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教程探索兼爱政治主张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兼”有整体、全部之意，所谓“兼爱”，就是不分亲疏远近，不论贫富贵贱，同等程度地爱一切人。与儒家的“爱有差等”相反，墨子的爱人是“爱无差等”。所以，墨子有“兼相爱，交相利”之说，他把相互对对方有利视作双方彼此相爱的具体表现和实质内容。

一、兼爱

“兼爱”是墨子的十大主张的核心，“兼爱”思想贯穿于《墨子》全书。“兼”有整体、全部之意，所谓“兼爱”，就是不分亲疏远近，不论贫富贵贱，同等程度地爱一切人（包括自己）。

有时，墨子也把兼爱称为“仁”。众所周知，“仁”是儒学的核心范畴，孔子提出的“仁”就是“爱人”，所以，孔子和墨子都讲“仁”，都主张爱人，这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与儒家的仁爱思想相比，墨子的兼爱学说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爱的程度上，儒家认为爱应当有亲疏远近之别，就是说，血缘同自己越近的爱得越深，血缘同自己越远的爱得越浅，这种情况可以被概括为“爱有差等”。与儒家的“爱有差等”相反，墨子的爱人是“爱无差等”。墨子说，兼爱应当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意思是，兼爱应当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如同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庭就如同看待自己的家庭，爱护别人的身体就如同爱护自己的身体。

第二，在爱的顺序上，儒家主张先爱自己的亲人，然后再把对自己亲人的爱以及爱自己亲人的方式推广到别人的亲人那里，这叫作“推己及人”。墨子的做法刚好相反，他要求人们先去爱别人的父母，“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就是说，墨子认为，如果我能够先去爱别人的父母，那么对方也会受到感化，从而爱我的父母。

第三，在爱与被爱的关系上，儒家是动机论者，墨子是效果论者，就是说，儒家在爱别人的时候，只求尽心，不求回报，而墨子不一样，墨子认为，爱应当是对等的，这种对等就表现在相互对对方有利。所以，墨子有“兼相爱，交相利”之说，他把相互对对方有利视作双方彼此相爱的具体表现和实质内容。相互有利则既有付出，又有回报，这才是兼爱。

墨子非常重视“利”，这与孔子又恰好相反，《论语》里说：“子罕言利。”（《论语·子罕》）就是说，孔子很少谈论利益。而墨子甚至把是否有利作为衡量一切事物是否有价值的标准。他认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仁人”（兼爱之士）的奋斗目标（《墨子·兼爱下》《墨子·非乐上》）。墨子所谓“天下之利”以“富”和“庶”为具体内容。富是指物质财富的生产，庶是指劳动力的生产，劳动力的生产也就是人口的生产。墨子提出，富的具体方法是“去其无用之费”（《墨子·节用上》），也就是厉行节约，去除不必要的开支；庶的具体方法是“使民蚤处家”（《墨子·节用上》），也就是让老百姓早婚早育。

墨子是儒学的反对者，他提出的兼爱学说也是对儒家的仁爱思想的一种反动。在墨子看来，儒家的仁爱强调差等，而差等之爱的出发点一定是自私的，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导致社会中的各种不公平现象。墨子认为，任由这种差等之爱发展下去，必然会出现“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墨子·天志中》）的局面。墨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强大的国家就会攻打弱小的国家，大家就会扰乱小家，强者欺负弱者，人多势众的欺负人少力孤的，诡诈的人欺骗愚笨的人，地位高的人看不起地位低的人。墨子把这种情况称为“交相恶”，交相恶就是相互厌恶、相互怨恨，交相恶是兼相爱的对立面。因此，墨子提出了“兼以易别”的主张，兼就是兼爱，别就是偏爱，偏爱就是有差别的爱，儒家提倡的仁爱在墨子的眼中就是“别”，所谓“兼以易别”，就是用平等的、无差别的爱取代有差等的爱。

二、非攻

“非攻”是墨子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兼爱的具体体现。所谓“非攻”，字面的意思是反对攻伐。

一方面，墨子认为，当时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既不兼爱，也不互利。他指出，兼并战争会“贼虐万民”，“竭天下百姓之财用”，就是说，会使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侵害；另一方面，墨子又指出，兼并战争对战争的双方都是不利的，被侵略的一方受到战争蹂躏之后，状况自然令人惨不忍睹，而侵略的一方至少也要付出死伤兵士、耗费粮草辎重的沉重代价，即使一时得利，也总不可能每战必胜，最终还是得不偿失。

墨子曾经区分过“攻”与“诛”。他认为，一个国家为了兼并土地而攻打无罪的国家是“攻”，而有道的君主讨伐无道的昏君则是“诛”。因此，“攻”是非正义的战争，是不能允许的，而“诛”是正义战争，是必要的，就是说，暴虐的君主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然而，怎样算有罪，怎样算无罪，这在现实中很难界定，在具体的分析中，墨子也认为“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墨子·非攻下》）所进行的每一场战争都是“攻”，都是非正义的，所以，墨子实际上只能笼统地反对一切攻伐。

不过，墨子反对攻伐，却不反对防守，他主张备兵自守。墨子擅长制作守城的器械。据《淮南子·修务训》的记载，鲁班（公输般）曾经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赶忙从鲁国出发，走了十天十夜到达了楚国。鲁班用小木片做成攻城器械，墨子则用小木片做成守城器械，结果鲁班九次造出来的攻城器械都被墨子一一化解。最终鲁班认输，楚国也放弃了进攻宋国的计划。

三、尚贤(www.chuimin.cn)

“尚贤”是墨子的重要治国理念。所谓“尚贤”，就是不论亲疏、贵贱，只论能力、品德，从而把一个国家里的贤能之士都选拔出来。

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这就是说，崇尚贤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墨子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不是清明，最根本的标志就在于这个国家的贤能之士是不是足够多，这就是所谓“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那么，贤能之士的标准是什么呢？墨子提出，贤能之士必须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墨子·尚贤上》），就是说，贤能之士有三个标准，一是品德高尚，能够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二是口齿伶俐，善于辩论，能够有效地传播墨家的政治理念；三是具备治国理政的知识与才干。

墨子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这就是说，即使是农夫和手工业者阶层，只要他能力强、品德好，就可以举荐他当官。反过来，“官无常贵”，“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就是说，即使是官员也不是终生尊贵，如果他没有才能，那么也不能任用他，已经任用的还要让他退下来。其实，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孔子等人就已经提出了任用贤能之士的重要性，墨子尚贤思想的特点在于，他把举用贤才的范围扩大到了农夫和手工业者阶层，这就打破了血缘的限制和阶层的局限，这种主张也恰好适应了战国时期平民阶层崛起的状况。

四、尚同

除了尚贤，墨子的治国理念还有“尚同”。“尚同”就是崇尚统一，这个统一既包括思想的统一，又包括政令的集中。思想的统一要求人们在思想上同上级保持一致，政令的集中要求人们在行动上同上级保持一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政令和思想都一级一级地向上统一，最终都统一于“天子”，这就是“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墨子·尚同中》），“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墨子·尚同上》）。

由于天子负责统一全天下人的思想和行动，所以，墨子认为，天子也必须由贤能之士担任，而且这位贤能之士应当是天下最贤能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墨子的尚贤思想与其尚同思想之间的关联。尚贤只是要求国君不分等级，任用贤才，尚同则要求天子也由贤者担任。

墨子提出尚同思想的初衷是实现政治的稳定，然而天子与各级官吏不可能都是贤能之士，所以，他的设想充满了理想性，在现实的操作上，尚同往往只能导致暴政。即使天子与各级官吏真的都贤明了，由于不能容许思想多元的局面存在，尚同的做法也必然以压制人的自由意志为代价，墨子的以“五刑”为手段惩治“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墨子·尚同上》）的主张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尚同实质上是一种极权、专制的统治方式。墨子的尚同思想后来为法家所吸取并予以发展，这并非偶然。

五、节用、节葬、非乐

在生活方式上，墨子提出了节用、节葬和非乐三大主张，这三大主张都是针对当时统治阶层的铺张浪费行为而提出的，因此也具有政治意味。在这三大主张中，节用是根本，节葬和非乐是实现节用的具体方式。

节用就是节约用度、节省开支。墨子认为，统治阶层的奢侈浪费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普通民众的生存，因此，必须对统治阶层的浪费行为加以制止。墨子提出，节用的标准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所谓“民用”，就是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墨子的意思是，民用是统治阶层使用财富的标准，如果增加开支会造成对民众生活不利的影响，那就不应当去做。

为了实现节用的目标，首先应当节葬。节葬就是在丧葬方面节约用度。墨子的节葬主张是专门针对儒家的“厚葬”“久丧”的制度而提出的。儒家认为，死者的地位越高，所使用的随葬品就要越丰厚，守丧者与死者的关系越亲近，守丧者的服丧期限就要越长。墨子则指出，厚葬的弊端是“多埋赋之财”（即让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长埋于地下）；久丧的弊端是“久禁从事”（即让人们长时间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墨子还指出，久丧会限制人的饮食起居，使人变得身体衰弱，而且这种制度还限制“男女之交”，因此会影响人口的繁殖。总之，厚葬、久丧都是对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必须废除。墨子进而提出了他的“节葬之法”：“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墨子·节用中》）这就是说，给死者穿三层衣裳，这就足以穿到死者的尸体烂在里面；用三寸厚的棺木，这就足以用到死者的骸骨朽坏。挖坑的深度不要到达地下的泉水（否则会污染水源），但是坑的深度也不能太浅，否则会让尸体的腐臭气味发散出来。把死者埋葬起来以后，不要长时间地服丧和哀悼，而应当尽快去从事生产劳动。墨子的节葬之法打破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身份差别，也打破了由血缘关系所造成的亲疏之别。

除了节葬，墨子还主张非乐。非乐就是禁止音乐，反对从事音乐活动。墨子认为，音乐只是少数贵族的享受，是奢侈品，听音乐会耗用普通民众的财富，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墨子发现，乐器的制造本身就要占用一部分财富，在听音乐时，贵族们还要占用青壮年劳动力来为他们演奏，这又耽误了农业生产，而且有的贵族喜欢找人与自己一起听音乐，以示与民同乐，亲民爱民，但在墨子看来，这也会影响他人的工作和劳动。由于音乐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浪费，所以，墨子主张取消音乐。墨子的非乐主张固然忽略了人的高层次的生活需要，但是，在当时大多数人连基本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墨子提出非乐是有其正面意义的。

墨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批判周礼，但是，他的节葬、非乐等主张都间接地否定了周礼。这是因为，丧葬也好，音乐也罢，在周代的礼乐制度中都是体现身份差别、贵贱等级的手段，墨子要取消音乐，要用同样的标准规范丧葬制度，这就必然抹杀等级差别，这是周代的礼法所不能容许的。实际上，不仅周礼不能容许，专制社会中的一切礼法都不能容许，这是因为，专制社会中的一切礼法都是对人的身份地位的差别所做的规范。墨子的主张在后来的专制社会中不能够得以实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即使在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绝对的无差别也难以实现。彻底的不平等必然导致专制，彻底的平等也只能流于空想。

中国哲学教程探索兼爱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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