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康德哲学的方法已包含在整个理论哲学之中,因此我们也无须超出它再假借其他什么方法;相反,恰恰还是它们,只是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一个对“假设”的考察。康德被要求给出一个范畴可用于经验对象的确凿理由。于是,康德借用法学中的演绎,试图由论证其合法性来消除这一质问。康德虽进行了两种演绎,使之构成了首尾相接的演绎的圆圈。康德认为范畴表完全符合思维的机能,并与逻辑判断表一一对应。......
2023-11-17
面对唯理论和经验论旷日持久的争论,德国哲学家康德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两种思潮各自的合理性和片面性,因而他力图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形式的考察,使这两种思潮达到一种理论上的综合,并克服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康德曾经是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信奉者,相信人们无须经验之助,单凭理性就能对宇宙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做出理论上的绝对无误的证明。而在研究了休谟哲学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承认,是休谟哲学首先打破了他的教条主义的迷梦,并给他的思辨哲学研究指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就是欲知人的理性能否把握世界本体,必先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由此实现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改造。
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是以对“自在之物”(物自体)和“现象”分析为前提的。“自在之物”和“现象”是康德哲学的本体论范畴。所谓“自在之物”,康德明确地指出,就是指存在于我们之外并刺激我们感官从而产生感觉的客体,而“现象”则是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在我们的心灵中引起的知觉和表象。这就是说,自在之物是现象的原因,只要承认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被外在于感官的东西所引起的,也就是承认了自在之物的存在。但是,由于现象只是我们的知觉和表象,受我们感官机能的影响,因而它并不反映自在之物的任何性质,至少从知觉和表象本身不能证明现象就是物自体本身的性质,因而自在之物本身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一无所知。因此,在本体论方面,康德接受了传统自然本体论的观念,他毫不怀疑作为我们的感官对象的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的存在,毫不怀疑感官对象就是作为“物体”而存在的东西,所以他说:
提供了现象的物,它的存在性并不因此就像在真正唯心主义里那样消灭了,而仅仅说,这个物是我们通过感官所决不能按照它本身那样来认识。[42]
康德也把由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构成的“现象界”称之为“自然界”,即:
把自然界仅仅当作现象的总和,也就是当作在我们心中的表象的总和,来认识。[43]
这样,康德实际上也改造了经验哲学的自然本体论观念,使自然本体论同经验论的基本观念相互协调。
自在之物是现象或自然界的原因,那么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否透过现象而达及对物自体本身的认识?或者说像传统形而上学所断言的那样,能否在思维本身中获得有关世界本体的真理性知识?这也就是“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为回答这个问题,康德考察了人的观念的性质和人的认识能力及其形式,提出了著名的“先天综合判断”说。关于这个“先天综合判断”,我们在本书的第四章中已经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康德认为我们的知识“开始”于经验,但却不能说它来“源于”经验。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它是说,我们的知识必须要有感性的材料,而不是像唯理论的哲学家认为的那样,一切只是从抽象的理性中演绎出来的。但单由感性经验并不能构成知识的全部,因为:
在经验的东西之外,并且一般说来,在给予感性直观的东西之外,还必须加上一些特殊的概念,这些概念完全是先天的,来源于纯粹理智,而每个知觉都必须首先被包摄在这些概念之下,然后才借助于这些概念而变成为经验。[44]
这样,康德就引入了纯粹理智概念,认为只有把感性的经验材料包摄在这种概念之下,才能形成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知识,也就是具有“客观性”的知识。康德明确将知识的客观性归结为主体性,而在以往的哲学中,“客观性”这个范畴是属于自然的。在这里,康德并没有否认自然的客观法则,但他认为“自然界”不过是由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构成的“现象界”,现象之间的普遍的、必然的联系,即自然规律,本质上正是我们的纯粹理智概念或形式在经验上的运用,即:
自然的本质,在这种比较狭窄的意义上说,就是经验的一切对象的合乎法则性,而就其是先天地被认识来说,它又是经验的一切对象的必然的合乎法则性。[45]
这就是“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康德通过确认“人为自然立法”这一事实来证明,人对对象的认识能力也就是人对对象的构造能力。在他看来,人类能够认识的领域,无非是人类“产品”,或者说,认识的对象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力量而构造出来的东西。(www.chuimin.cn)
但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做了明确的限定,即这种认识能力只能在经验的范围内有效,而对于“自在之物”的领域,则是无效的。自在之物是一个否定的概念,它意味着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我们只能知道这个界限内的东西,而界限之外的东西,我们只知道它存在,并且对于我们的知识而言是必须存在的,但我们除此之外却对它一无所知。如果人类的理性的认识一旦跨越这一界限,那么便必然出现矛盾,即“二律背反”。为此,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三个对象即“灵魂”(自我或心灵)、“世界”和“上帝”分别做出了分析,指出人类理性对这三个对象的探索,均超出了经验的界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相互对立的命题(正题和反题),这种矛盾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理性思维本身违反了形式逻辑的规律,而是表明人类的理性不能超越经验世界或现象界而达到对物自体的认识。
根据上述观点,康德尖锐地指出,传统形而上学并不像它自身所想象的那样,只要从一些抽象概念或范畴出发,遵循正确的推理规则进行推理,就能够对“灵魂”、“世界”和“上帝”做出绝对无误的规定。仅仅从思维本身出发去推论具有绝对性、无限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除了导致各种矛盾的见解外,绝无其他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虽然否认了“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却没有否认“感性世界”的可知性。他明确指出,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就是作为现象而存在的“感性世界”,这种感性世界没有自在性,它以自在之物为基础,但是对于这个基础我们却一无所知,但这并不意味着“感性世界”也是不可知的。这个“感性世界”固然不是自在之物,却是自在之物表现给我们的样子。因此:
感性世界(即做成现象的总和的基础的一切)之与未知者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一只钟表、一艘船、一团军队与钟表匠人、造船工程师、团长之间的关系一样。对于这个未知者,我固然并不认识它的“自在”的样子,然而我却认识它的“为我”的样子,也就是说,我认识它涉及世界的样子,而我是世界的一部分。[46]
这就是说,我们生存于感性世界之中,这个感性世界虽然以自在之物为其根源,但它的构成以及它的法则却来自于人类主体的感性的和理智的形式,因而它是一个“为我”的世界,我们不仅能够把握这个世界,而且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把握,即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也不终止于某一点上。只不过,人类知识的任何扩展都不能超出感性世界的范围,因为人类的一切感性的和理智的形式都必然是以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为经验的内容的。
总之,在康德那里,物自体的确只是一个不能有任何规定性的抽象存在物。而在现象界,康德只看到了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构成经验知识的一切规则或原则均来自我们头脑中先天的认识能力或认识形式,而不是来自于物自体。因而,当他把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看成是来自纯粹理智建构时,他依然贯彻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内在性原则。
按照康德的说法,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并将其严格限制在经验的范围内,是为一种未来的形而上学作准备。康德对之前的独断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等于要完全放弃形而上学,而是要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形而上学。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本性的一部分:
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47]
但是,在经过批判之后,形而上学也必须是科学的,必须先天地获得证明。康德认为这种形而上学在他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他已经给出这种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标准。在这种标准面前,盖然性和假定,以及良知之类的似是而非的概念都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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