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论战、湖北通志和思想探究

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

《答客问》（1790年）

考虑到后来在武昌发生的事件的背景，章学诚对历史撰述的思考在两个方面颇为重要。首先，他清楚地将史学家看做有天赋且异常重要的人，需要较低层次的学术和地方机构为其服务。其次，章学诚有关于如何撰述历史（特别是地方志，在这方面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无人可及的专家）的明确想法；这些想法是他整个哲学的一个完整的部分，在运用并为其作辩护的过程中，他无论在思想还是情感上都无法表现出对相反观点的尊重。考虑到这一点，下面的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在他的《湖北通志》中，由于其中涉及地方的问题和人物，也就必然牵扯大量的地方利益，无疑会产生敌对，然后在进一步的工作中激化这一敌对。

如果采信章学诚自己的叙述，那么他的《湖北通志》是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编写的。与《亳州志》的情形一样，他有时间限制上的压力；而且尽管有毕沅的支持，他仍为应对各种批评而耗费精力。因为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为他提供材料的人总显得含糊其辞，衙门里的差役在制作文献时既懒散又拖沓。他在后来写给他的朋友陈诗的信中说，“文征”给他带来了最大的麻烦。他自己编辑文选——“至于诗赋韵言，乃是仆之所短，故悉委他人”。不幸的是，他的助手既无能又腐败。章学诚删去了最差的诗，“而奸诡之徒，又贿抄胥私增，诚为出人意外”。他承认毕竟有疏于覆勘之责。但人们像蜂群一样带着他们的诗赋拥来，想要靠关系让自己的诗被收入其中。连毕沅也不能完全杜绝，他又能怎样呢？他能用的最好办法是将诗限制在文征的四个部分（甲、乙、丙、丁）中的最后两个部分，其中丁集专收最差的篇章（题曰：“近人诗词”）。这就好像一幢房舍如果没有茅厕将无法保持清洁。他建议等这些有势力的人亡故以后，丁集就可以毁版。^[1]当然，这些由地方的诗词带来的困难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史志经世之业，诗赋本非所重”。

章学诚在此对文学的傲慢和蔑视是绝无仅有的。他对历史主要针对治理而诗“本非所重”的强调是在让我们可能忽略它的情况下作出的，特别是它与他一年前的观点（所有的文学对于史学家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明显抵牾。然而，它明显地反映出他此时的态度。在同一封信中（可能写于1794年），他对比了史学家与单纯文人的作品。章学诚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历史理论家：他对“文辞不甚措意”；而且他觉得一种纯粹文学方面的见识并不能赋予一个人讨论像历史撰述这样重大且意义深远的问题的资格。“即如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2]很可能章学诚对待文学的态度在此时正发生重大的改变。当然，这些强调与他在《史德》中表达的怀疑颇为一致：史学家个人的情感是偏见的一个来源；他对“近人诗词”的厌憎已经暗示出他的这种抨击可能已经在针对袁枚。

很明显，章学诚没有打算去平息他得罪的那些人的怒气；因此，他的态度使他陷入武昌的总督府的矛盾旋涡中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一紧张关系在1794年初达到了顶峰。《湖北通志》此时正在校读阶段。这一年三月，乾隆皇帝巡幸天津，毕沅赴津入觐。毕沅将章学诚托付给湖北巡抚惠龄，惠是满族武人，此前曾任四川总督。惠龄不喜欢章学诚的作品，这给了其他人一个质疑他的机会。一个叫陈熷的人（浙江嘉兴人，1780年进士）接近章学诚，乞求章推荐自己为“校刊”之事。章学诚认为这不过是校正字句和誊写的讹误，因此就同意了。但陈在其上司的支持下，进而批评整个著作的结构，并建议重修。毕沅回来以后，重申了他对章学诚的支持，并让章对陈的批评写了一个正式的回应（《驳陈熷议》），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毕沅因湖北白莲教案奏报不详实而被议，降补山东巡抚，这一进展预示着形势又一次控制在章的敌对者手中。但这时章的朋友陈诗劝他的雇主武昌府知府出面干预，结果《湖北通志》的草稿转入陈手中作进一步编校。陈诗是湖北蕲州人，一个地方史学家；除了章学诚帮助他完成的那部地方志外，还曾编纂过一部更具雄心的著作——《湖北旧闻》。他坦诚地赞誉章学诚的《湖北通志》。然而，《湖北通志》并没有出版，而且失去了毕沅的资助，章学诚也被迫离开湖北，返回他的家乡会稽。他的全家已经在1793年移居于此了。^[3]

这对章学诚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转折，因为他相当指望他在武昌的工作可以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在1793年的一封写给北京的一个熟人的信中，他承认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来到湖北，想为他的晚年积攒些东西。很明显，这些东西在他的《湖北通志》完成以后即将兑现。章学诚写道：“足以归厝先柩，所余以置十亩三椽之业，八口恃以无饥。”^[4]所有这一切现在都从他手边溜走了。从此时起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章学诚被迫在浙江、江苏、安徽之间辗转，从一些恩主那里寻求资助。1795年初，毕沅恢复了湖广总督之职，但章学诚却没有回到武昌。因为贵州和湖南的苗族部落发生了叛乱，毕沅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供应官和负责这一地区的长官，没有时间顾及对文事的赞助。^[5]

1795年的上半年，章学诚一直待在会稽，整理他的藏书，为家人的肖像题记撰写序文，享受着他作为一个在外闯荡、获得了名声而回到故里的本地文人的身份，但他仍然写作和研究。尽管从孩童起他就一直生活在外，但他的绝大多数亲密朋友都出自浙江。他对家乡总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知道它过去在思想上的伟大成就。但此时，章学诚显然已开始更深入、系统地探究他自己的思想根源。此前，他还没有注意过宁波的全祖望（1705—1755年）。1795年他发现并阅读了全祖望文集的手稿，既感震惊又觉困惑。全祖望对南明历史的渊博知识令他着迷。但全祖望曾经宣称邵廷采是一个粗俗的人，由此，章学诚得出结论：

全祖望缺乏文学感受力。^[7]对于黄宗羲，章学诚早已深为景仰。他注意到，邵廷采已经知道黄征引过他的话。而且，他可能已经注意到黄的观点常常与他自己的观点很相似。但在他早期最重要的关于新儒学思想的文章以及在关于历史撰述史的文章中（如《朱陆》和《书教》），他没有找到提及黄宗羲的场合。然而现在，章学诚开始关注他了。在他1795年的笔记（《乙卯札记》）的一个随机的条目中，他将“孙夏峰、黄梨洲、李二曲”列为康熙朝的“三大儒”（也许我们可以由此猜测，章学诚此时正在读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因为孙奇逢写过一部类似的关于宋以后哲学的史著）。在绍兴，他与黄宗羲的后人熟识起来。1796年，他在写给胡虔的信中，提到了他对全祖望的发现，并评论道：“又有黄梨洲者，人虽知之，遗书尚多未刻。曾于其裔孙前嘉善训导黄璋家，见所辑《元儒学案》数十巨册，搜罗元代掌故，未有如是之富者。”章学诚显然看到了《宋元学案》的一部分，此书直到1846年才出版。他的兴奋是有理由的，但它也表明，只是在这时他才充分地认识到浙东史学是何等的重要。^[6]

章学诚在外游历得太久了，以至于他无法立即定居下来。也许，他的确担负不起全家的开销。这年冬天，他又一次离开会稽，去拜访他老师沈业富，沈此时已退居扬州。在那儿，他帮沈编纂族谱；章学诚为它写了序言，并撰写了其中的一些传记。显然，他与毕沅还有某种联系，因为在扬州的那个冬天，他代表毕沅为一个叫张松坪的人写了一篇墓志铭。这件小事既表明了丧葬习俗中文学的侧面，也表明了章的性格。张家给他提供了大量写作墓志铭的材料，但当章开始着手时，他发现其中只有一些凌乱不堪的东西——如一些即兴的诗、聚会时客人的名单等等。对于一个生活如此空洞的人，能写些什么呢？章学诚以这种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写一篇非常短的“墓志”，在结尾附上一篇特别长的“铭”，当然“铭”里不包含任何事实。但不幸的是，习惯上铭文应该非常短，而墓志却应该相对长一些。张家很困扰，而章学诚在遭到了批评以后也同样困扰。为了证明自己，章学诚写了一篇关于墓志铭写作的理论文章，引证了唐代作家中的一些先例，以证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们可以假定，章学诚在此想要做的是：利用他的想象力和他在文学范式方面的知识自由地处理记录在他的传主的生活中的事件。在一篇可能写于此后不长时间的批评性文章（《古文十弊》）中，他感叹这一太过寻常的传记写作。^[8]

也许就是在扬州，章学诚写信给阮元——此时举世闻名的经学家、刚被任命为浙江督学。这封信是关于搜集浙江的遗书的——这是一个阮在空闲的时候可能会有兴趣的举动（事实上他对此也的确非常感兴趣）。章学诚说，以前本省有很多好的藏书家，而且有很好的史学传统；许多研究元明历史的学者都出自这一地区，这里有比其他地方更好的史著储藏。“近俱散失尽矣。三十年前，京师鬻旧书者，多从浙江旧家收贩。近十许年，不复顾也。闻海外番舶，如日本琉球，颇用重价购书，江浙之间，有司不甚稽察，此恐所关非细。”^[9]章与阮元的关系在此后将更为密切。

1796年春，章学诚再次回到会稽。在这时，他写了一些族人的传记，并为汪辉祖的一套史学参考著作写了一篇序言。汪比章大七岁，是朱筠的朋友；从他们于1769年春在北京的第一次见面开始，汪辉祖就一直很尊敬他。汪于1793年退居他在萧山附近的家中，此时因偏瘫而卧床不起。但他仍然在写作，他的自传《病榻梦痕录》提供了章学诚早年的一个偶然的生活细节。此时，汪正在衙门的吏职方面训导章的次子华绂。我们发现，章就他的次子的教育问题给汪辉祖提出了友善的建议。^[10]

1796年章学诚写了六篇文章。其中的《文德》一文是他最广为人知的篇章。这篇文章，像他五年前写的《史德》一样，阐述了在评判过去的作品时产生偏见的危险。章学诚在此几乎以完全的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来贯彻这一思想：

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道大矣。

过去的作者有其自己的观点，与我们一样，他们的观点对他们而言是正确的，我们误解他们的危险是巨大的。章学诚给出了一些例子来表明：

他们的观点是他们唯一可能持有的。这一态度并不比《原道》一文中暗示出的更多，在那篇文章中，章学诚指出：当一个作者所说的是他不得不说的东西，那么他就有了充足的理由。但在章学诚那些反对教条化、缺乏反省地评估过去的文章中，这是最具感召力和人道精神的一次表达。可以想象，他的观点是由历史撰述史的事例支持的，但文章的意旨则是要警告任何一类作品的批评者。

像《史德》一样，这篇较晚写成的文章是写给不仅作为批评家、而且也作为作家的学者的。它的相对主义意味只是它的主题的一部分。我们注意到，对于章来说（可能对于绝大多数儒者来说都是如此），能否成为好的作者依赖于能否成为好人，它绝对是一个道德问题。《文德》一文支持了这一观点。章学诚进一步说，对于文人来说，简单地“修德”是不够的。在实际从事阅读和批评或者在写他自己的作品时，他必须有那种正确的态度并有那种正确的自律。当他阅读和批评时，必须具有同情，有意识地将自己置于被阅读者的地位。当他写作时，必须对自己本性中的创造之泉保持“敬”的心态。创造的过程如此重要，以至于作者必须在从事写作时要“心平而气有所摄”，以免写作时的幻想和激情玷蚀他所写的东西。恕和敬的结合构成了“文德”。^[11]

1796年初，章学诚以《文史通义》为题选印了他的文章和书信的一小部分。对此，他在这年春天写信给汪辉祖：

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

很明显，最后的结语被看得过于认真了，因为这刊本已经佚失。然而，通过其他的材料可以知道，其中包含现存的《文史通义》的前八个部分，如《易教》、《书教》和《诗教》。章学诚在其他地方肯定地写道，这里选刊的文章“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这是章学诚平生刊印的唯一一部以《文史通义》命名的著作。^[12]

这次刊印的章学诚的一些文章（可能只有二十几篇）是一次很有限的尝试。他这样做可能只是为了拥有某些可以呈给可能的庇护者看的东西。他的主要著作——仍未刊印的《湖北通志》和尚未完成的《史籍考》对他来说当然更为重要。章希望毕沅府里的事情能快点平息，以便他可以返回湖北（那些手稿仍在毕沅那儿，因为在名义上它们当然是属于他的），并看到他的书刊刻。但现在，苗人的叛乱仍在进行，长期酝酿的白莲教起义也全面爆发。章学诚独自在会稽从事《史籍考》的著述，与此同时，他可能也在等待。^[13]

在如此忙碌的时候，他的老朋友邵晋涵在北京亡故，时年54岁。这一噩闻一定很快就传到了邵家，章学诚也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正如他在写给胡虔的信中所说，这远不只是个人的损失：邵晋涵极具天赋，他知道很多从他有学识的祖辈那里传下来的、未经写下的口耳相传的传统。“鄙尝劝其授高弟学子，彼云未得其人。劝其著书，又云未暇，而今长已矣。”同样结束的还有二人讨论过的关于重修宋史的想法，以及他们计划一起撰著的一部绍兴志。数年后（1800年），章学诚为这位亡友写了一篇传记。^[14]

1796年末，朱棻（1731—1807年）——章学诚的老师朱筠的弟弟被任命为安徽巡抚。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从两广总督左迁而来（由于权臣和珅的反对）。^[15]然而，他仍然颇受乾隆皇帝（这时名义上已经退位）的重视，而且他还是新皇帝嘉庆的朋友。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章学诚非常想引起他的重视。

他一听到朱棻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消息，便写信给他，谈及他完成《史籍考》的艰难。他说：“今则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之间，惘惘待倘来之馆谷。”他请朱推荐他去河南大梁书院或直隶莲池书院，并补充说，如果朱现在帮助了他，那么他对《史籍考》的护持之功将不在毕沅之下。为加重分量，他随信附去了一份他最近刊刻的文章的副本。这一要求显然产生了一些效果，因为这一年末他去安庆拜访了朱，并且一直待到1797年。这年春天，我们看到他在安庆和桐城批阅试卷。^[16]

在桐城，他与姚鼐论学，请姚批评他的一篇近作。他向姚呈示了他写给孙星衍（他从前《史籍考》计划中的一个助手）的一封长信。有人怀疑章学诚曾给孙发过这封信，因为尽管语气友善，但其中包含了对孙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的严厉批评以及对孙本人的批评。^[17]章对孙推广了自己关于夏商周三代无“私”人著述的观点，并展示出这一假设是怎样使孙关于古代著述的一些陈述无效的。章进而建议，如果孙不是过分地想要展现自己的学识，孙的书以及他的基本思想和价值将更为清楚；他指出孙在指名批评其他学者时太无节制。（在这一劝戒后面，章学诚加了一条有趣的注：“鄙著亦染此病，特未如尊著之甚耳。今已知悔，多所删改。”）

章学诚在这封信的结尾处说：“君子虽尚泛爱，气类亦宜有别。简端刻诸家商订异同，是矣！集中与某人论考据书，可谓太不自受，为玷岂止白圭所云乎哉！彼以纤佻倾仄之才，一部优伶剧中才子佳人，俗恶见解，淫乱邪说，宕惑士女，肆侮圣言，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败坏风俗人心，名教中之罪人。”章学诚在说什么呢？这部受到质疑的书是孙星衍的《问字堂集》，一部由书信以及其他文学和学术文章构成的文集。最初刊印于1794年，然后送给一些知名的学者请他们批评。在1795年，孙又重印了这本书，并将这些学者的评论放在前面。章不在这些批评者之列，这也许激怒了他。至于那个令人厌恶的“某人”，章学诚以这种方式谈论的只有一个人：这一“名教中之罪人”就是诗人袁枚，一个富有而可爱的老人，他被达官贵人奉为名流。此人极端的思想激怒了章学诚。^[18]

一直很难与其他人相处的章学诚，此时可能变得更难相处了。洪亮吉有两首致章学诚的诗，一首写于1789年，另一首写于1794年。其中一首提到了1780年章学诚与梁国治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两首诗都讲到了章与汪中的尖锐对立。两首诗的语调都是友好的，尽管洪很清楚章学诚难以相处的性格。然而，1797年，洪刊印了他的《卷施阁文甲集》，其中包含一封很久以前写给章学诚的信，在这封信里，洪对章关于地方志的一些观念提出了批评。章学诚被洪将此公开的做法刺痛了，在一封写给朱锡庚的信中痛苦地抱怨了这件事。^[19]

但章学诚有时也会设法与那些有可能帮助他的人相处得好一些。我们可能在章学诚此时的活动中看到一个贫困的年迈学者（尽管很难相处，但无疑极具天赋）是如何四处辗转奔波的。朱珪可能替章学诚找到了一个批阅试卷的临时性工作，与此同时朱将他介绍给布政使陈奉兹。1797年春，章学诚为陈的诗写了一篇序言（其中建议批评家必须把诗翻译成普通语言）。^[20]这年夏天陈推荐章往投江苏扬州盐运使曾燠。曾乐于赞助文事，打算留章学诚为他编一部扬州的地方志。章学诚留了下来，但在这一年末章离开时，这一计划仍未具体实施。在他离开时，二人互有赠诗志别。章学诚写了一首自传体的长诗《书怀》，而曾则回赠了一首赞誉章学诚的诗，其中有对他性格的概述：

章公得天秉，赢绌迥殊众。岂乏美好人？此中或空洞。君貌颇不扬，往往遭俗弄。

章学诚长着红鼻子，耳背，而且长期患头痛病。但曾继续写道，五官半虚设，中宰独妙用。试以手为口，讲学求折衷。

接下来他赞扬了章学诚的学术成就，得出结论：

乃知貌取人，山鸡误为凤。

曾在结尾感谢了章的到来，并请他有空的时候再来过访。^[21]

1797年七月，毕沅卒于湖北军中。他的亡故断绝了章进一步寻求帮助的希望，此时他不得不尽其所能来挽救他的《湖北通志》。可能就在此时他将手中《湖北通志》的残稿编为“检存”——这一步骤显然意味着他对此书的刊印已完全绝望。^[22]

至于仍未完成的《史籍考》，章学诚仍抱有希望。他的朋友胡虔此时正在杭州为浙江代理总督谢启昆撰著一部关于经典训诂的批评性目录学著作——《小学考》，此书像章学诚的《史籍考》一样，被设想为朱彝尊《经义考》的续篇。谢与胡虔和凌廷堪都有多年的交情，胡好几年前就在帮助章学诚编纂《史籍考》，而凌也是1787年《史籍考》计划最初实施时章学诚的助手之一。谢一定已经详细地了解了章学诚的计划，他们期望谢会对此感兴趣。^[23]

胡虔此时显然在说服他的庇护者谢启昆，待《小学考》一完成，就着手进行《史籍考》的工作。可能阮元和朱棻对这一计划也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这无疑就是为什么章学诚放弃了对《扬州志》的期望，于1797年底离开曾燠的原因。因此，在1798年夏，章学诚又一次成为总体负责一个编修馆的编辑。他的助手中有胡虔、钱大昭（1744—1813，汉史专家、钱大昕的兄弟）以及其他几个人。章学诚从江苏毕沅的家中搜集了《史籍考》的手稿，将它们带给新的庇护者。在这年夏秋两季，这个群体开始着手研究明代的史学目录。现在，这一巨著也许最终有可能完成并刊印出来。^[24]

但章学诚一直是他自己的最大敌人。武昌的那个倨傲、固执的史学家没有改变，他不可避免地与他周围的那些人难以相处，而这一次，由于他确信其他人想要使用的方法过于训诂学化，使得这一紧张更为激化。谢启昆与毕沅不同，他似乎对于研究的进展有着持续、紧密的关注。我们知道章学诚与其他两位《史籍考》的早期合作者的友谊已经恶化。而这两个人——洪亮吉和孙星衍都是谢启昆的朋友。而且谢开始向他们寻求建议，这些建议常常与章学诚想要做的东西有着极大的分歧。章学诚隐入了困境，他很快便看出他的身份变得有名无实。而且，章对袁枚的积怨已经越出在书信里恶意评论的范围，他现在开始肆无忌惮地写文章辱骂这位年迈的诗人，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章一定会以怎样的方式谈论他。但谢与袁也有很深的交情，随着章学诚的纠缠开始越来越明显，谢也颇感不快。^[25]

更糟的是，有人议论说：章学诚通过将《史籍考》的手稿从毕沅家中移走，骗取到了本应属于死者的著作的所有权，其目的是为了讨好新的庇护者。在这样一种有害的氛围里，章学诚最牢固的关系开始解体。为了给邵晋涵撰写传记，章学诚要求邵的次子邵秉华让他用一些邵未刊的手稿。邵秉华借口推脱了，而章学诚坚持要用，邵便不再回信。随后章便听说邵秉华在散播关于《史籍考》的谣言，并声称他害怕章也试图“窃”取他父亲后期的文稿，用来进一步结好那位代理总督。章学诚惊呆了，他似乎立刻怀疑孙和洪对年轻的邵秉华嘀咕了些什么。^[26]

在发觉谢对他的转变以及他的处境越来越无法忍受时，章学诚放弃了。意识到他可能再也无法完成他的著作，他在此时为它的指导原则撰写了一个长篇的解释（《史考释例》），它以及《史籍考》的目录是现在所知尚存的《史籍考》的全部内容。^[27]随着冬天的来临，章学诚再一次迁转，前往盐运使曾燠处造访。^[28]

章学诚已经60岁了，而且他没有活到更高的岁数。我们看到他已经接近他生命的终点，徒然地试图完成、整理和保存他已经写成的那些手稿，与那些可能帮助他的人渐渐疏远。但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并没有逐渐被人淡忘；相反，他在文学激情的爆发中走向尾声。

他生平爱好争论的脾气现在已挣脱了所有的束缚。他早在1772年的时候就见过汪中，并在很多年里一直对他评价颇高。但在武昌再次遇到汪以后，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印象改变了，两人之间的相互反感始于1790年。1792年汪中的《述学》出版，这部著作中展示出了一些对正统学术的大胆的背离。1798年，在汪中亡故四年以后，章学诚在两篇文章中对他进行了抨击。在《立言有本》一文中，他批评汪中的《述学》说到底不过是训诂学和惯常的即兴作品的一种缺乏组织的杂汇，没有秩序或原则。章声称，尽管汪中并不缺乏才气，但“无如其人聪明有余而识力不足，不善尽其天质之良而强言学问，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29]。

这些批评并非全无根据。汪的书事实上只是一个作品集。汪的题名适用的著作是一部他没有写成的书，尽管他已经有了关于它的构思。它实际上是一部反思性的思想史，追随的是与章学诚几乎相同的概念。汪中的儿子保存了一份这部未写成著作的提纲，而且某个传记作者也提供了对于其核心思想的概述：

古人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

奇怪且相当可悲的是，全身心地焦虑于“知难”的章学诚，对于一个思想上与他如此接近的人却除了诋毁之外全无理解。^[30]

第二篇文章《<述学>驳文》，尽管其中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在整体上却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保守。对于汪中对古代墨者的慎重同情和客观评价，章学诚指斥他为“好诞”。另一个批评更为怪异。汪试图对《周礼》中的古代掌婚官（媒氏）作些解释，按《周礼》所说，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很明显，这是很难解释得通的一个文本）。汪中将其读作“媒氏”“令计男女”，并解释为：如果父母没有在正常的年龄安排他们的子女婚嫁，那么将中止禁令来惩罚父母。然而，章发现这一谨慎的合理化很讨厌，并试图用他自己牵强的解释来澄清这一段文字。^[31]但章的“驳文”在汪中的一篇关于当代婚姻习俗的文章上花了最多的篇幅。在这篇文章中，汪中极力主张妻子只在实际结婚以后才负有终生对其丈夫严守贞节的义务（其他的情况如：只交换定亲的礼物而没有正式结合）。对此，章学诚义愤地指责汪将使“伯益与盗跖无分”。^[32]

但这些批评与章对袁枚倾泄的狂怒相比似乎要温和多了，袁也许是他的同时代人中最有趣的。他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文人之一，而且实际上是对史学有真正兴趣的学者。他更以一个实践其信念的诗评家而闻名，他的信念是：诗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愉悦心灵，诗人应该自由地表达他的情感。他在科举中高中（他的八股文范本有极好的市场），而且在很早就退归到他的文学能力所能带来的舒适生活中。即使他的快乐不总能得到新儒学严苛律条的认可，他仍以安静的尊贵享受着这些快乐。他是一本颇具情趣的烹饪书以及一本娱乐性的鬼怪故事书的作者。他教授诗歌的写作，在他的学生中有相当多有才气的女士。袁出自浙江，整整比章长一辈。但他已经离开了故土，定居南京，并在1798年初在那儿去世。章学诚在这一时期的一组札记中这样记载了袁的死：

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33]

在这次爆发之后，章学诚接着写了一篇批评袁的文章，他把它呈给了朱棻。其中揭露了袁叙述他自己与朱的一次谈话，章学诚断言这次谈话不可能发生过，袁通过抄袭其他作者而编造了这个故事。^[34]在章的文章中还有其他几篇日期不明的批评袁枚的作品，它们并非不可能写于这一年。^[35]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他在袁的《随园诗话》刊本的附言中写的下面这篇嘲弄文字的话，没有任何一种对作为一个老人的章学诚的性格评价会是完整的：

略《易》、《书》、《礼》、《乐》、《春秋》而独重《毛诗》；《毛诗》之中，又抑雅、颂而扬国风；国风之中，又轻国政民俗而专重男女慕悦；于男女慕悦之诗，又斥诗人风刺之解，而主男女主述淫情；甚且言采兰赠芍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驳诗文须有关系之说。^[36]

自来小人倡为邪说，不过附会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未闻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而恣为倾邪淫荡之说至于如是之极者也。^[37]

“采兰赠芍”，在“郑声”之中必须被解释为恋人之间的象征性的表示。人们几乎无法否认在这一批评中有某种活力；章学诚作为一个文体批评家的能力就在于任何事物都可以由他的偏见强制性地扩大。但它是章学诚晚年最奇怪的反常：这样激烈的谴责能够与《文德》里宽容的忠告接续得如此紧密。

章学诚也许可以因他对袁枚的批评而闻名于中国，就如他因他写的任何东西而出名一样。我们当代的观点无疑会站在袁的一边。作为经书的《诗经》让我们不耐烦；我们喜欢以袁的方式来阅读它。他对女性写作和出书的鼓励立即赢得了我们的同情，就像他对戏剧的兴趣一样。因此，章学诚最终在我们面前呈露为一个固执而又无助的人，因为他的所有思想都耗费在一种过时的、保守的生活观念中了。但对此，不能作如此简单的解释。为章学诚做某些辩护并不是绝不可能的事。

章学诚反复声称袁是一个说大话的人和一个说谎者。袁自我吹嘘，他不断地讲述故事来炫耀自己，有时会给事实添枝加叶。我们会对此感到有趣，但章学诚不会。他也不会对袁的性格的其他方面感兴趣。在章学诚呈给朱棻的文章中，他提到有一次碰巧捡到了袁的一卷待售的书信，其内容是令人作呕的：“评论女色，为人相妾，关说阴讼，为妓求情，为要路购古玩，为贵人品食味。”我们无需对此表示怀疑，这些信的确存在。^[38]章学诚指责说，在他的《诗话》里，袁“甚至盛称邪说，以为礼制但旌节妇，不褒贞男，以见美男之不妨作嬖”。当我们考虑到袁的社会环境时，将发现他这样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就是他以及与他地位相同的人行事的方式。但章学诚很愤慨：“斯乃畜首人鸣，而毅然笔为诗话，人可戮而书可焚矣。”^[39]我们可能不会对此有太过强烈的反对，但至少章学诚所做的一切也并不荒唐。

章学诚写了一篇文章，主张女性的教育应该主要关注仪节和性格的塑造，不认为应该鼓励她们写诗。袁关于女性有较为“进步”的思想：

她们可以写诗，也可以跟随男士学习。但袁枚关于女性也有一些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开明的观点，他写道：“妇人从一，而男子可以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之所以扶阳而抑阴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以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贵清而贱浊也。”^[40]章也理所当然地将世界看做男人的世界，但至少他还尊重女性，试看他在《永清县志》中的传记。他有这样的观点（在1797年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如果一个史学家一视同仁的话，甚至歌女（有时她们的品格也值得赞扬）也应该被体现在史著的诗选里。^[41]

章学诚对袁枚也有严格意义的思想上的反对。在一篇章学诚认为是轻率的形上学文章中，袁说辞章等同于“道”；相反，考据却只是“器”。但章学诚说实际上二者都是器，而道则是人们使用它们的原因。^[42]袁枚不具有考据上的天赋，所以常常批评它（也为此不断遭到他朋友的批评），但这不构成对章学诚的困扰。章认为，袁并没有真正的艺术概念。艺术本身不是道。章学诚主张（追随李白），文学艺术的理想是“精真”。信奉这一理想的作者通过“学”（章学诚一定是在部分道德的意涵上使用这个字的）来获得内在的“识”，然后在诗文中表达他的态度，而不考虑写作上的技巧。当他做到这一点时，甚至一个毕生致力于文体的人也将无法与他相提并论。章认为，袁是学问和自我修养的敌人，他只是发泄自己粗俗的情感。袁的内在的“质”已经死了，因此他的“文”也就失去了依附之所。“斤斤争胜于语言之工，是鹦鹉猩猩之效人语也。”^[43]

我认为，章学诚对袁的怒气在某一部分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他无法达到的人的怒气。袁很成功，他的朋友也很受欢迎。毕沅也是他的好朋友。章学诚很笨拙，他不擅写诗，对此感到窘迫，也尽量回避。他觉得，袁是一个无羞耻的奉承者，“恒遇要路显贵以荣己”^[44]。袁的确“恒遇要路显贵”。他与朝廷的一些高官和将军关系密切，而且他们并不是很体面的人。臭名昭著的和珅与袁互有赠诗。和珅的弟弟和琳以及将军福康安（和珅的政治集团里的核心成员）都是袁的仰慕者，这一腐败集团的另一成员孙士毅则是他的庇护者。这个团体中另一个不太体面的成员是巡抚惠龄，他在1794年阻止了章学诚的《湖北通志》的出版。^[45]我们只能猜测章学诚是如何适应这些事物的。

无论如何，历史给章学诚的义愤找了一个比袁枚更适合的目标。1799年1月，年迈的乾隆皇帝死了，嘉庆皇帝在等待中度过了他父亲退位的三年时间以后，立即逮捕了乾隆的宠臣和珅，逼迫他自杀，抄没了他的巨额财富。制止腐败的措施也很快被采取：皇帝禁止向他本人进献礼物的做法，据说这使得市场上珍珠和玉石的价格直线下跌，而且皇帝还公开呼吁对已经倒台的大奸臣的谴责。^[46]

终其一生没有任何哪怕是最清白的政治行动也会招致罪责的年迈的章学诚，此时给最高的长官寄送了大量的信件，提供关于国家事务的长篇建议。^[47]在《上执政论时务书》中，他清楚地分析了国家的情况：

今之要务，寇匪一也，亏空二也，吏治三也。……事虽分三，原本于一。亏空之与教匪，皆缘吏治不修而起。

是什么导致了吏治的败坏呢？章学诚说，原因在于和珅，因为在他的影响下，贿赂和腐败已经变得很普遍：

今之亏空所谓竭且干者，其所决之流可以指诸掌也。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讫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几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贪婪黩货；始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者，俄非万不交注矣；俄而万且以数计矣；俄以数十万计，或百万计矣。一时不能猝办，率由藩府代支，州县徐括民财归款。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www.chuimin.cn)

强迫所有的官员改善这些财政上的亏空并不是办法，他们无法克服这一环境。一旦意识到亏空的存在，只能试图篡改账目，但这只能导致更大的腐败。对他们施压只能使导致对百姓的盘剥，但直到叛乱的领导者丧失其主要理由——“官逼民反”之前，叛乱不会被平息。但丢失的财物一定到了某人手里，有罪的人应该被发现并予以惩处：

此辈蠹国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酿……其所饱贪蠹，皆是国帑民膏，岂可遗患他人，公私交困，而尚许其安然肥家以长子孙？

章接下来分析了康熙朝末年的腐败状况，以及雍正皇帝对其采取的措施。宫廷的节俭为官员树立了榜样。他认为，只要嘉庆皇帝以此为榜样，国库将充实起来，吏治将被改善。那样一来，叛乱将很容易平息，因为导致它的原因已经被消除了。^[48]

乾隆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统治与康熙比较，对于章学诚来说，做同样的事情也是很自然的，他希望历史会重演。章学诚的建议（这些建议响应了嘉庆皇帝实际上敷衍式地实施的政策）基于对情势的典型保守式的分析：政府中的罪恶从根本上讲是道德问题。它的表现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它的解决办法是在节俭、惩处、榜样以及用以纠正困境的根源的治理行为中发现的。然而，它是一篇忠实的思想文献，为作者的判断力增添了色彩。章学诚要求抄没受牵连的官员财产的建议带来了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因为在最先受到这一行动影响的人当中，就有章后期的庇护者毕沅。^[49]

一旦在他对和珅的义愤在刺激中得到了公开的表达，他在其他问题上也表达出了相当具有原创精神的观点。他建议御史负责研究国家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并负责评估有关政治经济的奏章。他还建议彻底改变科举制度，以激励实学：最低层次地考试考经书文义；乡试则可以在经解或诗赋间选择，而会试则回复到某些类似唐代制度的东西——考生将在三礼、三传、三史、算学、律令、会典等专科间作出应试的选择。在这些专科中将有一个标准的学习程序，在学习了三年或五年时间才举行考试。如果候选人愿意，他们仍有权选择按照旧的科举系统进取。^[50]在提出这些革命性的建议时，章无疑记起了他自己的酸楚经历：他不得不面对那个需要他所不具备的或无意于培养的那些才能的科举系统。其他人也曾提出过此类建议。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分析了科举制度，并建议回到在历史上产生了“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的唐代专科考试的系统。甚至朱熹也曾建议让科举更少些文学性，多些专门性，还极力主张历史、地理和政治制度应该成为重要的科目。^[51]然而，章学诚强烈地相信，学术要有价值，就必须是专门之学；它必须是学者具有特殊天赋的领域，学者和文人的著作必须对国家有实际的用处。他对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是这些思想的最终的、逻辑的结果。

我们对章学诚最后两年的生活所知甚少，可以料想，他一定处于贫病交加的境况里。在1800年写的《邵晋涵传》中，他谈及了这一点，“今目废不能书，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口授大略，俾儿子贻选书之。”^[52]可能他以同一种方式写了收入《文史通义》中的最后的文章中的一篇——《浙东学术》，其中叙述了浙东史学在清代学术中的地位，并从王阳明一直追溯到那些宋代浙江的思想家。他此时看到，自己正是立于这一传统当中的。站在这一立场上，章学诚最后一次陈述了他对史学和六经的观点。古人承认的是史学，而非六经。他们关注人及其世界，而非关于思想的空言。“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53]1801年的某个时候，章学诚将他作品的手稿托付给他的朋友——萧山的王宗炎，请他校订。章学诚卒于是年十一月。^[54]

【注释】

[1]《年谱》，第111—832页。《遗书》卷一四，第23页下—830页上，《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2] 同上。

[3]《年谱》，第106、833页。《遗书》，“外编”卷三，第115页下—837页上，《丙辰札记》。

[4]《年谱补正》，第2831页下。《遗书》卷二九，第62页下—64页下，《与王春林书》。

[5] Eminent Chinese，第623页。

[6]《年谱》，第118—839页；《年谱补正》，第249页上；《遗书》，“外编”，卷二，第31页下—39页上，《丙辰札记》。这一日期并不确定，因为其中有些札记早在1791年就写成了。全祖望的文集直到1804年才付印，章显然不知道全关于《水经注》的庞大著述。关于《水经注》的研究，在18世纪产生了一个著名的争论，戴震被指责为抄袭。

[7]《年谱补正》，第249页上。Eminent Chinese，第353—354页。《遗书》卷一三，第42页下—43页上。《年谱》，第121页。

[8]《年谱补正》，第283页上、下。《遗书》卷二，第42页上—49页下。Nivison，“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iography”，收载于Journal of Asian StudiesⅩⅪ（1962年），第460页。

[9]《年谱补正》，第283页下。《遗书》卷二九，第59页下—62页下。《年谱》，第39—120页。

[10]《汪龙庄先生遗书》（1836年），《病榻梦痕录》上，第32页上；“补遗”，第53页上（收载了一封18301年汪写给章华绂的信）。Eminent Chinese，第325页。《年谱》，第120、147页。

[11]《遗书》卷二，第3页上—35页上。《年谱》，第121页。

[12]《年谱》，第121页；《遗书》卷九，第26页上、下。当然，《文史通义》的其他部分已经付印。《和州志》已经刊印，但没有传布，尽管章学诚保留了其序文的几份抄本。他的《庚辛亡友传》和《永清县志》由周震荣刻印。1796年的《文史通义》中包含有写给邵晋涵、史致光以及其他一些人的信，还有一些文章，如《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言公》、《说林》以及《知难》。参见《年谱》，第123页，以及钱穆，第425—426页；另见张述祖《<文史通义>版本考》，《史学年报》Ⅲ，1939年，第72页。

[13]《年谱》，第122页。

[14]《年谱补正》，第2835页下。《遗书》卷一三，第42页下—43页上。

[15] 和珅可能实际上已经策动了这一贬职行动。参见拙文“Ho shen and His Accusers”，收载于Nivison与Wright编，Confucian in Action （Stanford，1959年），第240页。

[16]《年谱》，第123、125页。

[17]《年谱》，第125页；《年谱补正》，第286页下。1797年章学诚在安徽时写了许多批评孙星衍的东西：《书原性篇后》（钱穆，第428页，将此定为1800年）；几封写给朱锡庚（当时在安庆）的信；也许还有一篇文章《砭异》，此文在思想上与《原道》和《习固》相近。在《砭异》一文中，章学诚可能还想到了洪亮吉（《年谱补正》，第28页下—28页上、289下），我认为这是章学诚最好的文章之一。

[18] 钱穆，第444—452页。

[19]1797年章学诚写了一篇对洪答辩的文章。参见《年谱》，第125页。

[20] 章在安庆的义务是负责其他一些有点怪异的写作。其中一篇是为一篇由他的恩主之一写的关于泥土占卜的文章写的序。当然章学诚不得不为这一秘传之学辩护，而且主张在经典的古代它就已经被认识到了。《年谱补正》，第287页下；《年谱》，第124页。

[21]《年谱》，第124、127—123页。

[22]《年谱》，第127—123页。

[23] 年谱第124-132-139页罗炳绵史籍考修纂的探讨新亚学报Ⅵ1964年第383、390页。谢和凌都是书法家、诗评家翁方纲（1733—1818年）的学生。胡在1786年替翁做事时遇见了谢。

[24]《年谱》，第1832、1839页。罗炳绵：《<史籍考>修纂的探讨》，《新亚学报》Ⅵ，1964年，第396、399—400页。

[25] 罗炳绵，第1169—8371、8396页。

[26] 罗炳绵，第1197—8393页；钱穆编：《章氏遗书逸篇》，《图书集刊》，《又与朱锡庚书》。

[27] 这一《史考释例》的日期是我的推测。章在1799年写给朱锡庚的信中抱怨邵秉华对他的指责。这件事也明确的反映在《史考释例》一文中。在文中，章学诚没有为他自己在《史籍考》中已经做过的工作表功。他非常小心地指出，他本打算写一部朱彝尊《经义考》的续篇，但当他发现毕已经在做这件事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章学诚写道：“及宫保（毕沅）下世，遗绪未竟，实为艺林阙典。因就其家访得残余，重订凡例，半藉原文，增加润饰，为成其志，不敢掩前人创始之勤也。”这一叙述与章学诚在过去十年里在书信中关于《史籍考》所说的话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章学诚为什么要这样写是很清楚，但仍有现代的章学诚研究者取这段材料的表面意思。

[28]《年谱》，第1839页。罗炳绵，第1196页。

[29]《年谱》，第114页。《年谱补正》，第277页下。《章实斋的史学》，第257—253页。

[30]《年谱》，第114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83—442页。钱穆这一材料引自钱林《文献征存录》。

[31]《年谱》，第116—837页。《遗书》卷七，第4页上—5页上。在《周礼》中的这一奇怪的叙述，一定给正统的儒者带来了相当的困窘，而且有各种企图通过修改原文弥合问题的尝试。

[32]汪的文章在《年谱》中被部分地引用，见该书第117页。汪举了两个早有婚约的例子，其中有前途的新郎变得不尽如人意。但在两个例子中，女方都坚持履约，结果两桩婚姻都以悲剧结尾。值得注意的是，汪的两个例子中的第一个就是袁枚的妹妹的婚姻。整个事件被描述在Arthur Waley，Yuan Mei：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London，1956年），第3—38页。

[33] Eminent Chinese，第956页。《年谱》，第129页。《遗书》，“外编”卷三，第63页下—64页上，《丙辰札记》。《年谱》，第122页，其中说这些札记的后半部分实际上写成于1797年。这一年的农历年结束于1793年2月15日。

[34]《年谱补正》，第283页下—2839页下。

[35]《妇学》、《妇学篇书后》、《诗话》、《书坊刻诗话后》以及《题<随园>诗话》。后三篇都直接或间接与《随园诗话》有关。所有这五篇文章，都收在《文史通义》“内篇”。

[36]章不仅恼火于袁枚的放荡想法。他的怒火特别指向袁关于诗人在写诗不应该试图有所“关系”。袁的实际观点是，当诗人试图在写作中有意识地“明道”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其结果将是每个作者都形成了他自己主观的道的观念，而没有真正达到真理。顾远芗：《随园诗说的研究》，上海，1936年，第156—157页。引自《再与友人论学》（参见《小仓山房文集》卷一九，第16页下—18页上）。事情之所以奇怪在于，像袁所说的许多东西一样，这一观点也是章学诚可能说出来的。

[37]《年谱》，第1830—1831页。《遗书》卷五，第24页上、下。关于袁对诗经的意义的观点，参见《随园诗话》。

[38]《章实斋的史学》，第2836—283页。Waley，第46页。

[39]《章实斋的史学》，第2836—2837页。

[40]《章实斋的史学》，第291页。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二，第1页上，《爱物说》。

[41]《年谱补正》，第286页上。关于史传中的妇女传记，章学诚主张任何一个生平值得纪念的妇女都应该被收入载记（不仅是不再婚的寡妇）。他更进而主张应该用她们的本名，而不仅是他们丈夫的姓。有一次，他建议在地方志中收入一个通过屈从于围城的强盗而挽救了大名城的晚明妓女的传记。参见朱士嘉，第391—392页；以及《遗书》卷一八，第52页下—53页下。

[42]《年谱补正》，第2834页下。

[43]《章实斋的史学》，第2837—283页。

[44]《章实斋的史学》，第2836—2837页。

[45] Waley，第1836—1837页。

[46] 昭梿：《啸亭杂录》，上海：进步书局版，卷一，第14页上。

[47] 其中很多信是写给王杰的，他曾是1778年章学诚的考官之一。此时他是御史台的主要成员。

[48]《年谱》，第140—142页。《遗书》卷二九，第119页下—40上。参见Nivison，“Ho shen and His Accusers”，收载于Nivison与Wright编，Confucianism in Action（Stanford，1959年），第215—216页。

[49] Arthur Waley第9697页曾经说过章的庇护者毕沅用来汇聚财富的方式并不总是十分无耻的，而且他将这些财富用在了很多恰当的地方，不仅帮助贫困的朋友的生活，而且资助他们著作的刊印”。

[50]《年谱》，第143页。《遗书》卷二九，第54页上。

[51] 参见Nivison，“Protest against Conventions”，收载于Arthur Wright编，The Confucian Persuasion（Stanford，1960年），第1839页。《日知录》卷一六，第25页下。

[52]《遗书》卷一八，第5页下。

[53]《遗书》卷二，第24页上。

[54]《年谱》，第144—146页。《病榻梦痕录》，附录，第57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