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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美学理论的发展

【摘要】:中国美学理论的起步虽然较晚,但一经产生就会通中西文化,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既受西方美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同时又饱含华夏文明的积极因素。他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诠释,已成为中西比较美学难以逾越的高峰。可以说,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理论的开拓者。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美学”这样一种专门的学问。在中国,美学理论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既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交汇与融合的成果。“美学”这个汉语名称最初来自日本。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第一次将西方的“aesthetics”译为“美学”,后经过近代中国思想家们的介绍和传播,而被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广泛接受。

中国美学理论的起步虽然较晚,但一经产生就会通中西文化,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既受西方美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同时又饱含华夏文明的积极因素。

1.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王国维[47]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哲学上他信奉康德叔本华的学说,其世界观人生观带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色彩。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方近代美学观点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他的美学思想由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意境说构成,意境说是其精华。这几部分都贯穿一个根本观点:美和文学艺术是超越利害的。

王国维的游戏说来自康德的超功利说和席勒的游戏说,他称: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48]

即美不具有物质利害性质,文学艺术和审美不是“道德政治之手段”。文学就是一种游戏的事业。“人之努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王国维还接受了叔本华的观点,认为艺术的根本作用在于解脱人生苦痛:

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49]

尤其作为“美术之顶点”的悲剧,其解脱的意义更大。总之,他把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观点集中在一起,认为美超越利害,根源是游戏冲动,目的是解脱。

王国维接受了康德关于艺术都是天才之作的观点,认为文学是天才的游戏事业,而天才是“旷世而不一遇”的。同时他又提出古雅说以补充康德的天才说。所谓“古雅”,指的是和自然美不同的艺术美。前者是“第一形式”,后者则是“第二形式”,但第一形式的美即自然形式的美必须通过第二形式的美即“古雅”方能在艺术上得到表现和完成。而且,本来不美的第一形式还可以通过第二形式而取得美的价值。王国维的古雅说肯定了艺术形式所具有的美的价值,并且认为这种美的创造不完全依赖于天才,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和修养而达到。古雅与优美、宏壮,虽有如上的区别,但其根本性质——超功利,又是完全一致的。

王国维的“意境说”概括了诗词、小说以至戏曲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审美经验。所谓的“境”是对“自然人生之事实”的客观描写,“意”是对这种“事实”的主观态度,所以意境是主客观的统一,而崇尚自然和真实,反对矫揉造作则是意境创造的根本要求。意境不仅指景物、喜、怒、哀、乐,也是人心中的一种境界,所以能够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2.宗白华的美学思想

宗白华[50]的美学思想,不仅是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更是他审美体验的结晶,是哲理情感的有机结合。他的主要美学著作有《美学散步》、《美学与境界》等。《美学散步》几乎是宗白华一生美学论文的结集。文集中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

宗白华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大师,他崇尚生命艺术化,将古典美学精神与近代欧洲审美主义融贯起来,以艺术美为宇宙美、人生美的出发点,他阐发意境为介乎功利境界和伦理境界之间,用他的话说:

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介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51]

宗白华把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特色之一归结为“充实”与“空灵”、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他认为,“空灵”和“充实”是艺术精神的两元。在对“充实”的阐述中,他认为“充实”和歌德的进取精神有某种相通的地方;其对“空灵”的阐述,包含着对艺术特征的深刻理解,并对歌德所描绘的离开有限去追求无限的所谓“浮士德的苦闷”提出了批评。宗白华对中国魏晋玄学中的美学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其中包含有积极的东西。他还着重论述了中国艺术中的意境和空间意识问题,认为中国艺术中的空间表现了人与悠久无限的大自然生命的亲切统一,是一种节奏化、音乐化了的时空合一的空间;这种空间意识是以道家和《周易》的宇宙观为哲学基础的。他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诠释,已成为中西比较美学难以逾越的高峰。

3.朱光潜的美学思想

朱光潜[52]对中国近现代美学起着重要的导引和建基作用,他的美学融贯中西。1943年他出版了《诗论》一书,对中国和西方的诗学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1963年至1964年他出版了上下两卷本的《西方美学史》,将西方古代至近现代美学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还著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谈文学》等著作,并撰有大量的文章。可以说,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理论的开拓者。

朱光潜早期的美学思想主要受克罗奇直觉论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心理学美学的思想内容,如李普斯的移情说和布洛的距离说等。他认为审美是“形象的直觉”,具有独特的创造性。他说:

艺术活动只是直觉,艺术作品只是意象。[53]

艺术的活动即美感的活动,美感的活动即直觉的活动。[54](www.chuimin.cn)

因此,朱光潜在美的本质上坚持心物关系说,心即主体表现为“直觉—情趣”,而物即客体表现为“形象—意象”,心与物、审美主体与客体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而对自己以前的哲学观念和克罗奇的美学理论进行批判,力图用创造性劳动来解释美感问题。他反对把美归结为客观事物的属性的观点,也反对把美归结为纯粹的主观意识的观点,而强调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他指出:

所谓美感就是发现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快感。[55]

作为艺术的一种特性,美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只有这个意义的美才表现出矛盾的统一,即自然性(感觉素材,美的条件)与社会性(意识形态,美的条件)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56]

这一观点使朱光潜成为我国美学界主客观统一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4.蔡仪的美学思想

蔡仪[57]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的美学思想最早集中体现在他的《新美学》中。在对待美学的根本问题上,他既不是侧重于从西方美学理论中来引申自己的观点,也不是侧重于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出发来阐述自己的见解,而是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理解,从而对美学问题做出了新的探索。

在蔡仪看来,美学的根本问题有两个,一是美的存在问题,二是美的本质问题。以往的美学家只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或者认为美的根源只在于人的心灵,只要人感受到它,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受到,就不存在;或者将美理解为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的统一;或者认为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蔡仪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观点混淆了美的存在与美的认识的本末关系,忽视了美的客观存在归根到底是以美感即人的主观感受来判定的。对此,蔡仪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观点鲜明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指出:就美的存在而言,美的根源在于客观现实;就美的本质而言,美在于现实事物属性条件的统一关系上。[58]

蔡仪不同意朱光潜关于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观点,坚持认为,现实的美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观念中对美的认识即美感总是以具象概念的认识为基础的。为此,他提出“美的东西即典型的东西”、“美是客观事物显现其本质真理的典型”等观点,强调美感不仅是对于美的存在的反映,也是美的观念形成的基础,进而发展为美的创造,即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产品(即艺术)。蔡仪坚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科学地理解美学的基础,他说: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由于掌握辩证的思维方法,能正确认识客观现实事物的普遍规律,并能用唯物主义观点去考察精神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不用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美感论的基础。[59]

5.李泽厚的美学思想

与宗白华、朱光潜和蔡仪等老一辈美学理论家相比,李泽厚[60]堪称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辈美学理论家,他的美学思想对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美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李泽厚在我国美学理论中的重要贡献,在于将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范畴引入了有关美的本质的思考中,从而创立了“实践美学”。他的基本观念是:

就只有遵循“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从实践对现实的能动作用的探究中,来深刻地论证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从主体实践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关系中,实即从“真”与“善”的相互作用和统一中,来看“美”诞生。……一方面,“善”得到了实现,实践得到肯定,成为实现了(对象化)的“善”。另一方面,“真”为人所掌握,与人发生关系,成为主体化(人化)的“真”。这个“实现了的善”(对象化的善)与人化的真(主体化的真)便是“美”。人们在这客观的“美”里看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到自己实践的被肯定,也就是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或看到自己的理想……于是必然地引起美感愉快。[61]

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能够从审美的角度欣赏自然,是因为作为类的人的“实践”改变了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本来与人对立的自然变成了某种程度上人为的自然,即所谓“人化的自然”。探求美的本质,主要不能依据个体心理意识层面的所谓反映,而应依据群体人类物质实践层面的创造。为此,他对什么是美,做出了这样的界说:

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62]

李泽厚进而认为,这种实践的创造是过程性的,所以对美的本质的透视,不能局限于个体美感对它的横向的认识关系,而且还必须转向纵向的美的历史生成过程。为了说明这一点,李泽厚提出了“积淀说”。他指出,无论是具体自然物的审美属性,还是具体个体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或审美形式感,都不是总体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能直接创造的,也不是在这种实践活动基础上抽象出来的认识理性或道德理性所能直接设计的,这种决定必然经过个体活动的中介。

所谓“积淀”正是指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产生了人性——即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从哲学讲的“心理本体”,即“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类性的东西。”[63]

20世纪80年代末,李泽厚又将通过“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进一步归结为“情感积淀”,提出所谓“情本体”概念。他说:“这个似乎是普遍性的情感积淀和本体结构,却又恰恰只存在在个体对‘此在’的主动把握中……去把握、去感受、去珍惜它们吧!在这感受、把握和珍惜中,你便既参与了人类心理本体的建构和积淀,同时又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因为每个个体的感性存在和‘此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李泽厚后期的美学思想具有一种明显的心理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