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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的哲学思想:简明中国哲学教程

【摘要】: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和以二程兄弟为代表的洛学,后来被统称为“道学”。其中《正蒙》一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张载的哲学思想。张载写《正蒙》的目的,是用儒家的学说批判佛、道两家的思想,并且建立起一个以气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张载所谓“道”是由气的运行、变化而得名的,在张载的哲学里,道常常被用来表述气的运动变化的过程。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但是因为他长期在陕西郿县(今陕西眉县)的横渠镇讲学,所以时人习称横渠先生。张载和他的弟子大多是关中(今陕西中部)人,于是,当时张载这一派的学说就被称为“关学”。

张载早年对于西夏国侵占宋朝边疆地区的行为深恶痛绝,他曾经努力钻研兵法,还计划联络一批人武装夺取洮西地区(今甘肃洮河以西),为宋王朝收复失地。后来,在范仲淹的劝说下,张载放弃了从军的想法,转而研究儒家经典,于是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关学一派的学者都比较关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实际问题,他们注重研究兵法和井田制度,并且还注意研究自然现象,他们提倡学以致用,认为佛教道教的思想玄虚,不切合实用。张载是程颢程颐兄弟的表叔,他曾经与二程兄弟切磋学问,相互启发。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和以二程兄弟为代表的洛学,后来被统称为“道学”。洛学被认为是道学的正宗,而关学则被认为是道学的别派。

张载的主要哲学著作为《正蒙》《易说》,另外,还有他的讲学记录《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明代的人将它们合编为《张子全书》。其中《正蒙》一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张载的哲学思想。所谓“蒙”,原本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卦,这个卦的彖辞中有一句话,叫作“蒙以养正”。“正蒙”一词就源于这句话。蒙,就是蒙昧、不明白事理;正,就是订正、修正、改正;正蒙,就是从童蒙时代开始,就应当对小孩加以培养,使其明白事理。张载写《正蒙》的目的,是用儒家的学说批判佛、道两家的思想,并且建立起一个以气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一、“太虚即气”与“一物两体”

张载关于世界本原的命题是所谓“太虚即气”或称“虚空即气”。所谓“太虚”,就是虚空,虚空的本义是与地相对的天或空无一物的宇宙空间。不过,张载并不认为看上去无任何形状或形体的宇宙空间真的是绝对空虚的。在张载看来,大千世界存在的基础是气,气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他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这里的“有”就是存在,“象”就是现象。这就是说,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是气。张载认为,看上去似乎空无一物的太虚,并不是真的一无所有,太虚只是气的一种散开而没有聚合的状态。这种散而未聚的状态也正是气的本来状态。张载认为,气聚合就成为万物,气散开就化为太虚。张载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这里的“本体”指本来的状态,也就是气还没有凝结成万物时的状态。这里的“客形”指暂时形态。张载的意思是,气的散而未聚的状态是气的本来状态,这也就是太虚;气的凝聚起来的状态是气的暂时形态,这也就是万物,太虚、气和万物之间的关系只是聚和散的关系。所以他又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这就表明,气聚则有形,气散则无形,但无论有形或无形,总归都是气的变化。张载还提出,气聚合而有形象,人的眼睛可以看得见;气消散而无形象,人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不能因为看不见就认为气不存在。这也就是说,气的聚散只有明显和隐蔽的差别,而没有有和无的区别。张载进一步用水和冰的关系说明太虚和气的关系,他指出,水凝结则为冰,冰融化则为水,同样的道理,太虚中的气凝聚起来就构成万物,气消散开来就还归于太虚。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这就是说,太虚就是气,所以无所谓无,无所谓无就表明绝对的虚无不存在。

张载对气的观念做了比较明确的解释。他指出,所谓气,并不是要等到它蒸发出来或凝聚起来时,我们的眼睛能够感受到的那种气体。凡是有刚柔、动静、广大、深远现象的都是气,也可以说一切现象都是气。张载认为,气无形而有象,就是说,气不一定看得见、摸得着,但它一定会表现出运动、静止、广度、深度等性质。张载对气的这种解释把运动变化和占据空间位置作为气这种物质实体的主要规定性,这就使气与空气、热气、冷气等一般性气体区别开来。

张载认为,气经常运动,永远处于变化中。他指出,气充满于整个太虚,它上升下降,飞速运动,忽高忽低,没有停止。那么,气为什么能够运动变化呢?张载认为,那是因为气的内部包含着正反两个方面,这正反两个方面就是阴和阳。张载把气的统一体称为“太和”,他认为在太和之气中就包含着运动变化的本性。张载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这就是说,太和作为阴阳二气的统一体,其中包含有正反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正面的阳气漂浮、上升、运动,反面的阴气下沉、降落、静止,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就是气的本性,由于气有这样的本性,于是就发生了互相渗透、相互推荡、此胜彼负、或屈或伸的变化。

在一般情况下,张载把太虚看作气的本然状态,看作生成宇宙万物的本原,但是有时,张载又把太虚之气看作当下存在的超越于万物之上的东西,这就又把无形的太虚同有形的万物对立起来。他说:“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反清为浊,浊则碍,碍则形。”(《正蒙·太和》)他又说:“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尔。”(《正蒙·太和》)这就是说,无形的太虚是清气,清气的流通没有任何障碍,所以神妙;清气的对立面是浊气,浊气则是有碍的,所以浊气就成为有形的万物;有形的万物只是气的神妙变化的粗糙结果。在这里,张载虽然区分了太虚和万物,但他还是断言太虚和万物都统一于气,太虚是清气,万物是浊气。

张载还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正蒙·太和》)又说:“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正蒙·神化》)在这里,张载从他的气化论的角度对“天”“道”“神”“化”这四个词下了全新的定义。“天”是无限的宇宙空间,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天,实际上只是气在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一种存在状态。张载说:“天惟运动一气。”(《易说·系辞上》)这就是说,离开了气的本然状态,离开了气的运动变化,就无所谓天。张载所谓“道”是由气的运行、变化而得名的,在张载的哲学里,道常常被用来表述气的运动变化的过程。“神”则表明气所包含的阴和阳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容易被观测到。张载说:“化,事之变也。”(《易说·系辞上》)这就是说,“化”指气所包含的阴、阳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气的运行、演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张载还探讨了气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性的问题。他指出,气的变化是有理的,“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太和》),这就是说,天地间的气虽然有时聚合、有时消散,它们或者相互排斥,或者相互吸引,有各种不同的变化,但是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理。张载肯定,万物都是有理的,他说:“万物皆有理。”(《张子语录》)又说:“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正蒙·动物》)这里所讲的事物的秩序指的就是理。张载还认为,理从属于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张子语录》)这就是说,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中,不能够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张载的这一看法表明,理不能够离开气而独立存在。这与后来朱熹等人的看法不同,朱熹认为,理是永恒的,独立存在的。

张载肯定了物质世界在不断运动、变化,那么,物质世界为什么能够运动、变化呢?张载认为,原因就在于物质实体的内部包含有正反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引起了物质的变化。由此,张载提出了“一物两体”的观点。他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原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原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参也。”(《正蒙·参两》)这就是说,气是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又包含着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相互作用,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在一个实体中;因为气是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体,所以它神妙不测;因为统一体中包含着两个对立面,所以它变化无穷。两个对立面合成一个统一体,这就叫作“参”。

张载很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说:“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正蒙·乾称》)这就是说,物质世界的本性就在于它们都有对立面,因为万物都由两方面的相互对立而构成,所以万物内部的两个方面才能够相互作用,因为对立的两个方面都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所以两个方面又能够相互结合。由此,张载得出结论说:“天地变化,二端而已。”(《正蒙·太和》)这就是说,整个物质世界的变化,无非就是阴阳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

张载还着重说明了“两”和“一”的关系,亦即对立面与统一体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没有对立面,也就没有统一体;如果对立的两个方面不在一个统一体中,那么对立的两方面也就不会相互作用了。所以他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这就是说,无形的事物与有形的事物、运动与静止、聚结与分散、太虚的清澈与万物的浑浊,都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归根结底都是统一的。在这里,张载所谓“一”指统一体,即两个对立面的结合体,或者说指一个个的具体事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张载所谓“一”也可以指对立面形成之前的原始状态,这就是“太和”之气,或称“太虚”之气。(www.chuimin.cn)

张载还提出了变化的两种形式的学说。他认为,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显著的变化,一种是逐渐的变化。张载将前者称之为“变”,将后者称之为“化”,这就是所谓“变,言其著;化,言其渐。”(《易说·乾》)张载指出,变和化这两种变化的形式又是相互转移的。他说:“‘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正蒙·神化》)他认为,在显著的变化之后,必然会有逐渐的变化,这是由巨大的变化进入细微的变化,在逐渐的变化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会发生显著的转变,这是以显著的变化表现出细微的变化。他还说:“雷霆感动虽速,然其所由来亦渐尔。”(《正蒙·参两》)这就是说,显著的变化、迅速的变化是从逐渐的变化积累而来的。

张载还认识到,一个统一体中的对立双方会有一个斗争的过程。他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意思是,有现象就有对立,对立双方的运动必然相互违反,相互违反就会产生相互间的斗争——“仇”,不过,斗争的结果必然归于和解。

二、“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

认识论方面,张载肯定自然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人的认识以客观世界为基础。比如,他说:“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张子语录》),意思是,感觉也必须依赖外界事物,有了外界事物才有对外界事物的感觉,如果没有外界事物,哪里会有对外界事物的感觉呢?这是强调外界事物是人的感觉的源泉。他又说:“人本无心,因物为心。”(《张子语录》)意思是,人本来没有离开外界事物而独立存在的认识,因为有了外界事物才有了人的认识活动。这也是强调人的认识以外界事物为根据。张载认为,人要得到认识,在于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他说:“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正蒙·大心》)这就是说,认识的产生是由于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接受到外来的印象,人之所以能够接受外来的印象,就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接触。

以上张载所论述的认识还仅仅是感性认识,张载认为,人仅仅有感性认识还不够,还不足以认识真理。张载说:“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所以欲尽其心也。”(《张子语录》)张载认为,天地间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而一个人通过眼睛、耳朵所获得的见闻却是有限的。为了解决无限的客观事物与有限的感觉能力之间的矛盾,人就必须“尽心”“尽性”。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他认为,耳朵、眼睛不能够听见、看见无穷无尽的外界事物,不过,通过扩大自己的心,就能够体会天下万物的本性了。一般人的心以感性认识作为认识的范围,而圣人的心则不受感性的局限,它可以与天下万物一样广大。张载的这一观点表明,人的耳目感官有局限,人只有依靠“心”的作用,才能够认识事物的全体,穷尽对于事物的规律的认识。那么,张载所说的“大心”或“尽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其实,张载所说的“大心”或“尽心”已经不属于认识论或知识论层面的问题了,而是道德论或修养论领域中的命题。张载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意思是,见闻之知乃是耳朵、眼睛与外界事物相接触而获得的知识,而不是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产生于见闻所得的经验知识。这就表示,德性所知是不依赖感性认识的。在张载看来,德性所知就是关于宇宙“神化”的认识,亦即关于整个宇宙的发展变化的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依赖于人的感觉经验,而是依靠道德修养。张载说:“穷神知化,与天为一,岂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尔。”(《正蒙·神化》)这就是说,只要努力进行道德修养,自然而然地就会得到这种知识。总之,德性所知是一种区别于见闻之知的道德直觉,德性所知所达到的境界,是一种主客合一的精神境界。

三、民胞物与

张载站在气化论的立场上,对人性问题做了说明。他认为,万物都是由气凝聚而成的,人也是由气凝聚而成的,所以,气的本性也就是人的本性。张载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正蒙·太和》)意思是,虚与气结合而构成了性。在这里,“虚”指太虚,也就是气的本来状态;“气”指阴阳二气,阴气和阳气都有清有浊。这样一来,人性就包括了太虚本性和阴阳二性两个方面。张载认为,一方面,每个人都具有太虚本性;另一方面,人出生以后,由于从天地间所禀受的阴阳二气不同,身体条件也就彼此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的形体和特殊的本性。张载把前一种性——太虚本性叫作“天地之性”,把后一种性——阴阳二性叫作“气质之性”。张载认为,人有了形体之后,才会有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而天地之性则是善的来源。他又认为,人们只要善于反省,就可以认识天地之性了。张载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意思是,每个人出生之后,都会有气质之性,由此向自身探求,又会发现自身的天地之性。这就表示,人的气质之性是可以改变的,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目的,就在于“自求变化气质”(《经学理窟·义理》),亦即使人由杂驳不纯的气质之性回复到至善的天地之性,从而克服气质之性中恶的成分。

张载认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这就像冰都有水性一样,这就是所谓“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正蒙·诚明》)。张载指出,天地之性是太虚之气的本性,它清澈、纯一,所以是纯粹的善。张载说:“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正蒙·诚明》)这就是说,人的道德品性来源于生来就有的天地之性,只要善于反省、体现天地之性,人们就能自然而然地合乎道德标准了。张载还认为,人的各种欲望和一切不善的行为都来自气质之性,人的气质是杂而不纯的、有好有坏的。于是张载提出了“变化气质”的学说,他主张气质不好可以通过学习改变。他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经学理窟·义理》)又说:“气质恶者学即能移。”(《经学理窟·义理》)张载所谓“为学”指从事道德修养,他所谓“变化气质”不是指不要气质之性,而是指通过道德修养,克制人的感官欲望,从而改变不好的气质。

张载指出,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本性与一切人、一切物相同,人们就会广泛地爱一切人、一切物。张载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意思是,性是万物的共同本性,不是我一个人所能私有的,能够充分体现这个道理的只有大人,所以,我们要效法大人,自己树立志向而且使别人树立志向,求取知识必须周知万物,爱自己而且爱他人,成就自己而且成就万物。

张载在《西铭》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西铭》是《正蒙》末篇《乾称》篇的开首一段文字。张载将这段文字抄下来,贴在西窗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名曰“订顽”。二程兄弟对这段文字极为欣赏,认为孟子之后,还没有其他儒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程颐将其改称为《西铭》。《西铭》这样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正蒙·乾称》)意思是,天就相当于我的父亲,地就相当于我的母亲。我是渺小的,我和万物一样,生存于天地之间。所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就构成了我的身体;作为天地之间的统帅的气的本性,同时也就是我的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同伴。君主是我父母的长子,他的大臣们是君主的管家。尊敬老年人,就是尊敬我的兄长;爱孤儿和小孩,就是爱我的年幼的弟弟。圣人能够体现天地的品德,贤人是天地的优秀儿子。所有天下残疾的人、孤苦的人,都是我受苦受难的可怜的兄弟们。按照张载的上述说法,天地就好比父母,一切人、一切物都是天地父母所生,所以,一切人都是同胞兄弟,一切物都是同伴,人们应该爱一切人、一切物。这就叫作“民胞物与”。不过,从张载的一贯立场来看,他所宣扬的这种爱仍然不是无差等的爱,而是建立在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仁爱;只是由于张载行文粗疏,在《西铭》中,差等之义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张载的《西铭》把实践人伦道德视作对天父地母尽孝,他大力提倡乐天安命的思想。《西铭》的结尾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意思是,如果处在富贵的环境里,安乐享福,那是天地要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处在贫贱的环境里,困苦忧愁,那是天地有意锻炼我,要使我得到更高的成就。活着,我尽义务;死了,我宁静地安息。张载认为,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才是君子的最高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