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88全国教育传播学研讨会

◎钟志贤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教育技术学（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什么？教育传播学又是什么？它们对教育技术学（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有何意义？作用机制又是如何？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郑重的学科之问。

为了进一步拓展学科理论视野，学习传播学和教育传播学，探索电化教育学的时代走向，开启学科融通和整合的思维亮光，1988年8月上旬，在香港浸会大学传理系创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原新闻传播系主任余也鲁教授（Timothy Yu）的策划和支持下，成立仅仅两年的江西师范大学教育传播系在庐山解放军企业管理学校（后来并入九江学院）举办了全国首届教育传播学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福建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市电化教育馆等10余家单位20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见图1）。

研讨会的主讲原定是余也鲁教授和美国大众传播学博士Bernard Anderson（余也鲁教授精心挑选的助力江西师范大学教育传播系建设的外籍教师，余先生按中文习惯给他取名为“安彬礼”）。学习材料主要有宣伟伯著、余也鲁先生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以及相关讲稿和译作，安彬礼博士编印的《西方教育传播理论与实践》，江西师范大学教育传播系青年教师钟志贤编写的《教育传播学论纲》等。教育传播系参加此次办会的主要人员有系主任魏奇老师、副主任刘高佶老师，王永环、钟志贤、黄晓东、端木林、米竞等老师。

后来余先生因为时间冲突未能来现场讲学，但他特地撰写了题为《传播理论的旧有基础和新的展望——祝愿教育传播工作者在新的领域开展急需的科研工作》的讲稿，并且翻译了美国著名传播学家第佛鲁博士的《社会传播理论》第一章的精华内容供研讨会使用。他在前言写道：教育传播学是运用传播媒介于知识的传授。研究教育传播似乎可在已有的传播理论（特别是有关媒介、受众与效果部分）和教育学理论（特别是学习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来开展，来写出新的一页。中国急需用教育来提高人口素质为现代化奠基，教育传播工作的确任重道远。

图1　全国首届教育传播学研讨会成员合影（前排右5为主讲安彬礼博士）

余也鲁先生祖籍江西奉新，是国际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教授高足（余先生将其翻译为宣伟伯，可谓形声兼备又合中文习惯）。1986年，余先生怀乡梓之情，协助创办了江西师范大学教育传播系，作为研究现代媒体教育的大学系科，与当时国内通称“电化教育系”不同而冠以教育传播系，开传播学与教育相融通之先，耳目一新，在全国颇为引人注目。

安彬礼博士用英文编撰了《西方教育传播理论与实践》讲稿，由江西师范大学教育传播系教师钟志贤、黄晓东翻译整理。该讲稿由十讲构成：第1讲“西方传播学研究简史”，第2讲“现代心理学与传播学理论”，第3讲“教育传播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第4讲“西方教育传播有技术的课程设置”，第5讲“大众媒体学习理论”，第6讲“现代信息技术”，第7讲“如何选择电子和非电子媒体（一）”，第8讲“如何选择电子和非电子媒体（二）”，第9讲“如何培养教育传播领域的教师”，第10讲“教育传播的未来发展趋势”。

余也鲁先生特别重视学科的理论研究。他指出，理论是指由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定义和假设组成的系统观念。它是依据某一现象，经由假设验证而建立起来的一套通则。它将看似互不相关的事实组合成一套有秩序、有意义的关系。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跻身科学之林的必备条件。理论对于实践来说不是固定僵硬的框模，而是知识与方法的应用、指导或某种启迪。它不仅是一门学科走向科学化的手段和必需，而更在于它对实践预测、指导和解释的真实意义。理论首先集中反映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等基本特征。其次，理论的抽象力能够使人的创造潜力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是因为理论能使人们通过想象、设计、联想以及抽象能力的自由驰骋，跳出旧知识经验的羁绊。

安彬礼博士主要给我们讲西方教育传播学理论及其教学媒体选用。我、王永环老师（1987年7月—1988年8月曾在夏威夷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传播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作他的“同传”。我英语专业出身，又刚从西北师范学院研究生毕业（师从南国农先生和胡德海先生），由于导师的引导，在国内较早涉猎了一些传播学理论知识。

图2　研讨会教学现场：投影+墙贴活页+小组讨论

安彬礼博士借助投影仪、活页、黑板、墙壁等，采用讲授、小组讨论等方式讲授了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教学媒体应用发展历史、原理和方法（见图2）。他在学习资料中对教育传播学这样写道：教育传播学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即传播过程每一部分都可进行研究，信息的形式和内容都应进行分析，以便不断改进数据的传播，最重要、唯一目标是促使特定的受教育者在特定的情景中达成预期的学习目标。

无独有偶，安彬礼博士在讲课中也特别强调了学习和研究学科理论的意义，形象地把理论魅力概述为：

（1）理论是地图。在辽阔复杂的教育传播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地图”来辨别途径与方向。否则就会迷失于不同的思想观点、术语以及所谓的研究结果之中。

（2）理论是铁锚。有了铁锚可以在漂泊不定的思想海洋中站稳脚跟。它可以使人们避免漫无目标的漂荡，不至于被“易变的风向”或冲突的观点闹腾得不知所措。

（3）理论是磁铁。它可以把各种相关的观点集聚在一起，有利于综合贯通各类纷繁的理论思想，扬长避短，优化组合，提高理论的现实意义。

安彬礼博士强调，有些人也许会忘却理论是多么有用的事实。胸怀良好的理论素养，人就会变得自信，就不至于对社会和教育中那些看起来秘不可测的种种事情茫然无知乃至束手无策。理论对于一门学科的意义犹如一个人心智发展中的必需精神食粮。它像望远镜，亦像显微镜，可以使我们的视野触及更远、更细微处。

余先生和安博士关于理论方面的论述对我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我的第一篇稚拙的学术论文《电化教育理论研究沉思录》（发表于《电化教育研究》1988年第3期）就是受到他们的激励而完成的。(www.chuimin.cn)

全国首届教育传播学研讨会产生了系列积极的影响。

首先，拓展了专业视野，激发了我们对电化教育学发展的更多思考。最为直接的是推动了国内教育传播学研究。我国的教育传播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记得1985年我在西北师范学院教学论专业研究生班的时候，“教育学原理”的授课教师是胡德海教授，他向我们推荐了一本名为《传播学（简介）》（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书。从传播学视角看教育，新鲜无比，一时这本书在研究生中间高密度地流转，没多久便成了海带的样子。胡先生不仅向我们推荐阅读传播学中英文著作，建议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思考和探讨教育问题，而且还撰写了关于教育传播学的学术论文《略论教育的传播学原理》。文章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教育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传播过程，教育就是传播。而教育的传播学原理乃是教育原理中最基本的事实和要素之一。无疑，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教育理论问题。尽管我们目前对教育的传播学原理还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但建立一门教育传播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存在的。

研讨会结束后，我们在教育传播学和教学设计领域如饥似渴地学习、探索、借鉴和融合，一方面是被新颖的研究视野所吸引，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教学材料严重匮乏。我们在《现代大教育观——中外名家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中设立了第六篇“传播学家的教育观”，选择研究了国内外四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宣伟伯（施拉姆）的教育传播思想、余也鲁的现代教育新秩序观、坂元昂的教育技术观、南国农的电化教育观，编写出版了国内较早的《教学设计》（刘高佶编写，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同时，在研讨会学习和一定的研究与实践基础上，撰写出版了《教育传播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该书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主要内容设计为十章。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我国出版了三部《教育传播学》（见图3），另外两部分别是：高蕴琦、林克诚、金振坤、陈东编著的《教育传播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邵培仁主编的《教育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可见实践的急迫需要和教育传播学研究一时之盛。前两部教材的作者都直接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图3　三部《教育传播学》

其次，培养了一批教育传播学的师资队伍，他们成为教育传播学、教育传播与技术、教学媒体与技术或教育技术课程建设的担纲者、主讲者和开拓者，并且始终耕耘在教育信息化领域，诸如原上海电化教育馆的高蕴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的金振坤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林克诚教授，苏州大学的潘中淑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许雄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的曾火焕、黄宇星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王珺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许俊强教授等，以及后来成为我国教育技术学界著名的不老松、学术演讲家、上海师范大学的黎加厚教授。于我来说，研讨会的举办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开端，随后我就一直在专业领域耕耘。

再次，研讨会的举办极大地助推了江西师范大学教育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发展，特别是远程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探索。研讨会结束后，余也鲁先生旋即资助我们在赣东南开展教育电视实验，在江西红土地上掀开了媒体传播教育研究的一页。这项工作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七五” 规划项目“初级阶段老区文化教育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1994年通过鉴定。我承担远距离教育部分并完成了《红土地上的教育革命》专题报告。1995年为本科生编写了内部教材《远距离教育导论》并呈余也鲁先生指正，经过多轮次使用和修改，后更名为《远程教育导论——学与教的原理和方法》出版。1996年获批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远距离教育电视促进老区农村文化和经济发展效果模式研究”，亦是上述工作的自然延伸。

图4　南国农先生和梅家驹先生来江西师范大学教育传播系指导学科建设

后排：钟志贤（左1）、时任系主任魏奇教授（左2）、南国农先生（左3）、梅家驹先生（左4）

与此同时，研讨会也引起国内电化教育界学术大家南国农先生、萧树滋先生、梅家驹先生等前辈对教育传播系建设的关心（图4）。他们或用书信或亲自前来指导，给襁褓中的教育传播系以莫大的鼓励。

2019年8月28日，适逢祝智庭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当晚在从秋林阁折返文科大楼的路上，黎加厚教授饱含深情地回忆1988年暑期全国首届教育传播学研讨会的往事：认识来自各地的与会者，云蒸霞蔚的清晨、热浪翻滚的中午、映照山麓的晚霞……站在教学楼楼顶，仰望星空，憧憬电化教育的未来……那时，黎加厚教授还是李克东老师二年级的研究生，与他一同来参加学习的是吴冬子同学。黎加厚感怀地说：“是李克东先生让我第一次飞上了蓝天。1988年，作为一名在读研究生，能乘飞机去参加培训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当有一天我听到亚东的《向往神鹰》之歌‘当梦想成真，走进宽敞的机舱，俯看天外世界，止不住热泪盈眶……我已经告别昨天，找到了生命的亮光’时，联想起我第一次乘飞机去庐山参加教育传播学研讨会的情形，不禁潸然泪下。”巧的是，2019年8月31日晚，我们有幸在南昌接待了李克东先生夫妇。李先生神采奕奕，兴致勃勃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电化教育的“第一故事”，包括他随余也鲁先生研习传播学，到美国造访，遗憾未能面见宣伟伯先生，获得教育技术学领域第一个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等。

“拈花有意风中去，微笑无语须菩提。念念有生灭四相，弹指刹间几轮回。”

2018年7月，有关部门同意我辞去担任9年之久的大学副校长一职，回到大学教书，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席教授、学科带头人和博士生导师。有一天我信步走进学院院史陈列室，玻璃展柜里赫然醒目地摆放着《西方教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等油印资料，这些正是当年全国首届教育传播学研讨会的材料。一晃就是31年，感慨系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前赤壁赋》）

在时间之流，我们都像一点浪花。今天再大的事，都经不起时间橡皮的轻抹。再看数据主义日益发展的今天，“一旦万物互联网开始运作，人类就有可能从设计者降成芯片，再降成数据，最后在数据的洪流中溶解分散，如同滚滚洪流中的一块泥土……到时回首过去，人类也只会成为宇宙数据流里的一片小小涟漪。”（《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大无大有。从1986年的江西师范大学教育传播系，到1994年的传播系，2000年的传播学院，再到2017年新闻与传播学院。母体消弭，血脉赓续。“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道德经》）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苏轼《观潮》）

世间事，江山笑，几多“庐山烟雨浙江潮”。1988年8月，全国首届教育传播学研讨会，庐山。是种子，是星火，是希望。回望三十一年前，仿如昨日。

作者单位

钟志贤，江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