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他的“理念世界”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一个由形式和观念组成的客观、普遍可靠的实在世界,即所谓的“理念世界”。柏拉图在博采众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理念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体系。......
2023-12-04
当自然哲学家把某种物质性的东西理解为“始基”或“本原”时,就倾向于把这种物质的东西看成是没有任何形式的质料,因为作为“始基”的东西应当能够以任何形式存在,而它本身必然是无形式的,唯其如此它才能成为解释万物生成与存在的根据。然而,无形式的质料又是如何获得某种形式而成其为一个事物呢?这样的思考显然会把对本原问题的探究推向另一个极端,即无质料的形式。所以在一些哲学家看来,无形式的质料不过是一些没有确定性的或无规定性的东西,只有获得一定的形式,才能真正构成一个事物。因此,对于解释事物的存在来说,“形式”才是事物最重要、最根本的要素。无论桌子是长的、短的、方的、圆的、木质的、铁质的,都因其有桌子的形式而被称为“桌子”,这个形式就是桌子的“共相”。这个共相不过是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者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话说,就是事物的理念。而概念或理念既然无关乎事物的质料,因而作为“本原”也就不存在于感性的世界中,而存在于与感性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只能靠思维来把握。这样一来,抱有这种看法的哲学家就不是从可感知的物质世界或自然中,而是从人的思维中寻找“本原”。这也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真正诞生。
1.巴门尼德的“存在论”
以思维本身为出发点,在事物的“共相”或概念中追寻万物的本原,这样一种哲学路线开始于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家巴门尼德。黑格尔称赞巴门尼德是古希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把对世界本原的思考从自然哲学的具体的物质形态上升为概念,也就是第一位将“存在”这个最抽象的“共相”视为万物的本原的哲学家。
巴门尼德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存在物所构成的共同体。而所有存在物的共同本质就是“存在”。他说:
我们不能不这样说和这样想:只有存在物是存在的。因为存在物的存在是可能的,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13]
在存在物之外,决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也决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命运已经把它固定在那不可分割而且不动的实体上。[14]
巴门尼德所说的这个不可分割而且不动的实体就是“存在”。在感官所感的世界中,万物各不相同,从而表现为“多”,人们也通常用语言来区分不同的存在物。但不管万物如何表现为多,作为存在物它们都是同一的,都是充满着存在的东西,因而“存在”本身是唯一的,或者说是“一”,亦即万物统一于“存在”这个概念。在感官所感的世界中,万物都是有限的、可分的,但无论怎样分割,它们作为存在物并不缺少存在,因而存在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完满的、无限的。在感官所感的世界,万物都是流变的,人们也经常谈论存在物的产生和消灭,存在和不存在以及位置的改变和颜色的变更等等。但每个存在物都是与其他存在物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万物的流变无非是存在物的连接,这其中存在本身是不变的,它无所谓产生和消灭。
总之,通过感官我们所能感知到的只是事物的多样性、有限性和流变性,但这些看法都是来自感官的“意见”,没有确定性,不是真理。真正的、绝对的在于把握那唯一的、不动的、完整的、无限的“存在”。这同时也表明,存在本身是不能通过感官来感知的,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把握。因为:
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
例如,我们通常说:“这是一棵树”,“这是一朵花”或者“这棵树是高大的”,“这朵花是红色的”等等。也就是说,存在物及其可感知的属性的存在都是通过“是”(存在)这个概念予以表述。这表明,“存在”不是作为可感知的属性直接呈现在存在物身上,而是作为概念呈现在人们对存在物的判断之中,或者说,呈现在人们的思维之中。因此,巴门尼德认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15]。巴门尼德看到了在可感世界中追求真理的局限性,因而试图超越可感世界而达到思维的真理。而这正是形而上学的典型特征。黑格尔对此称赞说:“因为哲学一般是思维的认识活动,而在这里第一次抓住了纯思维,并且以纯思维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16]
2.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念论”
巴门尼德虽然将“存在”本身视为哲学的第一真理,但“存在”这个概念在他的哲学中还是相当抽象、相当空泛的。“存在”作为纯粹的抽象概念只是纯思的起点,尚没有在思维中展开。在他之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把思维本体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www.chuimin.cn)
在本体论问题上,苏格拉底对自然哲学的自然本体论明确地表示不满。他认为,真正的“本原”不是指事物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而是指那种使一个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力量。例如,当我们问“桌子是什么”的时候,所要求的回答决不是构成桌子的材料,也不是描述长桌子、短桌子、方桌子、圆桌子等等,而是要指出“桌子”的定义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告诉我们“桌子本身”是什么。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追究“事物本身”。而“事物本身”也就是事物的“共相”或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就是一种概念论,即它不是以事物为对象,而是以事物的概念即“事物本身”为对象。
柏拉图进一步扩展了概念论的研究视野。他认为,呈现在感官中的事物总是表现为多,但每一类事物又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即事物的类的概念。他把这概念称之为“理念”,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事物本身”。柏拉图认理念为本源性的东西。每一类事物中的个体,即具体的感性存在的事物,则是“模仿”或“分有”理念而生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理念论多少克服了巴门尼德存在论的空泛性,即他不像巴门尼德那样片面地坚持一,而否定多,而是把理念理解为一和多的对立统一,即“一”是多的“统一者”。这是一种思维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起到了充实形而上学概念论的作用。在柏拉图看来,可见的事物作为感官的对象,表现为繁多,但由于它们都是对理念的“模仿”或“分有”,因而和理念本身相比,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存在物。因而从这些感性存在物出发,单凭感性经验,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理念本身的知识。理念只能是思维的对象,这种思维并不凭借任何感性经验,而是一种“纯思”。
不过,在柏拉图那里,尽管理念是思维的对象,但他依然直观地将理念表述为独立存在的东西,从而把理念和感性事物硬性地划分为两个世界,即理念的世界和感性的世界,亦即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之外,构筑出一个理智的存在体(本体)。与此相应,他也把知识分为两种,即“意见”和“真理”。意见就是以感性世界为对象的感性知识,真理则是以理念世界为对象的理性知识。而理性知识中的哲学和辩证法则是最高的知识,这种知识“决不引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引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归结到理念”。这样,柏拉图的理念论进一步明确了形而上学思维范式的特征:从思维本身出发探求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的真理性知识。
3.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
柏拉图构建了宏大的理念论体系,这个体系构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怪乎有人认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所做的“注脚”而已。但这不是说柏拉图的哲学是没有问题的。柏拉图虽然发展了巴门尼德开创的存在论哲学,但他的学说却没有把“存在”概念本身作为哲学思维的对象。这至少部分是因为,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太过抽象和空泛,对此很难说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因而思维的进展必须从这种毫无规定性的空泛概念中走出来,谋求纯思所能达到的丰富内容。然而,只要是纯思,就必然要以“存在”为出发点,纯思的丰富内容应当必然地表现为这个出发点在思维中的延伸。亚里士多德完成了这个工作。
亚里士多德十分明确地区分了“形而上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他把“形而上学”称之为“第一哲学”,认为这个第一哲学既是关于宇宙本体(实体)的学说,即本体论,同时又是关于“存在”或“有”本身的学说,即存在论。他说:
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这门学问与所谓特殊科学不同,因为那些科学没有一个是一般地讨论“有”本身的。……我们现在既然是在寻求本原和最初的原因,那就很明显,一定有个东西凭本性具有那些原因……因此,我们也必须掌握“有”本身的最初原因。[17]
亚里士多德把“有”本身作为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但他没有像巴门尼德那样停留在“有”或“存在”的抽象规定上,而是从概念论或范畴论的角度,对“有”进行剖析。他认为,“有”作为所有种类的事物的最高的“共相”,它可以被用来表述各种不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被概括为十个基本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其中,“实体”是第一位的,它是可以独立自存的,而其他九个范畴均为实体的属性,它们只能被用来述说实体,离开实体它们没有独立自存的意义。因此,只有实体才是根本意义上的“有”。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从“存在”或“有”这个纯思的概念中推演出实体和属性关系,这同时就是语言中主词和谓词的关系,亦即我们把握和指称存在者的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和话语形式。形而上学的概念论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开始有了完整的表现形式。
进而,亚里士多德又对“实体”本身进行解析。他区分出两种意义上的“实体”:一是个别存在着的事物或个体意义上的实体,即“第一实体”,这是最真正的、第一性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实体即是本体,那么本体即是个体。二是作为“种”概念和“属”概念而存在的实体,即“第二实体”。这里的“种”或“属”是指事物的“共相”,或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说显然有意弥合柏拉图在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之间制造的断裂。他研究他之前的几乎所有的哲学,并试图将它们综合起来。他既不同意早期自然哲学家仅仅从质料的方面解释事物的生成与变化,也不同意柏拉图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割裂开来的观点。他认为,事物的“理念”或“共相”作为实体(即第二实体)无非就是使一个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形式”。而形式不是空洞的东西,必须要与事物的质料相结合才能实现自身。为了论证这一点,他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他认为,万物生成的原因无非是四大类:形式因、质料因、目的因和动力因。四因中,质料因是指构成事物的材料,它是事物的可感知的部分。但是,单凭质料我们还不能创造一个事物,就像木头不等于桌子。质料在本性上是不确定的,它有可能构成各种不同的事物,只有当它被赋予了一定的形式时,才能构成某种现实的事物。因此,就事物本身的性质而言,形式是使一个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决定性因素。动力因和目的因主要是为解释事物的运动而设立的,但都可以通过形式因而得到解释。质料是被动的、消极的,它自身没有什么目的,而形式因则是能动的、合目的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生成过程就是质料获得形式并实现一定目的的过程,这就如同一个工匠赋予木料以“桌子”的形式,而这个形式又必然符合一定的目的。因而形式决定了质料能够构成什么事物并实现什么目的。可见,事物的动力因和目的因最终都是形式因。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强调形式必须在个别事物中实现自身,也就是必须与质料结合才能构成事物。因而他不同意柏拉图把形式(理念)看成是独立于事物的观点。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思想贯彻到底。当他把形式因当作动力因和目的因来解释事物的生成过程时,由于强调形式对质料的决定作用,就得出了形式先于质料的结论。如他所说:“假如认为形式先于物质而更为切实,同样理由,形式也将先于两者的组合。”[18]这样一来,形式依然可以游离于质料而独立存在。进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质料和形式的区分是相对的。如砖瓦对于黏土是形式,对于房屋是质料。如果这样推导下去,必然会逻辑上推论出一个绝对消极被动的“纯质料”(没有任何形式的质料)和一个绝对积极能动的纯形式(没有任何质料的形式)。这个纯形式是一切形式的形式,是万物的绝对本质或范型,是万物所追求的绝对目的,也是推动万物的“第一因”。亚里士多德极力强调事物可感方面的重要性,而在具体考察事物的过程中,形式的优先性又重新得到肯定。因此,在最核心的形而上学问题上,也就是对世界本原的解释上,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是不够明确且充满矛盾的。而这些矛盾亦可以说是整个古典形而上学的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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