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产生之前,希腊神话已经在以某种方式思考形而上学问题了。无论如何,在后来的形而上学中,总有一个部分涉及神的存在。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将形而上学与神学直接联系起来了。无论是形而上学中的本原、实体还是神学中的上帝,都意味着超越我们生活的可感世界且为这个世界提供依据的那种抽象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形而上学是科学形式下的神学,而神学则是服务于宗教信仰的形而上学。......
2023-11-20
我们通常说,哲学在中世纪乃是神学的“婢女”,是为论证宗教信仰服务的,而在近代哲学则获得了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近代哲学不讨论上帝的问题了。事实上,上帝的问题在近代形而上学中延续了下来,只是它采取了与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相适应的形式。在笛卡尔那里,上帝首先是作为思维与存在中介而出现的。笛卡尔的哲学从“我思”出发,但他并没有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只不过在他看来,从“我思”中不可能直接引申出外部世界的存在,若想明确地、无可怀疑地确立外部世界或物理的世界的存在,必须借助一个思维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上帝。所以,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原理出发,先是推论出他的第二条哲学原理:上帝存在。他的推论是,我在怀疑说明我不完满,而我知道自己是不完满的,乃是因为我心灵中有一个绝对完满的观念。这个绝对完满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不完满的东西,而只能是来自一个绝对完满的实体,这就是上帝。这个论证与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没有太大区别。但在笛卡尔那里,上帝不过是推论物质世界存在的中间环节。他把“实体”分为无限实体和有限实体两种类型。上帝是无限实体,我以及其他一切存在物都是有限实体,这些有限实体都是由上帝这个无限实体创造出来的。他论证说,既然我可以从我思中明白无误地引申出“我”这一有限实体的存在,那么我同样有理由从上帝这个无限实体中进一步论证出我之外的其他一切实体即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存在,因为这些有限实体如同我的心灵一样是由上帝这个无限实体创造出来的。在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之间,上帝的中介作用即为:
上帝一方面把这些规律建立在自然之中,一方面又把它们的概念印入我们的心灵之中,所以我们对此充分反省之后,便绝不会怀疑这些规律值为世界上所存在、所发生的一切事物所遵循。[86]
与笛卡尔类似,其他唯理论形而上学家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涉及神的问题。在斯宾诺莎那里,实体就是神,并从实体的唯一性出发,直言:“除了神以外,不能有任何实体,也不能设想任何实体。”在莱布尼茨那里,神则是灵魂和形体、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终极根据。
康德的知识批判也涉及了上帝。在康德看来,以往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不外乎有三种:自然神学的证明、宇宙论的证明和本体论的证明。康德逐一表明这些证明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证明失败的原因在于,上帝是一种理念,而不是我们认识的对象。但是康德并没有就此放弃上帝的观念。尽管他不能为上帝存在提供知识的证明,但他却试图对此提供道德的证明,或者信仰的证明。在康德看来,人是一种感性的存在,同时是道德的存在;感性的意志的目标是幸福,而伦理意志的目标则是德行,这两个原则在“至善”的概念中才得到结合。然而作为有限的存在者的人是不能达到至善的。“如果道德意识需求至善的现实性,信仰就必然超越经验的人类生活,超越自然秩序,而越入超感的范围。信仰假定一种超越于暂时存在的人格的现实性(不朽的生命)和一种扎根于至高理性、扎根于神的道德世界秩序。”[87]上帝的存在是道德生活的一个共设,是道德生活的条件。(www.chuimin.cn)
黑格尔不同意康德这样一种作为设定的上帝,以及上帝的无限与人的有限这种不可克服的距离。在他看来,这种虚空的上帝概念可以通过一个形而上学概念来充实,这就是绝对精神,一种类似于上帝的“普遍神圣的理性”。他直言不讳地说:
事实上,真正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们直接认识的事物并不只是就我们来说是现象,而且即就其本身而言,也只是现象。而且这些有限事物自己特有的命运、它们的存在根据不是在它们自己本身内,而是在一个普遍神圣的理念里。这种对于事物的看法,同样也是唯心论,但有别于批判哲学那种的主观唯心论,而应成为绝对唯心论。这种绝对唯心论虽说超出了通常现实的意识,但就其内容实质而论,它不仅只是哲学上的特有财产,而且又构成一切宗教意识的基础,因为宗教也相信我们所看见的当前世界,一切存在的总体,都是出于上帝的创造,受上帝的统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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