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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理论:宋元卷简明导读

【摘要】:邵雍创立了一套评议中国历史的皇帝王伯(通霸)史观,概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演变、政治兴衰,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尚无先例。邵雍认为中国历史中,自唐尧开始,下至五代这中间三千年,社会政治的变化存在皇、帝、王、伯四种政治模式,代表四个发展阶段。邵雍还用他那先天象数图式,为从唐尧到五代三千年的中国社会编制了一份洋洋大观的中国历史年表,这一年表打破王朝史体系,一律以三百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划分。

《皇极经世》是一部“通古今之变”的经邦济世著作,虽然所讲是历史,然亦透露邵雍的社会政治思想要领。邵雍创立了一套评议中国历史的皇帝王伯(通霸)史观,概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演变、政治兴衰,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尚无先例。这套历史观较之邹衍的“五德终始论”和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都更为精细。

邵雍认为中国历史中,自唐尧开始,下至五代这中间三千年,社会政治的变化存在皇、帝、王、伯四种政治模式,代表四个发展阶段。他用道、德、功、力四字,突出每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或政治倾向。

皇以上古传说的三皇为典范。三皇即伏羲、女娲、神农。三皇之世的特征是“以道化民”,行“无为”之治。“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无为无有之谓也……所以圣人有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29) 上以道化民,故人民乐于无为、无事、无欲。

帝以上古五帝为典范。五帝即黄帝、颛、帝喾、唐尧、虞舜。五帝之世,“以德教民”,行“禅让”之政。他说:“让也者,先人后已之谓也……能知其天下之大,非己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所以圣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30) 上能垂拱而治天下,则下民以礼让为俗,人无贪鄙之心。

王以夏商周三代之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为典范。其特征是“以功劝民”,故尚政。“政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谓也。”王以事功劝民,民以正直从事,兴利除害,杀伐不生,盗贼不起,共享升平。

伯以春秋时代“五霸”为典型。五霸即齐桓、晋文、楚庄、宋襄、秦穆。其特点在“以力率民”,崇尚智力。他说尚智力者必尚争,“夫争也者,争乎利者也。取以利不以义,然后谓之争”(31) 。五伯尚力,拥兵自强,尔虞我诈,尊王攘夷,争城夺国,无有宁日,民受其害。(www.chuimin.cn)

邵雍认为皇帝王伯之政在后世并非单纯存在,往往道德功力并用。故皇道之下,必有帝道、王道、伯道并存。郡雍指出历史上必存在多种模式,提出皇之皇、皇之帝、皇之王、皇之伯……王之皇、王之帝、王之王、王之伯,共十六种模式。

邵雍以无为、礼让、公正、智力作为四种政治模式的核心内容,并不尽然。“无为”,只是一种理想,远古时期虽无阶级划分,仍有氏族之间的残酷斗争;“礼让”,亦乃美化之言,黄帝伐蚩尤,舜逐三苗,斗争亦激烈;奴隶制社会,对奴隶施行野蛮统治,有何“公正”?相较之下,“智力”未必尽是坏事。按邵雍的历史观,社会愈向后发展,道德风气则日益退化,这样总结历史,不能不带有很大片面性。

尽管如此,邵雍的皇帝王伯史观也含有某些合理因素。首先,研究社会历史当注重人心的向背,上行下效,不可忽视。他强调“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以德教民者,亦以德归之”,“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以力率民者,民亦以为归之”。其次,他用十六种政治模式评断历史形势,褒贬政治兴衰,臧否历史人物,写了许多咏史诗,引导人们“通古今之变”,对人们评史论政有启迪之功。无可讳言,五千年中国历史,的确充满着无为与有为、礼让与争夺、暴力与文德、尚义与争利等政治路线、社会风气的冲突,邵雍的社会政治倾向是鲜明的。这一历史观为宋明理学中天理人欲之辩、王道霸道之辩、义利之辩开了先河。

邵雍意识到影响历史发展的,必有某种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即推动历史进步的正面力量(阳)与阻碍历史前进的反面力量(阴),他统称为一阴一阳。这无疑为人们观察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系统,比用神秘的天命决定历史、圣人的天才决定历史,或神秘的运气决定历史,有更为可取的成分。邵雍设定一种标准来检验历史盛衰,这一标准是主观的,不可取,但诱导了人们跳出天命史观、天才史观、运气史观的窠臼,去做新的探索。尽管其结论并不正确,仍是开拓了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思路。

邵雍还用他那先天象数图式,为从唐尧到五代三千年的中国社会编制了一份洋洋大观的中国历史年表,这一年表打破王朝史体系,一律以三百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划分。现在看来,邵雍费了极大工夫,但这份年表对于总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多少参考价值。这是他过分迷信“神生数”的先天易学而堕入的思想误区。邵雍未能发现历史发展规律,但不可苛求古人之理论思想,这正表明历代哲人都难以摆脱历史局限性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