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与道学研究及其教学方法

胡瑗（993—1059），字翼之，海陵如皋人。关于胡瑗的家世与生平，以蔡襄《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的记述较为具体。按蔡襄的记述，胡瑗祖居长安，世代为官。胡瑗的父亲胡讷，“博学善属文”，曾为宁海节度推官。胡瑗为胡讷长子。胡瑗祖居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胡瑗少年时代聪明颖悟，志向高远。《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说他“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青年时期的胡瑗愈加钟情于学术事业，尤其“颛意经学”。胡瑗一生中，由于范仲淹举荐，曾“拜秘书校书郎，辟丹州军事推官，改密州观察推官”；“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后“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其家”。由于长期从事教学活动，讲授儒家经典，胡瑗著述繁富，但多已散佚。现存的胡瑗著作主要是《周易口义》与《洪范口义》。

黄宗羲、全祖望一类史家何以视胡瑗为道学先驱，肯定胡瑗对于道学兴起的历史贡献，这是我们考察宋元哲学发展时仍然需要具体思考的一个问题。胡瑗一生虽曾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地方或朝廷为官，但他“以经术教授吴中，年四十余”(5) 。其主要活动是兴办教育，传授儒家学说。我们考察胡瑗对道学的影响，也应当注意胡瑗学术活动的这种特色。

胡瑗的学术影响首在其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胡瑗青年时期，曾“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6) 。泰山十年，心无旁骛，勤苦攻读，终使胡瑗博通经史，成为学问大家。但是，胡瑗在泰山苦读十年之后，未能步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期待的仕途，而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为年轻学子传道授业，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由于胡瑗“教人有法”，其新颖的教学方式与渊博的学识，既受到学生欢迎，也受到范仲淹一类有识之士的赞赏与推崇。范仲淹任职苏州时，曾礼聘胡瑗为苏州州学教授。景祐三年（1036），由于范仲淹的举荐，胡瑗“白衣对政崇政殿”，以平民身份入朝参与“更定雅乐”。庆历二年（1042），滕宗谅主政湖州，也礼聘胡瑗为湖州州学教授。胡瑗在苏、湖二州的教学方法与办学理念，曾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推崇。

胡瑗认为，教育的目的在“倡明正学”。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必须“严师弟子之礼”。史籍中曾具体记述胡瑗践行自己这种教育理念：“滕宗谅知湖州，聘为教授。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③胡瑗办学，主张“倡明正学”“严师弟子之礼”，实际上是在倡导与实践传统的儒家教育思想。儒家经典《礼记·学记》中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在儒家学者看来，办学活动最为困难的事情是使教师受到尊重。只有教师受到尊重，他所传授的知识才会受到尊重；教师传授的知识受到尊重，人们才会尊重知识，重视学习。胡瑗在办学活动中“严师弟子之礼”，追求的正是儒家主张的“师严然后道尊”这种教学目标。胡瑗在教学活动中注意尊重学生，使得学生也敬重胡瑗，乐于跟随胡瑗学习。胡瑗为湖州州学教授时，曾出现“弟子去来常数百人”的盛况。其后，胡瑗主持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饰，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瑷弟子也……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诸生与朝士祖饯东门外，时以为荣”(7) 。胡瑗在太学受到学生敬重，更典型地体现了他在教学活动中“严师弟子之礼”所取得的“师严然后道尊”的教学效果。

胡瑗具体的教学方法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后世学者认为，胡瑗的教学方法值得肯定的首在分科教学：

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8)

胡瑗在教学活动中“立‘经义’‘治事’二斋”，实际上是以分科或说分类的形式组织教学。“经义”斋的教学内容为讲明“六经”，“治事”斋的教学内容为武备、水利、历算之法等。前者可说是注重义理，后者则偏重实学。学科不同，教学内容也有所不同。但是，不论是“经义”斋的教学内容，还是“治事”斋的教学内容，其目标都在学以致用，使人们学有所获。这种分科教学的方法，应当是胡瑗的教学活动深受学生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胡瑗在实行分科教学的同时，也注意因材施教：

先生初为直讲，有旨专掌一学之政。遂推诚教育多士，亦甄别人物。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使之以类群居讲习。先生亦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中。故人人皆乐从而有成效。(9)

胡瑗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使学习兴趣相同的学生“以类群居讲习”，而且可以组织“以类群居讲习”的学生围绕相同的议题切磋探讨，针对时政论析评断；通过学生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使学生“乐从而有成”，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获得学业上的进步。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曾说：“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胡瑗的教学活动之所以能够使不同类型的学生都学有所获，与他在教学中注意区别学生的兴趣爱好，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使学生乐于接受具体的学问知识这种教学方法是有内在联系的。

胡瑗在教学活动中坚持的另一重要原则方法是“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宋神宗曾问胡瑗的学生刘彝：“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刘彝在回答中言及胡瑗主张的“明体达用之学”：

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10)

按刘彝所述，北宋自开国以来，沿袭汉唐时期“尚声律浮华之词”的学风，国家取士用人皆“不以体用为本”。胡瑗在教学活动中之所以坚持“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即是因为他不满宋仁宗明道、宝元年间盛行的这种取士方法和社会风气，力图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改变这种社会风气所导致的“风俗偷薄”的社会弊端。从刘彝的论述来看，胡瑗理解的“体”，实为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中所阐发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原则。胡瑗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坚持“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要求学生“明体”，实即是要帮助学生把握儒家学说“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追求，改变社会上“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的不良士风。欧阳修《胡先生墓表》中说胡瑗在湖州办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受，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所谓“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应当是胡瑗在教学活动中要求学生“明体”，即把握儒家学说基本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追求所取得的重要实践成果。

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既要求学生“明体”，也要求学生“达用”，注意“明体”与“达用”的统一。《宋元学案》中曾引用薛季瑄《浪语集》中的文字，论析胡瑗在教学活动中的这种追求：

尝谓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洒扫、应对、进退”。知其说者，徐仲车尔……成人成己，众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无精粗、无小大，是故致广大者必尽精微，极高明者必道中庸。(11)

“广大”与“精微”的统一，“高明”与“中庸”的契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胡瑗追求的“明体”与“达用”的统一。

胡瑗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这种独特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其影响并不限于胡瑗办学的苏、湖地区。据欧阳修《胡先生墓表》记述：“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大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为太学之法，至今着为令。”朝廷扩建太学，吸纳胡瑗在湖州的办学理念与教学方法，以之为太学的办学规则，这表明了胡瑗的教育实践在当时广泛的社会影响。应当说，胡瑗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实践对于改变北宋时期士人“以博文强记、巧文丽辞为工”的学术观念与社会风气、形成有益于道学兴起的学术文化背景是作出过历史贡献的。

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通过讲授儒家经典，为北宋道学的兴起培养优秀学术人才，乃后世学者肯定胡瑗为道学前驱的另一个重要根据。胡瑗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为学生讲解的儒家经典很多。他的不少著作即是由学生记述他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以“口义”的形式存世的。现存的胡瑗著作，以《周易口义》的内容最为完整。如果从经学的角度来看，胡瑗解《易》“以义理为宗”，在学术上也极有价值。从道学的角度来看，胡瑗解《易》虽注意“以义理为宗”，但在“义理”的层面，又尚未达到周敦颐、程颐、张载等早期道学代表人物的解《易》著作中所达到的理论层次。胡瑗解释儒家经典与北宋道学兴起的联系，主要是以自己解经的方法影响学生，为道学的兴起培养学术人才。胡瑗的学生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曾说：胡瑗“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学徒千数，日月括劘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注重诠释经典的“要义”，是胡瑗解释儒家经典的基本方法。胡瑗解经，正是因其能帮助学生了解儒家经典的“要义”，所以才使得学生“信其师说”。史籍中所记胡瑗的解经方法以其讲《易》的方法最为具体：(www.chuimin.cn)

先生在太学，其初人未信服。使其徒之已仕者盛侨、顾临辈分置执事，又令孙觉说《孟子》，中都士人稍稍从游。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五经》异论，弟子记之，目为《胡氏口义》。(12)

胡瑗在太学讲“易”，能够使众人“大服”，原因在其对《易》理的讲解“旨意明白”。“旨意明白”也可谓“解经至有要义”。信服胡瑗“解经至有要义”，使得学生们乐于记录胡瑗对不同的儒家经典的解释，这也是胡瑗因解经而有《胡氏口义》存世的重要原因。胡瑗解释儒家经典的这种方法，不仅使学生们诚心信服，也使学生们在学问历练与身心修养方面终身受益。胡瑗的学生徐积曾说：

吾于安定之门，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违也。(13)

由此可见胡瑗讲授儒家经典对学生的影响。

在胡瑗的学生中，学术成就最为卓著者无疑当数为道学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程颐。因此，可以说胡瑗对程颐的影响，更为集中地体现了胡瑗对于道学兴起的贡献。胡瑗对程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家学说的学术旨趣与理论的追求，一是解释儒家经典的思想方法。程颐青年时期游太学，遇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为题问诸生，成《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颐认为，孔门弟子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根据在于颜回主张“学以至圣人之道”。程颐在回答“颜子所好何学”的基础上，也肯定“圣人可学而至”，并将“正心”“养性”理解为“学以至圣人”的具体途径。他说：

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与？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14)

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的这些观念，既精炼地论述了传统儒学的基本理趣，也体现胡瑗在儒学理论方面对程颐的影响。胡瑗读完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后，之所以“大惊异之”，则是因为程颐对孔门弟子中“独称颜子为好学”的回答与胡瑗对儒学主旨的理解高度一致。程颐后来正是基于自己早年对儒学旨趣的这种理解，认定“性即理”，以理本论论释人的道德根性，使传统儒学中的道德观念自然化、客观化、本体化，为作为新儒学的道学的形成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胡瑗解释儒家经典的方法，特别是解《易》的思想方法对程颐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从胡瑗的《周易口义》来看，胡瑗解《易》，不仅力求“旨意明白”，而且注意从不同的层面诠释《周易》基本范畴的意涵。譬如，胡瑗对《周易》中“道”这一范畴的解释即采用过这样的方法：

道者，自然之谓也，以数言之，则谓之一；以体言之，则谓之无；以开物通务言之，则谓之通；以微妙不测言之，则谓之神；以应机变化（言之），则谓之易。总五常言之，则谓之道也。(15)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对乾卦的解释，实曾沿用胡瑗的这种方法：

乾，天也。天者天之形体；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谓乾。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乾者万物之始，故为天，为阳，为父，为君。(16)

从程颐对乾卦的解释来看，程颐解《易》也注重对文本中概念、范畴的解释，在具体解释中，又特别注意阐发概念、范畴意涵的丰富性与层次性。应当肯定，程颐对乾卦的解释，不论思想的密度还是厚度都有超越前人的地方，体现了道学作为义理之学的思想特色。但从思想源头来说，程颐解《易》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深受胡瑗解《易》方法的影响。从这种影响，我们亦可以发现胡瑗的学术活动与道学兴起的联系。

总之，北宋道学的兴起，与胡瑗的学术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

宋神宗曾评价胡瑗一生的教育实践与学术追求：

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任而专，如泰山屹峙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义治事，以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朕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谆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17)

这种论述，不论是在学统的层面还是在治统的层面，都对胡瑗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作出了肯定性评价。胡瑗以自己的教育思想“倡明正道”，为北宋形成有益于道学兴起的学术氛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开来学之颛蒙”，改变北宋“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的士风，为道学的兴起培养优秀的学术人才；开启道学的先声。这当是胡瑗在道学发展史上真实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