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两汉时代开始传入中国西北部的龟兹、于阗等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上,法显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法显之前,是佛教发源地的传教者来华传教,还没有中国人去佛教圣地取经的。佛教在中国的传布路线,基本上是由西向东,由西域经丝绸之路进入凉州,尤以敦煌最为蓬勃,然后进入关中的长安。北魏君主崇佛,佛教又在北方的平城及洛阳大为盛行。随后僧侣又在江南弘教,形成了庐山、建康等南方佛教中心,并以此为中心再传布各地。......
2023-08-31
一、佛教的传入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至今仍无定论,截至目前,在学术界、宗教界影响最大的当数东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据部分史书和佛典的记载,汉明帝曾夜梦金人,此人身材魁梧、头放光明,博士傅毅了解佛陀形象,便据此为明帝解梦,于是,汉明帝便遣使求法,从西域请回了天竺僧人竺法兰和摄摩腾。
佛教刚刚传进中国时,东汉王朝不允许汉人出家,尽管那时也存在少数寺院,但这些寺院只是为从西域来汉朝经商的商人而设立的。佛教初传时,中土人士对其教义多难以把握,而常以黄老方术理解佛学,以神仙比况佛,他们认为,佛法是“求福祥”“致太平”的“神仙祭祀致福之术”(班固《汉书·郊祀志》),或吐纳、服气等养生术,佛的特点是可以飞行变化,他们把佛教的基本教义——“轮回”理解为灵魂不死,把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涅槃”等同于老子的所谓“无为”。比如,他们形容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袁宏《后汉纪》),这种描述与他们对神仙的猜想差不多。直到东汉末年,在牟子的《理惑论》中还有类似记载。牟子是最早把中国佛教徒原称“浮屠”的梵文Buddha改译为“佛”的人,《理惑论》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解答世人对佛教的疑惑的著作。《理惑论》里说,佛“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这里描写佛能够飞腾变化、刀枪不入、水火不伤,可以避免各种灾难,这些特征都与中国传统的神仙相一致。
二、佛教的盛行(www.chuimin.cn)
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战乱和分裂状态,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需要用宗教、超越现实的寄托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同时,上层统治者也需要用宗教来安抚人心、稳定社会,所以,他们就大力提倡佛教。从东晋开始,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所以有所谓“汉魏法微,晋代始盛”之说。
在当时,佛教所宣传的宗教思想主要是因果报应说、生死轮回说以及神不灭论,佛教所宣传的哲学思想则主要是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性空幻有”思想。大乘空宗的这种理论同魏晋玄学中的贵无论所主张的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无”的理论很相似。所以,对于空宗思想的宣传就很容易同玄学结合起来,当时的学者普遍用玄学解释佛学,这种做法被称为“格义”。“格”有“比较”或“度量”之意,“义”有“名称”或“概念”之意,格义是以比较、类比为途径,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来解释佛学这种当时仍属外来文化的方法。魏晋时期,格义佛学最突出的成果是玄学的“无”与般若学的“空”的结合。所谓空,是指无实体性,亦即在万物的背后并不存在着相应的承担者,一切皆是幻象,空是佛教徒通过禅定修行而获得的生命体验。不过,用格义的方法理解佛学,常常会引起曲解和混乱,因此,到了南北朝时期,在道安、鸠摩罗什等高僧的反对之下,格义之风才渐息。在翻译佛经时,鸠摩罗什完全摒弃了格义的方法,他采用音译法,对佛学中的名词、概念重新定名,一改之前的译本直接援引中国传统思想的术语的做法,从而避免了理解上的歧义;他采用意译法,在深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文字或增或减,其目的在于把原文的根本思想准确表达出来。
在比较准确地把握佛教教义的基础之上,到了隋唐时期,中土佛教获得了大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中土佛教宗派林立,气象恢宏。当时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八个,分别为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密宗、律宗、禅宗和净土宗。彼时,除唯识宗较多地保存了印度佛教的原貌外,天台宗、华严宗等吸取了中国哲学入世即是出世的精神,禅宗则重于顿悟的思维方式,它们均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对传自印度的佛教哲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不过,这种改造并未否定印度佛教的涅槃信仰或出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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