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宗教形而上学与终极关怀-哲学概论中的探讨

宗教形而上学与终极关怀-哲学概论中的探讨

【摘要】:在蒂利希的宗教哲学中,“终极关怀”被视为神学研究的一个原则性命题。宗教不是人生的一个孤立的禀赋,而是人的全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深度”方面,它表现的是人生之终极关切,指向的是维系人的存在并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东西。蒂利希认为,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最可怕的就是把有限的存在物当作终极关切的对象。

宗教问题的核心是信仰问题。信仰一方面包含着人类理性对终极真理的追求,另一方面包含着对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的确认,因此,如何理解信仰也就成为现代形而上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尽管信仰本身不一定是理性的,但对信仰的理解必定是理性的,这就使信仰问题成为哲学与宗教的思想接触区。以美国著名的系统神学家和哲学家保罗·蒂利希(Tillich)[89]为代表的现代宗教形而上学便是在这个接触区中产生出来的有关信仰的宗教哲学理论。

蒂利希是一位把形而上学命题转变为神学命题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主要来自海德格尔存在论。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强调使一切“存在者”成其为“存在者”的那个“存在”本身是最普遍的也是最晦暗的概念,是不可定义但却是自明的概念。这个说法,多少使“存在”概念具有一种抹不去的神秘性。蒂利希干脆接过了这个话题,使之转变为一个神学命题,并由此提出关于人的生存价值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又译“终极关切”)理论。

在蒂利希的宗教哲学中,“终极关怀”被视为神学研究的一个原则性命题。他对此做出这样的解释:

我们的终极关切就是决定着我们是生存还是毁灭(to be,or not to be——亦可译为“存在还是不存在”)的东西。只有那些能把它们的对象作为对我们具有生存和毁灭意义的事物来加以阐述的陈述,才是神学的陈述。[90]

如果我们暂且不论蒂利希对终极关怀问题的神学解答,这个解释的基本内涵对于哲学也是适用的。对人的存在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比关乎人的生存或毁灭的问题更根本、更具有终极性。这里所说的“生存或毁灭”不仅仅是指自然生命的存活或死亡,而且是指人作为“人”所具有的全部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获得或丧失。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价值生命的“生存或毁灭”。

受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蒂利希从传统哲学有关“存在论”(ontology,又译“本体论”)的研讨中引申出了他的神学命题。他指出“存在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存在本身”,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蒂利希像海德格尔那样把“存在”和“存在者”区分开来,认为“存在本身”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存在物,也不是指存在物的集合,而是指一切存在物得以存在和赖以存在的基础或力量。它比一切存在物更根本,渗透于一切存在物之中;它超越于主客体对立之上,无限高于一切存在物,因而它正是“决定我们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那个东西”。这个“存在本身”在蒂利希看来,就是“上帝”。换句话说,只有把上帝理解为存在本身,才能真正体悟上帝何以成为万物存在以及人之生存的终极性根据。由此,蒂利希语出惊人地断言:“肯定有上帝同否定有上帝一样,都是无神论。”[91]因为,说“有一个上帝”和说“没有一个上帝”一样,都是把上帝当作有限的“可有可无”的存在物,或归为存在物的一种,从而也就否认了上帝的无限性和永恒性。

蒂利希进而认为,对存在的领悟,必须通过人对自身生存的体验。人和其他任何存在物一样,都是有生有灭的或有限的存在,因而被“非存在”所包围,并随时可能陷入“虚无”。一旦人们体验到或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就会对自身的非存在性(如死亡)产生忧惧,这种忧惧导致人们去思考“存在本身”,亦即追寻,我做的这一切有什么意义?这一切对我的生命或对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我的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使人走入了生活的深处,并体现出生命的“深度”。所以,在蒂利希看来,人是必然具有宗教性的。宗教不是人生的一个孤立的禀赋,而是人的全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深度”方面,它表现的是人生之终极关切,指向的是维系人的存在并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东西。这种终极关切可以通过人的任何创造性的活动表现出来,可以表现为对真理的热切追求,可以表现为道德人格中无条件的良心命令,可以表现为献身艺术或爱情的热忱等等。总之:(www.chuimin.cn)

人最终关切的,是自己存在及意义。“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在此意义上是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切的问题。人无限地关切着那无限,他属于那无限,同它分离了,同时又向往着它。人整体地关切着那整体,那整体是他的本真存在,它在时空中被割裂了。人无条件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人的一切内外条件,限定着人存在的条件。人终极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一切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92]

然而,让蒂利希感到痛心疾首的是,人们对自身终极命运的关切,常常误入歧途。在物质极大进步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价值,而是表现为竭其心力地对一切可欲对象的占有,也就是把自己无条件的信赖和执着献给一些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东西,例如荣誉地位、金钱财富、政治权力、种族优越之类,把这些东西当成终极关切的对象。蒂利希认为,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最可怕的就是把有限的存在物当作终极关切的对象。因为有限的存在物总是被非存在所包围,并将之作为毕生追求的对象,作为寄托自身全部价值的东西,最终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生存的失望”,沦落于空虚和无意义的境地。因此,问题不在于人有没有“终极关切”,而在于关切的对象是否真的具有“终极性”。只有当人们超越了对有限物的追求,真正去体验“存在本身”的时候,生存的终极意义才能呈现出来。因为,一切存在物都是有限的,有生有灭的,只有使一切存在物得以存在的“存在本身”是不会随着存在物的生灭而生灭的,它是无限的、整体的。而这个“存在本身”就是上帝。对上帝的信仰,可以使我们体验自身生存的无限性根据,从而在信仰中摆脱由于生存的有限性带给我们的忧惧,获得克服非存在的勇气,在自己的创造性的活动中肯定自身存在的价值。

从以上可以看出,蒂利希实际上是采用了柏拉图理念论的方法,把“存在本身”从一切存在物的存在中分离出来,使之独立自存,进而将之神圣化为不可认知、只能心领的“上帝”。这就使他把“终极关切”变成了心灵深处的“彼岸世界”,重新恢复信仰的权威。马克思当年在评述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锁链。[93]

用这段话来界说蒂利希的“终极关切”论也是很合适的。而且一旦把“存在本身”从一切存在物中分离出来,“存在本身”也就成了“虚无”,它给予人们的充其量不过是虚幻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