃恐《周官》虽善,亦不过随时立制,岂有不度世变之推移,可一一泥其成迹哉!”(11) 这种论述指出了张载政治理念的思想局限。张载推重古代礼制,“不度世变之推移”,“一一泥其成迹”,确为其一生之中“有意三代之治”而又难获实绩的重要原因。(www.chuimin.cn)
但是,张载在学术研究方面却卓然成家。黄震《日钞》论及张载的学术成就,曾说“横渠先生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事为己任,凡所议论,率多超卓”(12) 。“率多超卓”四字符合张载学术思想特别是张载哲学思想的实际。张载哲学“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13) ,不论理论创发还是对佛、道之学的批判,在北宋道学家中,皆独树一帜,多发前贤之所未发,达到了很高的理论层次。张载能够获取“率多超卓”的学术成就,与他宏大的学术志向与文化担当意识是联系在一起的。张载曾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4) 概述自己的人生抱负与学术志向。这样的志向与抱负,为张载数十年间潜心于学术研究不断提供思想动力。吕大临曾说张载居家时,“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坐起,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15) 。这应是对张载日常勤学苦读生活的真实写照。张载为学,“志道精思”,勇于创发,但并不排斥学术交流。张载与程颢、程颐切磋学术,即互有启发。但“志道精思”确为张载学术上自成一家的主要缘由。程颐曾认为,张载为学,多“迫切气象”,少“宽舒之气”。朱熹也曾比较张载与程颢的为学之方:“明道之学,从容涵泳之味合,横渠之学,苦心力索之功深。”(16) 其实,张载为学,虽以勤学苦读为先,具“迫切气象”,但在勤学苦读之后也不无“宽舒之气”。张载也常因此而感到充实与快乐,曾说:“吾学既得于心,则修其辞命,辞无差,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精义入神者,豫而已矣。”(17) 所谓“沛然”“豫”皆为精神状态。勤学苦读换来的思想领悟与学术成就,带给张载的也有愉悦与欢乐。黄宗羲曾说:“横渠气魄甚大,加以精苦之功,故其成就不同。伊川谓其多迫切而少宽舒,考亭谓其高处太高,僻处太僻,此在横渠已自知之。尝言:‘吾十五年学个“恭而安”不成’,所谓宽舒气象即安也。然‘恭而安’自学不得,正以迫切之久而后能之。若先从安处学起,则荡而无可持守,早已入漆园篱落。”(18) 黄宗羲“若先从安处学起,则荡而无可持守”之说,应是对“精苦之功”与“宽舒气象”关系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张载的学思特色。
张载致力于儒家哲学的创发,也注意对儒家学说的践行。他“治家接物”,注意“反躬自治”,“正己以感人”。教育学生,则要求学生“学必如圣人而后已”。张载自己践行儒道,也乐意帮助他人践行儒道。史籍中说张载“闻人之善,喜见颜色。答问学者,虽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尝不开其端。其所至必访人才,有可语者,必丁宁以诲之,惟恐其成就之晚”(19) 。又说张载因“患近世丧祭无法,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变,祀先之礼袭用流俗,于是一循古礼为倡”(20) ,使得关中一带“风俗一变而至于古”。这些记述都体现了张载成己成人的儒者情怀。
践行儒家学说,也使得张载不计清贫,追求孔颜之乐。横渠镇地方偏僻,物产不丰。张载家中田产仅够维持生计。张载不以为忧,仍乐善好施。学生为生计所困时,“虽粝蔬亦共之”,总会施以援手。但张载病逝时,“惟一甥在侧,囊中索然”(21) ,在学生们的帮助下,才得以“奉柩归殡以葬”。史籍中的这些记述都具体地再现了张载清贫乐道的仁者人格与德行操守。
张载为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22) 。学术成果丰硕,著述十分繁富。南宋学者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有对张载学术著述的记述;朱熹、吕祖谦编撰《近思录》,也曾涉及张载的学术著作。现存的张载学术著作主要有《易说》《正蒙》《经学理窟》《语录》《文集》等。张岱年先生曾考察各种史籍中所记张载著作的异同,认为张载的著作在元、明时期散佚很多。明代学者吕柟编辑的《张子抄释》当是较早形成的张载著作辑本,通行本《张子全书》成书于《张子抄释》之后,是沈自彰在明代万历年间编纂的。(23) 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全面地收集整理了张载存世的学术著作,并附录多种有关张载学术著作的《序》与《提要》,是今天人们深入研探张载学术思想最有价值的文献史料。
有关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_流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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