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中国哲学通史中的宋元思想家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从周敦颐父亲为官的情况来看，周敦颐实出身于一个下层官僚家庭。周敦颐母亲郑氏的家庭境况优于周家。周敦颐为官为人们所称道者首为其遇事果决，办事干练。其后，周敦颐调任多方地方官吏，始终自觉保持这种果决的工作作风。周敦颐为官正直，力求公正执法，这也是其受人称道的重要原因。周敦颐存世的学术著述，主要是《太极图说》与《通书》。有关周敦颐著述的记述较早见于潘兴嗣的《周敦颐墓志铭》。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道州营道人。周敦颐原名敦实，后因避宋英宗旧讳更名敦颐。朱熹曾在周敦颐好友潘兴嗣《周敦颐墓志铭》和周敦颐妻兄浦宗孟《周敦颐墓碣铭》的基础上写成《周敦颐事状》，肯定周敦颐“襟怀飘洒，雅有高趣，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或徜徉终日”(2) 。这样的襟怀与情趣，使周敦颐深爱庐山，并在晚年定居庐山。度正《周敦颐年谱》所记周敦颐定居庐山的原因更为具体：“先生常寓浔阳，爱庐山之胜，贫不能归，遂卜居其下。因溪流以寓故乡之名，筑室其上，名曰濂溪书堂，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3) 濂溪本为周敦颐故乡河流名。周敦颐在庐山所名濂溪，发源于庐山莲花峰下。朱熹对此溪有具体记述：“庐山之麓，有溪焉，发源于莲花峰下，洁清绀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缨而乐之，因寓以濂溪之号，而筑书堂于其上。”(4) 周敦颐故乡有河流名濂溪，他晚年又将自己住地的小溪命名为濂溪，建濂溪学堂，这是后世学者称周敦颐为濂溪先生，并将周敦颐学说称为濂学的缘由。

周敦颐的祖辈世居道州营道，但周家并非身世显赫的家族。周敦颐的曾祖父、祖父皆不曾入仕，直到周敦颐的父亲这一辈人才开始通过科举道路踏入仕途。周敦颐父亲名辅成，曾为贺州桂岭县令。从周敦颐父亲为官的情况来看，周敦颐实出身于一个下层官僚家庭。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周敦颐少儿时代对下层社会生活应有所接触与了解。周敦颐母亲郑氏的家庭境况优于周家。其父过世较早，周敦颐十五岁时随母亲离开道州营道，入京师随舅父郑向生活。郑向为龙图阁直学士。周敦颐少时“养于舅家”，又使得少儿时代的周敦颐有过上层官僚家庭生活的经历。郑向对周敦颐后来的生活道路影响很大，周敦颐二十岁时即步入仕途，实得力于郑向的器重与举荐。

周敦颐步入仕途之后，曾先后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湖南郴县令、桂阳令、洪州南昌县令、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等职。周敦颐所任职务虽多为地方下层官吏，但他“自其穷时，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世。故仕而必行其志，为政必有能名”(5) ，其政绩多为人们所称道。潘兴嗣在《周敦颐墓志铭》中也曾说周敦颐“博学力行，遇事刚果，有古人风，众口交称之”(6) 。周敦颐为官为人们所称道者首为其遇事果决，办事干练。《宋史·周敦颐传》中说周敦颐为洪州分宁主簿，有狱案久断不决，周敦颐到任后，迅速处理此案，使得邑人惊叹其胜过经验丰富的官吏。周敦颐为洪州分宁主簿时年仅二十四岁，以这样的年龄迅速处理久拖不决的狱案，确实表现了他出色的刑事工作能力。其后，周敦颐调任多方地方官吏，始终自觉保持这种果决的工作作风。浦宗孟《周敦颐墓碣铭》中说：周敦颐“知洪之南昌。南昌人见君来，咸曰：‘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也。’君益思以奇自名，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富家大姓，黠胥恶少，惴惴怀恐，不独以得罪于君为忧，而又以污善政为耻也。江之南九十余邑，如君比者无一二”(7) 。浦宗孟为周敦颐妻兄，对周敦颐为官行事的风格应有实际的了解。其“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之说，当是对周敦颐办事果决、干练风格的真实反映。周敦颐这种行事风格不仅惩治了地方的邪恶势力，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风气。

周敦颐为官正直，力求公正执法，这也是其受人称道的重要原因。周敦颐为南安军司理参军时，有“南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欲深治之”。周敦颐据理力争，因力争不胜，结果“投其司理参军告身以去”，并愤怒表示：“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8) 作为地方官吏，周敦颐反对草菅人命，为公正执法，宁可不仕，也要抗争，确实难能可贵。据史籍记载，这次争论，以转运使王逵最终感悟，“南安囚”得不死结束。周敦颐为官勤勉也深为人们所称道。据浦宗孟《周敦颐墓碣铭》中记述，周敦颐提点广南东路刑狱，“不惮出入之勤，瘴毒之侵，虽荒崖绝岛，人迹所不至处，皆缓视徐按，务以洗冤泽物为己任”(9) 。这种“以洗冤泽物为己任”的原则与追求，当是周敦颐为官既能使同事感佩，也能获民众感念的重要原因。由于志在“洗冤泽物”，不求名利地位，周敦颐生活十分清廉。挚友潘兴嗣曾言及周敦颐的生活：“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10) 多年为官，家中“钱不满百”，衣物仅装满一个破旧的小箱，让人难以置信，但这确是潘兴嗣亲见的周敦颐家的生活情形。周敦颐为官勤勉正直、清正廉洁，不同史籍中多有记述。《宋史·周敦颐传》曾综合黄庭坚《濂溪诗》序言中的语言，肯定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11) 。这些语言虽难免溢美，但绝非全无事实依据。周敦颐为官重视事功，生活中“以名节自励”，重“仲尼、颜子之所乐”。这样的人生观念，正是其承袭弘扬儒家传统的重要表征。周敦颐多年奔波于仕途之中，学术上仍能成就卓著，为北宋道学的兴起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与他承袭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是有内在联系的。(www.chuimin.cn)

周敦颐存世的学术著述，主要是《太极图说》与《通书》。文学作品另有《爱莲说》《拙赋》等。有关周敦颐著述的记述较早见于潘兴嗣的《周敦颐墓志铭》。潘志中曾说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12) 。按潘志所记周敦颐著作，除《太极图》外尚有《易说》与《易通》。但存世的周子著作主要为《太极图说》与《通书》，与潘志所记有别。朱熹论及周敦颐的著作，曾认为《易说》“久已不传于世”(13) ，但朱熹怀疑《通书》即是《易通》。在当代学术界，侯外庐一派学者曾详考周敦颐的著作，认为存世的《太极图说》实为潘志所记《太极图》《易说》。这派学者将自己的这种观点表述为：“周敦颐的著作，应依潘志，首《太极图·易说》。所谓《太极图》并说一篇，即是《太极图·易说》，说即《易说》。非《太极图》并说之外，别有所谓《易说》。既无《易说》，则朱熹所谓‘易说，久矣不传于世’者，非真是‘久矣不传于世’，而是实未尝有此《易说》，故无怪其于世无传。《太极图说》盖即以《易》说图，文中‘太极’‘阴阳’‘动静’云云，都根据《易传》。文末又引《易》以作结曰：‘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证据昭著，不可移易。”(14) 关于《通书》，这派学者则认定存世的《通书》，实即潘志所记《易通》，他们的结论是：“《易通》即是世所传《通书》，朱熹谓‘《易通》疑即《通书》’，疑得是。潘志明说《易通》，未说《通书》，《通书》乃后人去易字加书字后的名称，朱熹谓不知始于何时，则在南宋时已无从考定。（据祁宽跋文，出于程门，说见下。）今应恢复原名，称为《易通》。至于傅耆所见的《姤说》《同人说》，是周敦颐所作的个别的卦说，并非系统《易说》中的两卦之说。”(15) 在这派学者看来，在周敦颐的著作中，《太极图·易说》与《易通》两书是互有联系的。朱熹认定《通书》的内容也是对《太极图》所含意蕴的阐发，其纲领实际上也在《太极图》中，这种观点值得参考。侯外庐一派学者对于周敦颐学术著作的这种考订辨析，有理有据，恢复了周敦颐著述名称的本来面貌，应当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周敦颐学术著述的定论。

20世纪80年代，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理学丛书，周敦颐的著作以《周敦颐集》刊行。其中卷一收录《太极图》《太极图说》；卷二收录《通书》；卷三收录杂著类著述，包括《爱莲说》《拙赋》等；另收录有多种与周敦颐学术思想相关的历史文献。《周敦颐集》中所收周敦颐学术著作，仍沿用传世的周著书名，但其内容并不妨碍我们对周敦颐学术思想的真实了解。因此，本文涉及周敦颐著作，为引用方便，亦用传世的周敦颐著作中所使用的书名。

周敦颐：中国哲学通史中的宋元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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