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观点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演化以及万物之间的关系。对于天地万物“自生”“自造”的情形,郭象用“独化”一词加以概括。郭象的这一思想同裴的“崇有论”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郭象还提出了一个“玄冥之境”的概念,让独化在玄冥之境中进行。对郭象而言,这一心境是认清万物独化的主观条件。......
2023-11-20
裴(267—300),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西晋时期的名士。裴
虽为名士,但毕生以治世为己任,与遁迹山林、自由旷达的竹林名士截然不同。裴
长期在晋武帝司马炎身边,深受司马炎赏识,曾任国子祭酒、侍中、尚书左仆射等要职。在西晋王朝内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裴
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以求在权力斗争之外做一些利国利民的实事。但是,司马炎死后,西晋王朝陷入全面混乱,在八王之乱中,裴
由于反对赵王司马伦乱政而被司马伦所杀害。裴
的著作有《崇有论》和《辩才论》。《辩才论》大概是讨论才性——才能、禀性问题的,但是这部书还没有写完,裴
就被杀害了。现在流传下来的裴
的著作只有《崇有论》,《晋书》把《崇有论》完全列入裴
的传记中。
王弼的“贵无论”在西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端:一些士大夫不务政事、不遵礼教,造成了一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晋书·裴传》)的局面。就是说,他们整日谈玄论道,行为放荡,领着朝廷俸禄却不干实事。这些士大夫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还常常以“贵无自然”自我标榜,他们认为不遵礼教就是自然,以至于裸体、酗酒、放荡、服食,无所不为。这种状况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士大夫内部也有人对这种局面表示担忧,并加以反对,裴
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裴
不惜站在主流思想的对立面,写了《崇有论》一文以纠正“贵无论”的偏失。《晋诸公赞》曰:“
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意思是,裴
反对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的崇尚虚无的做法,因此写了《崇有论》加以破斥。裴
才华横溢,善用譬喻,研究者不能穷尽他的《崇有论》的奥妙。
一、“崇有论”的基本内容
裴的“崇有论”是直接针对王弼的“贵无论”而提出的,“崇有论”的“有”指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贵无论”推崇无形无象的宇宙本体,而“崇有论”则推崇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裴
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地破斥王弼的“以无为本”思想。
首先,王弼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本。换言之,无是万物的本体,而有充其量只是无的表现。裴则反对在万物之外另外确立一个本体。他认为,有之所以产生,并不是由另外的事物所造成的,而是它“自生”“自有”的,这就是所谓“始生者自生也”,这就是说,任何事物的最初产生,都是自己产生的。裴
认为,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都必然有形有象,所以,有形有象也就是事物的原初状态。裴
说:“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又说:“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这就是说,有了千差万别的形象,万物才得以存在,既然万物的产生都是依靠自己,那么,万物也就以自身为本体,离开了万物自身,也就不可能有万物的存在。所以,裴
明确指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至无”就是无形无象的虚无,“至无者无以能生”意谓无形无象的虚无无法孕育有形有象的万物,这其实是对“有生于无”的观点的否定。不仅如此,裴
还进一步对“无”的内涵加以诠释,他说:“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这就是说,既然万物的存在只能以万物自身为本体,那么,“无”就只不过是万物全部消失之后的状态。换言之,无指万物尚未存在的绝对真空状态,这种绝对真空状态是不能孕育万物的。裴
的这一观点排斥了无的绝对性、永恒性和至上性,否定了以无为万物本原的观点。
严格说来,裴对于王弼的“贵无论”的上述破斥其实并不相应。换言之,他没有批到点子上。如前所述,王弼认为,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可以贯穿有着各种具体规定性的有,这是通过逻辑推导的方法而得出的结论,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的。裴
则认为,无形无象的绝对真空状态——无,无法孕育有形有象的万物——有,这是仅凭想象而得出的结论,是从宇宙论的角度而言的。运用的方法不同,思考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同,裴
的宇宙论当然可以成立,但这并不妨碍王弼的“贵无论”也能够自圆其说。由于王弼的观点并非“有生于无”,而是“有本于无”,所以,无论裴
怎样否定“有生于无”,都与王弼的观点无关,对于王弼而言,裴
的破斥全属无的放矢。
其次,在王弼看来,万物都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就表现在,万物各自的属性构成了其各自独特的规定性,这些不同的规定性又使它们相互排斥而不能兼容,只有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才能将万物统一起来,从而作为万物的本体。裴又对此加以破斥。他说:“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意思是,万物的总和就是根本,是至上的道。在万物之外,没有其他存在者。总之,在这里,裴
想要说明,道无非就是万物的总和,万物统一于万物的总和,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是试图从世界的统一性的问题上否定王弼的“有本于无”的观点。然而,问题在于,裴
的这种统一与王弼对万物所做的统一性质完全不同。裴
的这种统一充其量只是转换一个视角,将万物视作一个整体,而王弼却是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加以统一。相比之下,裴
的统一等于没有统一。这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立场原本就可以有多种,角度、立场的选取可以随意,而通过逻辑推理所得出的结论却往往是唯一的。裴
的这种破斥方式表明,他在理论的深刻性上尚不如王弼。
再次,王弼把个别事物的规律称为“理”,他认为理在作为本体的无的规范之下。在王弼那里,无就相当于一般规律,而理则相当于特殊规律,他认为特殊规律由一般规律所支配。在这个问题上,裴也有与王弼不同的看法。裴
说:“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变化和事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探求事物的规律的根据。这表明,裴
认为,规律就表现在事物的变化和事物间的相互作用之中。裴
还说:“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意思是,理以具体事物为载体。裴
认为,规律就内在事物之中。事物的规律是由超越事物的本体所决定,还是事物本身所固有?这是一个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弼主张前者,裴
主张后者。我们不能说二者谁对谁错,只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裴
与王弼就可以各抒己见。(www.chuimin.cn)
最后,王弼还有一个重要观点:万物都有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决定了万物都有局限性,有局限性的万物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依靠一个没有任何局限性的本体,没有局限性的本体也就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有局限性的万物是否需要依赖没有局限性的本体才能存在呢?这同样是一个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问题。王弼提出这一观点只是出于他崇尚虚无的理论偏好。裴则用万有互相支持的观点,破斥王弼的这一观点。裴
也承认,每一具体事物都有其特殊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使其受到限制,所以它们不能“自足”,即不能独立存在。不过,它们不必依赖本体,而是可以依靠其他事物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裴
说:“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意思是,既然各种事物可以被分为不同种类,那就说明事物的性质都是偏于某个方面的,从而具有某种局限性,既然事物是相对的、有局限性的,那么任何具体事物的存在就都要依赖其他事物的帮助。在这里,“资”就是“帮助”之意,依赖其他事物的帮助也就是以其他事物为自身存在的条件。裴
还进一步指出:“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意思是,任何事物的存在都要依赖于某种条件,如果某种条件适合于某一事物的存在,那么这种条件对于这一事物而言就叫作适合,事物选择适合于自己生存的条件,就叫作合乎实际。这就表明,每一事物的存在,总是同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的,万物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依靠,其他事物就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总之,裴
以个体事物互为存在的条件说明个体事物存在的原因,而不是从事物之外寻找其存在的原因。裴
还概括自己的这一观点说:“济有者皆有也。”“济”是成全之意,“济有者皆有”意谓成全有的都是有。换言之,作为事物的存在条件的不是无,而只能是其他事物。
综上所述,在破斥“贵无论”的过程中,裴提出,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事物就是“有”,即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具体事物之间互相依靠,而不需要“无”的支持。
二、“崇有论”的政治指向
裴崇有非无,实质是崇儒非道,而这种崇儒非道的哲学立场又首先是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裴
创作《崇有论》的目的主要还是在于消除“贵无论”的不良社会影响,以维护名教。
当时,魏晋玄风已全然变质,用晋人自己的话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这样一来,纲纪废弛、政务敷衍便在所难免。于是,针对士族们打着“贵无”的旗号,举止放荡、不负责任等行为,裴不仅著《崇有论》,从哲学上间接地加以破斥,而且也直接地予以揭露,称其为“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晋书·裴
传》),就是说,做官的人不处理政务,反而美其名曰高雅、玄远。裴
所揭露的这种现象,在《世说新语》中有很多记载。比如,西晋末年,战乱不断,而据《世说新语·任诞》篇载,当时出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的山简却悠闲度日,沉迷酒中,时人不仅不加以抨击,反而将其事迹编成歌谣赞叹、传唱。
裴的“崇有论”未能扭转荒诞的士风,晋室南渡之后,这种风气丝毫未减。据《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桓冲担任车骑将军之后,任命王徽之为其骑兵参军。有一天,桓冲问王徽之道:你是否知道你在什么衙门当官?王徽之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衙门,只是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进进出出,可能是管马的衙门。桓冲又问,那衙门里有多少马?王徽之引用了《论语》里的一句话说:“不问马。”在《论语》中,“不问马”意谓孔子关心人,没有去问马是否受伤,而在王徽之这里,意思转变为他没有了解过他所管的马的情况。桓冲又问,最近那里的马死掉多少?王徽之又引用了一句《论语》里的话作答——“未知生,焉知死”。在《论语》中,“未知生,焉知死”是强调人应当更多地担当社会责任,而不要过多地追问死后世界的情况,但在王徽之这里,成了他回避问题的托辞。王徽之的几句回答驴唇不对马嘴,本应是笑话,但在当时竟然传为美谈。由此可见当时的士风如何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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