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道学的兴起-中国哲学通史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北宋道学的兴起，当是隋唐哲学发展的继续。肯定庆历新政及其前后盛行的书院教育对于北宋道学兴起的重要影响，并非始于全祖望。一般而言，学术界大都以孙复、胡瑗、石介三人为北宋道学先驱，肯定孙复、胡瑗、石介对于道学兴起的重要贡献。据《朱子语类》记载，朱熹与人论及北宋道学时认为，道学的成型“亦有

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北宋道学的兴起，当是隋唐哲学发展的继续。但是，道学作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系统，形成于北宋时期，也有其具体的历史机缘。在中国历史上，北宋王朝是一个以兵变的方式窃取后周政权、逐步消灭唐代以后的分裂割据势力，然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封建政权。为了巩固政权，北宋建国以后，自宋太祖开始，即一方面注意“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便“塞浊乱之源”，另一方面又注意“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力图通过努力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以求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在北宋立国的国策中，提倡“兴学”，鼓励发展教育，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即鼓励臣下多读经书，通过读经书，以“知为治之道”。坚持“兴学”这一国策，当是道学得以在北宋兴起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

但是，道学的兴起，也有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一般而言，北宋建国以后，在宋真宗以前，哲学的发展还体现为一般的儒学复兴，理论特色并不显著。按照现在学术界通行的观念，道学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理论，实际上是从宋仁宗庆历年间开始兴起的。道学兴起于宋仁宗庆历年间，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机缘：一是庆历新政的推行，一是北宋书院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启用韩琦、富弼、范仲淹一类主张革新政治的人物推行新政。到庆历五年（1045）初，韩琦、富弼、范仲淹一类主张新政的人物先后受到排斥，新政措施即遭废止。庆历新政的推行时间很短。但是，庆历新政的推行与北宋书院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在韩琦、富弼、范仲淹等人主张的新政中有一项名为“精贡举”的政策，其具体内容即涵括兴办学校、发展教育。这项新政的推行实际上推进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书院教育。

北宋时期的书院教育并非始于庆历年间，但就对道学兴起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院教育而言，大都出现在庆历前后。全祖望考察宋代学术，即曾强调庆历新政与其时书院教育兴盛的关联，以及书院教育对于道学形成的影响。他在《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说：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携，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1)

全祖望这种论述，既肯定戚同文讲学睢阳、孙复讲学泰山、胡瑗讲学湖州对于道学兴起的先导作用，又肯定韩琦、范仲淹、欧阳修一类主张新政的人物对孙复、胡瑗一类民间学人的支持、举荐与提携推动了书院教育的发展。

肯定庆历新政及其前后盛行的书院教育对于北宋道学兴起的重要影响，并非始于全祖望。冯梓材认为，全祖望《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的观念始源于南宋袁燮的《四明教授厅壁续记》。袁燮曾说：

国朝庠序之设，遍于寓内。自庆历始，其卓然为后学师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孙氏，海陵之胡氏，徂徕之石氏，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2) (www.chuimin.cn)

袁燮的论述既明确地肯定庆历新政对于书院教育的促进，又明确地肯定戚同文、孙复、胡瑗、石介主持的书院教育及其人品学问对于北宋道学兴起的影响。从袁燮对庆历年间书院教育的论述来看，冯梓材认定全祖望对庆历年间的书院教育与道学兴起联系的理解受到了袁燮的影响不无根据。但作为后世学者，全祖望对庆历年间书院教育对于道学兴起的影响的理解，与袁燮《四明教授厅壁续记》中所说内容也有所不同。他将陈襄等人在闽中的讲学活动也视为道学兴起的前导。他说：

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从者如云，而正学自此造端矣。闽海古灵先生于安定盖稍后，其孜孜讲道，则与之相埒。安定之门，先后至一千七百余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灵亦过千人。安定之门如孙莘老、管卧云辈，皆兼师古灵者也。于时濂溪已起于南，涑水、横渠、康节、明道兄弟亦起于北，直登圣人之堂。古灵所得虽逊之，然其倡道之功，则固安定、泰山之亚，较之，张、程为前茅焉。(3)

全祖望认为，陈襄在福建一带讲学，时间略晚于孙复、胡瑗的讲学活动，较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学术成就，陈襄在理论创获方面也稍显逊色。若就对北宋道学兴起的影响而言，陈襄的讲学活动则应视为“安定、泰山之亚”，实为张载、程颢程颐等人之“前茅”。全祖望对陈襄讲学活动历史影响的认可实际上更加全面地肯定了北宋庆历年间书院教育对于道学兴起的影响。正是遍及全国的书院教育使得人们在不同的地域相与“讲明正学”，共同倡导儒家学说的普遍价值，引发了社会学术风气的转变，促进了道学的兴起与成型。

戚同文、孙复、胡瑗、石介，以及陈襄一类学者主持的书院教育，注重传介儒家经典，倡导儒家学说的普遍价值，对于道学的兴起各有其历史的贡献。但是，就这几位学者在道学兴起的过程中具体的理论贡献而言，又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学术界大都以孙复、胡瑗、石介三人为北宋道学先驱，肯定孙复、胡瑗、石介对于道学兴起的重要贡献。南宋时期，朱熹考论北宋学术，即十分注意解析道学的演生流变。朱熹编纂的《伊洛渊源录》一书，考辨“伊洛渊源”，实即是考释道学源流。但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首卷为《濂溪先生》，全书并未论及孙复、胡瑗、石介等人的学术活动。朱熹论及孙复、胡瑗、石介等人的言行，是在其编纂的另一部史学著作《五朝名臣言行录》中。此书卷一○内容分别为：《希夷陈先生抟》《安定胡先生瑗》《泰山孙先生复》《徂徕石先生介》《老苏先生洵》。朱熹编纂此书最后一卷的思想方法值得注意。因为，陈抟、胡瑗等人若从政绩与官阶层级的角度来看，实难与朱熹此书所涉及的范仲淹一类名臣同列。朱熹之所以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中辑录有关陈抟、胡瑗等人言行的文字，立意似多在肯定陈抟、胡瑗等人的言行对于北宋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中虽辑录了有关陈抟、胡瑗等人言行的文字，但也尚未具体论及胡瑗、孙复、石介等人的学术活动对于北宋道学形成的影响。朱熹肯定胡瑗、孙复、石介为北宋道学前驱，是在与人具体讨论道学发展源流时明确表达的。据《朱子语类》记载，朱熹与人论及北宋道学时认为，道学的成型“亦有其渐”，即有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说：

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4)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儒学案序录》中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这表示他自己认同程颐、朱熹考察宋代哲学发展源流的结论，肯定胡瑗与孙复在宋代儒家哲学发展中的历史贡献。朱熹等人肯定胡瑗与孙复在宋代儒家哲学发展中的历史贡献，表明了其对道学演生流变历史行程的理解；全祖望认同程颐、朱熹对胡瑗与孙复学术贡献的肯定，同样是要明确道学演生与流变的历史起点。应当说程颐与朱熹以及黄宗羲、全祖望等人对于胡瑗、孙复以及石介学术贡献的肯定都有其历史的根据。今天，我们考察宋元哲学或说道学的发展，也应当首先考察胡瑗、孙复、石介的学术活动对于道学兴起的影响。

北宋道学的兴起-中国哲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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