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治哲学中的道德与政治直接同一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无论是在古希腊哲学中，还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

无论是在古希腊哲学中，还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将公共权力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会最终导致天下大乱。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而且能“推恩”，即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推广到他人身上。人有不忍人之心，能推恩，因而就有“仁心”，君王有不忍人之心，能推恩，因而就有“仁政”。所以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在诸多政治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以及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75]

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工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76]或“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77]。

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儿不互相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78](www.chuimin.cn)

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79]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理性”是人的灵魂中用以思考推理的那一部分，它相当于心灵的统治者，“激情”是理智的天然辅助者^[80]，而“欲望”就是要求得到自己本性所要求得到的那种东西。所以，在国家里存在的东西在每一个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着，且数目相同。个人的智慧和国家的智慧是同一个智慧，个人的勇敢同国家的勇敢是同一个勇敢，其他美德也是如此。这样，国家正义的根据也就是个人正义的根据。如果说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那么我们每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也是正义的。如理智就是智慧，“是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的”，它应起领导作用，激情应当服从它、协助它。受到良好教育的理智和激情就会领导欲望，“它们就会监视着它，以免它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81]当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正义的人，所以“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82]做正义的事在内部造成正义，做不正义的事在内部造成不正义。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

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83]

而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84]。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

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实施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85]

古代政治哲学中的道德与政治直接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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