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概论：现代困惑与道德信念解惑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如前所述，近代以来欧洲哲学家对道德的人性根据的探寻并没有找到足以代替宗教伦理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公准，而是更多地引起了对道德根据的争论。然而确认道德应该具有客观的、绝对的根据这个基本信念并没有丧失，只不过人的感性、理性、快乐、幸福在其现实性上都是有限的，不足以成为道德的最终判据。由于尼采强调每一个人必须首先肯定自我，即肯定生命本身，因此，他所建构的新道德就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自主道德。

如前所述，近代以来欧洲哲学家对道德的人性根据的探寻并没有找到足以代替宗教伦理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公准，而是更多地引起了对道德根据的争论。然而确认道德应该具有客观的、绝对的根据这个基本信念并没有丧失，只不过人的感性、理性、快乐、幸福在其现实性上都是有限的，不足以成为道德的最终判据。为此绝大多数受欧洲传统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的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仰仗宗教信仰来为道德的人性根据做出客观的描述。神学的观念在近代伦理学说中的影响始终挥之不去。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末期，终于发生了重大转变。

我们知道，传统道德理论总是在无休止地追问“善是什么”这个问题。然而到了19世纪末，这种提问方式突然遭到了质疑。因为这种追问在回答之前已经预设了被追问的对象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还不能确定是否存在善的问题的时候，几千年来的中西哲学却围绕着善是什么做出了许多不同的回答。而对这一问题本身的疑问却直至20世纪初才被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62]提上审判的法庭，更为不能想象的是，经过尼采的审判，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善与恶并不存在：“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实……道德仅是对一定现象的解释，确切地说是一种误解。”^[63]道德不过是统治者为了让被统治的人们驯服而编造的谎言。道德家们对于善是什么的回答都不过是一种人为的编造，其中对于欲望的压抑，对于某种品性的推崇或者贬斥，诸如推崇勇敢而反对懦弱，在尼采看来都是对自然人性的扭曲。于是尼采宣称：“我们只有摆脱道德，才能够道德地生活。”^[64]

但尼采对于道德的极端否定，其实并不是试图完全否弃道德的存在，他要否弃的是西方柏拉图以及基督教以来形成的道德传统，因此，他提出了“上帝死了”的宣言，这是一种誓与传统道德决裂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尼采要做的是“重估一切价值”。由此尼采开始建构自己的新道德，其中将人的自然生命作为道德的基础，因此在尼采的道德原则中充斥着对肉体的赞美，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推崇，对人自身旺盛的自然生命力的推崇。

尼采写道：

什么是善？凡是增强我们人类力量感的东西、力量的意志、力量本身都是善。什么是恶？凡是来自柔弱的东西都是恶。什么是幸福？幸福是力量增强、阻力被克服时的感觉。^[65]

因此道德价值的理想就是要人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能够“成为你自己”。因为生命的现实表现就是单个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而“成为你自己”这一原则的首要含义是，在自我肯定意义上的每个个体生命对自己生命力量的忠实。尼采认为，要成为自己，首先必须自我肯定。自我肯定就是要每一个人明白人之为人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每一个人必须忠实于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并真诚地立足于自己的生命去寻求人生的意义。“我们必须在自己面前对我们的生存负责，因此我们要做这生存的真正的舵手，不容许我们的存在类似一个盲目的偶然。”^[66]自我肯定意义上的“成为你自己”，就是要每一个人居高临下于他的生命，做他的生命的主人，赋予他的生命以他自己的意义。由于尼采强调每一个人必须首先肯定自我，即肯定生命本身，因此，他所建构的新道德就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自主道德。在尼采那里，这种自主的道德就是一种“超人哲学”。善恶的标准不过是强弱的对比，强就是善，弱就是恶，强者战胜弱者，就是隐恶扬善。

“上帝死了”，这意味着道德意识和道德根据失去了传统的宗教根基，在这种情况下，“重估一切价值”是否可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英国哲学家摩尔（Moore）^[67]和罗斯（Ross）^[68]等人为代表的直觉主义伦理学对此做出这样的回答：“善自身”存在于宇宙中，不依赖于任何经验的事物和人的意识，它是简单的、自明的，不能被分析，也不能被定义，只能靠直觉来把握。（摩尔）道德义务的根据不是社会需要，而是自明的直觉，只有道德直觉是永恒不变的。（罗斯）直觉主义伦理学的这一基本观点，实际上取消了评价道德行为的客观标准，甚至取消了道德评价的可能性，经验的或理性的抑或情感的道德原则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麦金泰尔对此评价说：“客观的非个人的标准已不适用，情感主义的主张已为社会所接受。这是从20世纪初直到现在这个当代的历史时期，其开端以直觉主义的出现为代表。在这个时期，普遍性道德已变得不可诠释，善已不可定义了。”^[69]这种情况表明，近代以来一直占据优势地位的理性主义开始受到普遍的怀疑，就像宗教信仰在文艺复兴时期所遭遇的冲击那样。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人难以相信理性为人类行为建立永恒的道德基准的可能性。“启蒙运动的思想教导人们，人应该信赖自己，他既不需要教会出启示，也不需要权威的启迪，以辨别善恶。……而对人的自主精神和人的理性与日俱增的怀疑，产生了道德上的混乱。人既失去了权威的领导，又失去了理性的指引，结果是接受了相对主义的立场。”^[70]

事实上，宣布“上帝死了”，已经使从人性中寻找道德的绝对根据的努力看上去非常可疑。后现代哲学家福柯（Foucault）^[71]指出，上帝被“人”杀死了，但这并没有在世间给人“建立一个稳定的栖息之地”，反而是宣告了“人的终结”，他说：(www.chuimin.cn)

在当今时代，尼采依然是一条漫漫长路的转折点的标志，与其说是上帝的缺失或死亡，不如说是人的终结（那种移置是微妙而不易察觉的，是向同一性形成的退缩，是人的有限性之所以成为人的终结的原因所在）。……既然他杀死了上帝，他就必须为自己的有限性负责。但是既然他通过上帝之死言说、思考和存在，他的谋杀行为本身也必定会死亡。新的神灵、同样的神灵，已经开始掀动未来的波涛，人类行将消失。尼采思想预告了谋杀者的终结，而不是上帝的死亡；或者说预告了随上帝之死而来的人的终结。^[72]

任何个人的存在都是有限的，如果人不能从自身的有限的存在中找到使人成其为人的那种绝对的根据，或者把人性的各个有限的侧面（无论是理性、情感或是功利目的）夸大为人的生存根据，其结果都只能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的蔓延。

道德上的相对主义不只是一种学术立场或理论观点，它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现实：维系我们共同生活秩序的道德实践正在失去不言而喻的公准，失去客观的非个人的根据，随之而来的无休无止的道德争论和相互矛盾的道德推论，使客观的、确定的道德评价几乎化为乌有。麦金泰尔描述了这种道德危机的特征，他说：

这一危机体现在三个方面：（1）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判断的运用，是纯主观的和情感性的；（2）个人的道德立场、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的选择，是一种没有客观依据的主观选择；（3）从传统的意义上，德性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并从以往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退居到生活的边缘。^[73]

这种危机蕴涵着更大的危险性，这就是最终摧毁人们的道德信念，使道德原则丧失其权威性。因此：

当代道德危机是道德权威的危机，人们无从找到这种合理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危机的一个深刻的现代社会根源在于：道德行为者虽然从似乎是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等级、身份等）中解放出来了，但是这种解放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所表述的任何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内容。各个道德行为者在获得这种解放以后，可以不受外在神的律法、自然目的论或等级制度等权威的约束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但问题在于，其他人为什么应该听从他的意见呢？^[74]

以上，我们粗线条地描述了有关道德信念和道德权威性的各种历史界说以及道德信念和道德权威性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道德是生产社会秩序的文化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是构造生活世界的规则。如果说社会秩序不过是人的行为的合乎规范性，那么道德信念和道德权威性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社会秩序的危机，甚至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危机，既如此，我们可以听任这种危机不断深化吗？

哲学概论：现代困惑与道德信念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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