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生平与著述，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李觏的人生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与学术追求，使得李觏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仍然坚持学术著述，形成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此外，李觏还著有其他多种文稿，直到晚年仍不辍著述，且以未能完成《三礼论》而感到遗憾。从李觏的著述情况来看，他主要的学术著作大体上完成于四十岁之前，而这一时期又是李觏人生中最不得志、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省南城县）人，曾创办旴江书院讲学，人称旴江先生。(1) 李觏是北宋早期学术文化领域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誉为“一代之名儒，后学之师表”(2) 。在后世学人对李觏人品学问的评介中，以明人陈鉴的《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记》中的论述最具代表性：“旴江宋儒泰伯李先生，存心高古，履行刚方。竭力养亲，不求荣达。倡立旴江书院，讲明正学，从而师之者，恒数十百人。范文正公称其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今草泽中未见其比。并上其所业《礼论》《明堂定制图序》《平土书》《易论》凡二十四篇。”(3) 陈鉴的《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记》写于明成化六年（1470），文中对于李觏的肯定，一是其“存心高古，履行刚方”；二是其“竭力养亲，不求荣达”；三则是其“著书立言”“讲明正学”。在陈鉴写成《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记》后两年即明成化八年（1472），一位名为罗伦的学者写成了《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记》。《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记》中不仅肯定李觏“以文辞自立，其言大而正”，而且特别讲到了圣贤与“众人”的生死之别，认为人有生必有死，此为自然律则，人人皆然，圣贤与众人无异。罗伦还以古人言论论定圣贤与众人的差别仅在于其生命与事业“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4) 。在罗伦看来，圣贤之谓圣贤，在于其言其行“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③。而李觏的人生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因此，李觏也当在圣贤之列。李觏辞世数百年之后，人们仍是如此论定其人品学问，怀念这位儒者，由此可见李觏其人其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深远影响。

李觏的学术经历颇为奇特，他曾自谓“南城贱民”“邑外草莱之民”，声称自己“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5) 李觏一生，既无显赫的政治地位，也无丰饶的田园产业。但其人品学问却长期为人们所称道，其人生经历与学术活动都值得深入探讨。李觏曾多次在与人的书信往来中自述其求学经历、学术志向以及生计的艰难：

觏，南城贱民。自以家世儒素，生长好学，由六七岁时，调声韵，习字书，勉勉不忘，逮于今兹，年二十七矣。其间染采薰香，附合时律外，尤存心于古学、沉酣鼓舞，其志不甚眇小。然而进不得州郡举，退不得乡曲誉。饥寒病瘁，日就颠仆。抱其空文，四顾而无所之。(6)

觏十岁知声律，十二近文章，思虑猖狂，耳目病困者既十年矣。而公不举于州郡，私不信于闾里，梯天莫见明主，穷海未遇知己。朝谈仁义，暮学计策，云云虽多，徒取笑怪。老母坐堂，亲爱盈屋，耒耜不供升斗之食，桑麻不足一带之衣。尘埃四走，乞丐无地，此也立节丈夫所宜叹息者也。(7)

从李觏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觏从小即好学深思，聪颖博学，受到过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和传统的儒家学者一样，李觏也希望通过读书应试来博取功名，踏入仕途，报效国家。但是，李觏的应试之路却极其不顺。他二十九岁时乡举不利，三十四岁时应试仍然“不第”而归。李觏曾以“踽踽而来，恓恓而返，士林不鉴其道，有位不知其名。背仕进之门，而复入于寒饿之水火”(8) 来形容和描述自己多次应试不顺的苦闷、沮丧的心情。作为一个生活在北宋年间的知识分子，仕途不顺不仅使李觏“未获用于一时”，报国无门，心境凄凉，也使李觏的家庭生活极端清贫与困苦。李觏论及自己生活清贫，除前述所谓“尘埃四走，乞丐无地”之外，还有“家贫亲老，弗获禄仕。或怒其介，或笑其迂。左排右挤，沟壑是虞”(9) 之说。多次应试不中，也使李觏意识到了自己的“介”与“迂”，他曾说自己“家世贫乏，幼孤无兄弟，老母年近六十，饥焉而无田，寒焉而无桑。喁喁科举，求不可望之禄以为养，抑疏阔也矣”(10) 。他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道路，决定不再企求由应试才能获得的仕途生活。他在《上江职方书》中说：

不幸少年缪计，屡乞乡举，求而不得，祗自秽污。今兹行年三十余，固知非矣。方将削迹尘路，屏居林薮，张皇本心，洗滁外虑。未明者明之，未备者备之。使三代之道，珠连玉积，尽在掌上，所大愿也。若夫毁誉用舍，计之已熟。誉邪，惟天下自誉之，觏不求誉也。用邪，惟天下自用之，觏不求用也。(11) (www.chuimin.cn)

“不求誉”“不求用”，对李觏来说，只不过是在无奈之中自己所能给予自己的一种慰藉。因为，在李觏看来，宋代的考试本身即不是一种完备的选拔人才的制度。通过这样的考试，“浮华浅陋之辈”完全可能因为偶然的应试成功而“率为可用”。反之，“虽有仁如伯夷，孝如曾参，直如史鱼，廉如于陵，一语不中，则生平委地”(12) 。一个德才兼备的考生，可能因为考试中偶然性的失误而失去报效社会国家的机会与权利。所以李觏断言，这样的考试“偶失偶得，如弈棋耳”，充满偶然性因素，并不能将有真才实学的人选拔出来，以为国家社会所用。换言之，在李觏看来，屡试不第者，并不即意味着其学问浅陋。因此，他在自己“屡乞乡举，求而不得”的情况下，虽表示要“削迹尘路，屏居林薮，张皇本心，洗滁外虑”，但实未放弃对学问的追求。恰恰相反，“使三代之道，珠连玉积，尽在掌上”，仍然是他的“大愿”。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与学术追求，使得李觏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仍然坚持学术著述，形成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据《直讲李先生年谱》记载：李觏二十三岁时著《潜书》15篇；二十四岁时著《礼论》7篇；二十八岁前后修《明堂定制图并序》，著《平土书》；三十岁时著《广潜书》15篇；三十一岁时著《富国强兵安民三十策》；三十五岁时著《庆历民言》30篇、《周礼致太平论》51篇；三十九岁著《礼论后语》《删定易图序论》；四十五岁时著《常语》上中下3卷。此外，李觏还著有其他多种文稿，直到晚年仍不辍著述，且以未能完成《三礼论》而感到遗憾。

从李觏的著述情况来看，他主要的学术著作大体上完成于四十岁之前，而这一时期又是李觏人生中最不得志、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由于李觏的学术活动特色及其学术成果的影响，他的人品学问在他四十岁左右开始为人们所称道。李觏三十七岁时，开始有人向朝廷举荐，希望朝廷能够任用他。范仲淹也曾在李觏四十一岁和四十二岁时连续向朝廷举荐，希望朝廷任用他“以劝儒林”。但李觏以太学助教“充太学直讲”，赴太学任职已是他四十九岁时的事了。李觏五十一岁时，曾“因胡瑗以病告假”而受命“权同管勾太学”，但他因“祖母未附先劳形茔，请假归迁”，不久即卒于家。因此，李觏在京城的生活时间极其短暂，他的人生基本上是在民间教育与民间的学术活动中度过的。

李觏在民间能够长期坚持自己的学术活动，并获得丰硕的学术成就，就其思想动力而言，一是他关心社会现实，具有宏大的政治抱负；二是他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以及他对于学术价值的深切理解。远大的政治抱负使得李觏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没有停留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力图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寻求“康国济民”的道路。李觏在《上孙寺丞书》中即曾说自己：“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腹饥渴，颠倒而不变。非独人之云云，坐而自叹且自笑者也。”(13) 政治方面的抱负与追求，也使得李觏充满了对于“邦国政教有玷缺不完者，下民疾害有酸楚未复者”的忧患。他曾经尖锐地揭露当时统治者对民众疾苦的漠视和下层社会民众在困苦中无处申诉、求告无门的社会现实：“自政不得人，二三年来，尤为昏乱。公庭攘攘，塞耳不闻怨声，民钱狱理，交手为市。刺史弗之恤，廉使弗之问。裹粮北走，路宿一月，然后至京师。天门沈沈，虎士交戟，朝无亲党，袖无金贝，有能自达其冤者乎？是以穷夫细人，拷棒且死，噤不得言，唯仰首拜天，以愿雪活耳！”(14) 李觏能够如此直率地揭露北宋社会严酷的生活现实，原因在于下层社会的生活使得他对于北宋社会危机有着自己独特的关切与理解。民间学者的身份使他生活艰难、报国无门，也促使他在痛斥社会腐败的同时，不断向世人诉说自己的政治抱负。李觏对自己不能步入仕途从而为国为民效力的处境十分不满。他曾表示自己“视阙政如己之疾，视恶吏如己之仇”，痛恨自己“无斗水以洗濯瑕秽”，只能“四顾悲歌，时或涕洟”。(15) 但怀才不遇并没有使李觏消极地面对人生，他仍然不断地求索，不断地自荐，希望获得展示自己才学的机会，参与治理社会国家，使自己“就尺寸之效，以章其身。千载之后，不与碌碌者同泯没，为凡鬼于地下”(16) 。因此，李觏愈是自觉仕途无望，愈是勤奋向学。这种失望与希望交织的状况，当是李觏在学术研探中理论日臻成熟并最终获得多方面学术成就的重要原因。

随着学术上的进步与成熟，李觏对北宋学术领域中现实状况的思考日渐深入，对当时学术领域中儒学不兴，佛、道盛行的状况尤为不满。他曾通过对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回顾，尖锐地批评魏晋以来的学术演变：“至于汉初，老师大儒，未尽调落，嗣而兴者，皆知称先圣，本仁义。数百年中，其秉笔者，多有可采。魏晋之后，涉于南北，斯道积羸，日剧一日。高冠立朝，不恤治具而相高老佛；无用之谈，世主储王而争夸。奸声乱色，以为才思，虚荒巧伪，灭去义理。”(17) 在李觏看来，儒学的衰落已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秩序。他所谓“不恤治具”即是批评人们忽略儒学对于国家社会的治理功能；“相高老佛”则是对人们争相礼佛、崇道的批评；而他所谓“奸声乱色，以为才思，虚荒巧伪，灭去义理。俾元元之民，虽有耳目弗能复视听也”的论断，既概括了魏晋以来人们专注于佛、道之学，崇尚清谈的结果，也指出了魏晋以来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危机。与批评魏晋学术的态度相反，李觏对唐代学者排斥佛教、复兴儒学的学术活动则大加赞赏：“赖天相唐室，生大贤以维持之。李杜称兵于前，韩柳主盟于后。诛邪赏正，方内向服。尧舜之道，晦而复明；周孔之教，枯而复荣。逮于朝家，文章之懿，高视前古者，阶于此也。”③在这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觏不仅肯定唐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实际上也把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学术活动视为后世学者学术活动的基础与起点。但是，李觏对北宋建国以来学术文化的发展却十分不满。在李觏看来，北宋学术界盛行“不求经术而摭小说以为新，不思理道而专雕锼以为丽”的学风。学者为学，专尚文辞而忽略义理，结果是“儒失其守，教化坠于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修身正心，养生送死”，思想中需要有所依凭；儒者为学却“不求经术”“不思理道”，这正是北宋时期佛、道之学仍能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因此，李觏认为要改变北宋学术界这种状况，首先需要儒者自身改变学风。他说：“今之学者，谁不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为文之道止此而已，则但诵得古文十数篇，拆南补北，染旧作新，尽可为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觏之施为，异于是矣。”(18) 这种观念，使得李觏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既“责儒者”，又“排佛屠”，诠释儒家经典，注意“讲明正学”，强调凡涉“性命之趣”，“吾儒自有至要”，力图以自己的学术著述，为人们“修身正心，养生送死”提供思想基础，同时也为国家富强太平提供理论根据。李觏的《易论》《礼论》《周礼致太平论》《潜书》《常语》等学术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这种学术追求。李觏对北宋学术文化发展的观察理解，以及他自己的学术追求与学术成就，实际上构成了北宋道学发展的一个环节。其后，道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张载、程颢、程颐等人也是以批判佛、道之学，回归儒学的方式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的。

李觏的生平与著述，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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