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学研究批评者及历史写作的重要思考

琢玉为器，所弃之玉，未必不良于所存者也。玉人攻去而不惜者，以为瑜而无当，不异于瑕也。

《杂说》

1789年夏，章学诚在离开太平及徐立纲的热情款待之后，转而开始着手编纂《亳州志》。与此同时，他意识到这一支持的来源不能持久，便向他旧时的庇护人毕沅求助。毕此时任湖广总督，定居于湖北武昌，在那里，他继续慷慨地支持学术研究。章学诚给毕写信，说他自己处于困窘之中（“一钵萧然，沿街乞食”），然后请求去湖北拜访。1790年3月，他的地方志完成了。章学诚来到武昌，再一次受到毕沅的欢迎，毕给他提供了一处寓所。此后四年，章学诚一直待在这里，只带了一个小妾在身边，将其他的家人留在了亳州。1793年，他将他们（与他的书籍、父母的棺木和孙子一道）移回浙江会稽的祖居。^[1]

结果，他再一次长期与家人分离。他的儿子们如今都已20多岁，长子章贻选已于1788年在北京参加乡试。也许正是这种与家庭的分离与对儿子教育的兴趣结合起来，促使他在1790到1791年间写了七封令人兴奋的“家书”。通过一再提及他自己的兴趣和早年的轶事，章再一次表达了个人的学术思想。他格外强调他对史学的兴趣。他写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2]这一兴趣和天赋将在其后的五年里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主要是作为一个史家而加入毕沅的学术群体里的。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和书信中，他主要将自己表达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批评者。

这并不表明章学诚学术趣味的变化，而只是对他来说一向重要的兴趣的一次聚焦而已。这些兴趣最早表现在他私下里进行的编纂东周史的尝试中，在1763至1764年间帮助他父亲编纂天门志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当时他写了《修志十议》一文。1765年，对刘知几的“发现”明显地刺激了他，此时开始着手撰述自己关于历史写作的形式和原则的著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兴趣转向目录学和学术史，特别受到了刘歆思想的影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目录学和文学的兴趣显然也是历史性的，而他的文风的范例则效法那些伟大的史学家。

章学诚对写作的纯文学方面的着迷常常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不考虑这一点，甚至他所说的有关历史编纂学的展开以及他对新的历史形式的建议也几乎无法理解。但在1770到1790年间，当他最关注学术史、教育和文学艺术理论时，他仍不时在修撰史志。1773和1774年，章学诚编纂了《和州志》，此时，他写道：作为一个史家，他应该关注历史“观念”。在这一时期，他与戴震就地方志的功能和形式问题发生了争论。1778到1779年，他写了《永清县志》。1783或1784年，他编纂了永定河志。1788年，他在历史写作和写作的历史这两方面的兴趣汇集到了《史籍考》当中——这是一个运用朱彝尊的方法来处理经典研究目录的计划。章学诚在《史籍考》上的工作在1789年被搁置起来（这是他在其他的方面成果丰硕的一年），但他在这一年的文章中至少有一篇是专门讨论历史编纂学的（关于脚注的处理），而另有一篇文章（《说林》）在一个重要的部分里也讨论了历史写作的问题。在1789年，章学诚还不时要为徐立纲编纂族谱，并着手撰述他的《亳州志》。

然而，他在武昌度过的五年构成了他生命里一个持久的从事历史写作和研究的时期。在此期间，章学诚写出了他关于史学研究的性质及历史写作的历史、形式和目的的最有意味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下面这几篇：^[3]

《答客问》。写于1790或1791年，分为三部分。是“章子”与“客”的一次对话，其中详细阐述了他在此前的《申郑》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并为之辩护。

《释通》。写于1790或1791年，是一篇分为两个部分的长文。第一部分追溯了那些学术写作谱系的历史，“通”字可以用于其上；第二部分讨论一部“通史”相对于一部严格限于一个单独朝代的历史的具体问题和优点。

《史德》。写于1791年。是一篇关于史学家对待他所写的人物和事件的态度以及历史批评家对待他所评价的历史作品的态度的文章。章在这两个场合中讨论了作出偏颇评价的危险。

《史学别录例议》。写于1792或1793年。此文建议将一部史书的材料的提纲插在它的目录之后。

《方志立三书议》。可能写于1792年。这篇文章建议一部地方志应该包括：（1）志；（2）掌故；（3）文征。

《书教》。可能写于1792年。分为三部分。是章学诚关于历史写作的发展、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以及一部良史的一般特征等问题的观点的综合。

尽管这些文章是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写成的，但它们仍有明显的关联并与章学诚当时正在做的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只能作为一组文章并与章此时的研究和生活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明智地检讨。

章学诚的《亳州志》在他从1790至1794年的学术研究中，与他在武昌的工作有着相同的分量。章于1789年在裴振的资助下开始从事《亳州志》的编纂，并有些仓促地完成于次年春，因为他急于去武昌。然而，他对他刚刚完成的这部著作仍感兴奋。他在写给周震荣的信中在某些细节上提到了它，并且狂放地说：“此志，拟之于史，当于陈、范抗行。”他有点期望他的同时代人（这些人都将他们的目光投向过去）会注意到这部地方志，尽管日后也许会有真正的史家认识到它的伟大。但不幸的是，他的朋友裴振于1790年末去职，这部地方志最终没有刊印。它现在似乎已经佚失了。^[4]

这部令章学诚如此自豪的地方志的原貌，只能通过它现存的序和两个部分去推测了。其中有两个明显的改良：其一，一个题为《掌故》的附录，取代了《永清县志》里的“六书”（涉及政府里的六个职能部门）；在这一部分里，章试图呈示的不是实际的文献，而是地方机构的总体框架以及支持它们的事实。其二，另一个是《人物表》，这一设计取自班固的《汉书》；班的“人物表”列出了降至汉初所有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人物，并依年代的顺序按道德价值排列。章学诚省去班固的道德评价，因为他觉得班固在提出作为过去的所有伟大和渺小的人的判断时，没有表现出孔子在《春秋》中表现出的“节制”。

这两个部分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们表明了我们前面曾在章学诚那里看到的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他认为，历史正变得过于冗长和复杂；结果是，它们正处于被忽略甚至遗失的危险中。在这方面最令人厌烦的是宋元时期编纂的史书，这是章学诚和邵晋涵在几年前所达成的共识。《掌故》和《人物表》（章学诚认为可以适用于任何种类的史志，而非仅是一个地方的“地名索引”）将缩减这一长度和复杂性。前者将对机构的描述置于史志的正文之外；后者将为记录那些其传记已收入正史的人以及那些值得一提但无需专门的传记的人提供一种节约篇幅的手段。^[5]

感受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可以足够好地理解章学诚关于历史叙述应该明白易懂的感受，以及他关于历史写作应该传达对过去的综合理解的确信。但他限制一部史书的信息的愿望与我们关于历史写作的价值的观念相抵触；而他对像正史这样的著作“遗失”的恐惧，在一个印刷业已存在至少八个世纪的情形下似乎是荒唐的。

当然我们必须记住在中国印刷是一个缓慢的手工过程，许多有价值的书在数代以后仍未刊印，而只能靠偶然的幸运留存下来——例如，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以及章学诚自己的大部分作品。章学诚的地方志也是极具讽刺的例子。甚至在正史中，《旧五代史》之所以得以保存也只是由于它被录入了明代的类书《永乐大典》之中而已。章学诚当然知道这件事，因为就是邵晋涵将这部正史重新汇辑起来的。^[6]

但对这一危险的理性的关注，只能使得章学诚更密切地关注他的著作付印的实际问题。要想理解他的思考，我们必须回溯他关于写作的历史的思想——他最初在郑樵的《校仇略》中发现的思想。章学诚敬佩郑樵选择和组织材料以便总结出它的底蕴的能力，并将郑与马端临相比照，章认为后者只是那种乏味的、缺乏辨别力的事实收集者和编目者的典型。在郑那里，他还得到了这样的观念：目录学家应该通过正确的书籍分类区分不同的学术和写作传统。在郑樵那里，这种观念与这一问题联在一起（这一问题将他的注意引向宋代的官方和私人目录）：为什么有些古代的一些作品能留存下来，而另外的一些则没有？对于郑樵来说，其解释似乎是目录学家没有做好保存书籍的流传资料以及维持它们的恰当分类的工作（这对一个在身处宋代而研究过去的人而言，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印刷术在那时还相当新奇）。也就是说，书籍没有抵抗住时间的冲击，是因为混乱胜过了秩序。只要专门的学术传统兴盛，而且某本书归属于何种学术流派很清楚，这本书就会保存下来。^[7]这一观念在章学诚1789年写的《史注》一文中已经出现，而且至少已隐含在他的《校仇通义》中了。

如果书籍的保存依赖于一个活的学术传统的延续，那么，简单和易读对章学诚而言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一个史家不仅应该通过选择和组织呈现出材料的意义，而且应该很好地组织他的叙述。在此，我们也许应该回忆起章学诚的这一观点：如果当代的训诂学的价值要得到保存，就必须注意写作的艺术；他关于历史编纂学的思想受其文人本能引导的程度至少与其史学本能的引导同样多。他也许还受一个旧的、为人熟知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一个人如果能用更少的话传达出更丰富的意义，那么他的写作总是有所裨益的。《亳州志》对《汉书·人物表》的模仿附带地表明：章学诚似乎沉浸于其中的乐观的喜悦是一种心智上的任性，因为他知道《汉书》的这一特征几乎一直受到中国历史批评家的普遍谴责。^[8]

章学诚的文学冲动以其他方式侵害了他的历史写作。1790年，他重编了他的《和州志例》，在长度上作了大幅度地缩减（这篇文章迄今尚存）。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永清县志》，将它从26卷减至10卷，命名为《永清新志》。章学诚写信给周震荣，建议将此书付印，因为那样一来这两部《永清志》就可以视为姊妹篇，“如新旧唐书之并行”^[9]。唐代与永清县、欧阳修与章学诚——的确是一种令人快乐的想法。章学诚一直奉欧阳修为文学艺术的大师，而欧阳修主持下的对《唐书》的重编，在章学诚看来一定是他追随的那些价值的范例。它具有受文体批评家高度赞扬的简洁，而且似乎证明了那句格言：“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因为《新唐书》一直流行甚广，而《旧唐书》在章学诚那个时代，是在被学者们遗忘了数个世纪以后才刚刚被重新发现的。

然而，他对《永清县志》的重编，可能并不只是出于保存自己著述的愿望，很可能他对自己的声望深感忧虑。他在写给周震荣的信中说：“俟录有副本，当即呈上，稍赎十二年前学力未到之愆。”他建议周将修订本呈示给永清人士，而如果有人将它刊印，那就最好不过了。章学诚说，无论如何，此书可以在他自己的著述中列为一种（而事实上，在他现存的著述中我们找不到这本书）。我们知道《永清县志》的大概内容，很明显，章学诚此时也很清楚。他回顾道：“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由今观之，悔笔甚多，乃知文字不宜轻刻板也。”他若有所思地展望说，在五年或十年之后，也许会对他现在写的东西有同样的感受。^[10]

章学诚1791年的一些作品在另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作为史家的文人。朱筠的儿子朱锡庚从北京写信给章，请章为他的父亲写一篇传记（我们记得章学诚已经为他已故的老师写过一篇墓志铭）。章学诚当然答应下来，并在不久以后给朱锡庚送去了一份附有一些解释的草稿。他指出，在传记中全文征引了朱筠的一篇文章《文鸟赋》（这是一首以汉代贾谊的古诗风格写成的诗，叙述了四只到朱的花园中逗留的鸟。这些鸟停留了一周时间，对人或兽都并不惧怕。朱以诗的语言、艺术的展示描述了它们）。章补充说，在这首诗中，他大胆地作了些改动。“文章赋辞，小有改易增损，与先生原稿不妨两存。仆于文章喜为显朗，间遇幽折文字，往往窜易字句，以就其文气，此乃义例有然，非谓原文有歉，须笔削而后可也。”

为了掩饰这一举动，他接下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朱的作品实际上要胜过欧阳修。的确，朱的文章不如欧阳修的文章“壮”，但那是因为时代的不同。朱筠不像欧阳修那样是个言官，同时又不是生活在一个可以激发他才能的“乱政”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尧舜在上，将相公卿，奔走率职”的时代，而且世界处于良好的秩序之下。^[11]

但章学诚史家之笔的高明手法很快便招致非难。此时在北京的邵晋涵看了章的草稿以后，给他写信提出抗议。章学诚用1783年写的《言公》一文中的一个论断为自己辩护：一篇作品中重要的是其中的思想；因此，过分迷恋作者的实际言词是相当褊狭的。^[12]我们忍不住要发笑了。而章学诚的窜改确实有其“先例”，只要我们去查一下《史记》或《汉书》的引文就可以证实这一点。看起来，章学诚的任意专断可以像使他领先于时代一样轻易地使他滞后于他的时代，但他没有过远地滞后于他的时代。如果我们惊异于章学诚在修改永清的老士绅的习作或改写他已故老师的文章时的自信，我们应该记住，在中国古代一个“编”者是有着广泛特权的。一个人（包括章学诚）的著述在其亡故以后刊印，只有在这些人的热心关照下才可能完成。

并不只是已故人的著述才会被以这种方式“改益”。1789年，周震荣刊印了一本章学诚为一些亡友写的短篇传记集，章学诚对周所作的改动相当恼火。当然，他的恼怒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友谊；不久，时间的嘲弄置换了他们的角色。周亡故于1792年。章学诚的长子贻选此时正在北京，他在信中告知周的死讯，并提到周的家人想请章学诚为他写一篇传记。章学诚为失去了这样一个如此亲密的朋友而深感悲恸。他立即给周的儿子去信，承诺要为周写传记，并编辑他的著作；此信的其余部分完全是关于编辑的建议。^[13]

在武昌，章学诚更进一步地反对其他学者。他的朋友邵晋涵此时在北京，但章与他常常通信。1788年，邵完成了他的《尔雅正义》，这是一部研究古代字典《尔雅》的著作，邵在这部著作上花费了十多年的心血。章此时给他写信，热情洋溢地赞美了这本书。但是，章学诚同时又问他：为什么不写一些表达自己思想的东西，即一些真正实质性的东西呢？他责备说：“君家念鲁先生有言，文章有关世道。”很显然，在章学诚的观念中，他的朋友没有在真正的“学”与仅仅是“勤”的工作之间建立实质的区别。而且，邵多年前想自己去做《宋史》。章学诚激励道：它如何才能真地到来呢？邵在回信中谨慎地回避了这个话题。^[14]

1790年，章学诚也第一次遇见了段玉裁——邵晋涵的崇拜者、戴震后期的自负的弟子。尽管他们此前没有见过面，但段听说过章学诚，并在写给邵晋涵的信中说他感觉他们“神交已久”。段读了章学诚的许多哲学文章，并盛赞它们，他写信给邵晋涵，高度地评价了章学诚的历史洞见^[15]，但（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他对章文风的评价激怒了章学诚。而且，段对戴震的信奉一定也掺杂进了他们的关系中。也许，段就是章学诚在这一年写的《答客问》一文中的“客”。

章学诚在这一年的所有重要文章都涉及戴震或他对戴震的反对——特别是在他们对郑樵的《通志》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的评价的不一致上。在他为郑辩护而批评马的过程中，章学诚试图界定什么样的研究能被称为历史研究，而其他的则不能。他进一步被引向对“通史”的性质和优点作细节的、合理的陈述上（《释通》），他认为郑樵的《通志》是此类“通史”的范例。在《朱陆》一文的补充说明中，章学诚更为清楚地表达了对戴的批评。但他对戴的评价不完全是负面的，而是对戴的哲学著述深为钦服。章学诚觉得他在对汉学的批评中，已经表现出了尊重与坦率的恰当结合。^[16]章在武昌的同辈学者无疑都是戴震的支持者，但并不只是这一事实刺激章学诚追求与这位已故学者的不同。章学诚是在与清代的训诂学抗辩，而戴震则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训诂学家，并且是公认的时代风尚的引领者，因而就成了显而易见的批评目标。

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章学诚将这一抗辩贯彻到了最为抽象的层次，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答客问》中不断重复他著名的论断“六经皆史”的原因。这也是他的《文史通义》的开首语，而且由于这个突出的立场，这一论断已经广为人知，并已成为章学诚思想中被讨论得最多的观点。^[17]这一强调被广泛地误读为是在告诫史家将六经看做材料的来源。^[18]当然，章学诚欣然同意这一点。毕竟，他在30年前就曾对甄松年这样说过，而这个观点他一直没有放弃。1788年，他在写给孙星衍的信中指出，史家的材料包括六经以及其他各种作品。但他在此时说到“六经皆史”时，章学诚阐述的不是一个方法论的观点，而是一个哲学观点。在这一术语中意指的正是他在一年前的《原道》中所说的：“六经皆器”；也正如他在15年前的《和州志》中所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9]如果一个人能真正地理解六经是什么，那么他也就能够理解源出于六经的那些传统所应具有的价值。

如果从这一方面理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我们可以从中分辨出两种暗示。六经不是“空言”。与它们一样，所有的著述都应该受制于现实，受制于时代的需要。而且像那些写作经书的无名者那样，所有著述者都应该关注需要说的是什么，而不是要成为作者。章学诚思想的第一个暗示是他过去绝大多数的哲学和文学批评的基础，它还支持了这一观点：学者应该以孔子为榜样，关注文献和“实事”。

但章学诚的观点还有另一暗示，从他第一次系统表达这一观点、从他的古代观形成开始，章就确定地呈现了这一暗示，但此时他更多地强调了这一点。不仅经书是缠绊在事实世界中的藏书的历史性部分，而且史书也是经书。经书作为古代的文献，揭示（尽管它们并没有说出）了古代社会的道。当一个人看到这是经书的本质时，他必然会承认不但是史书，而且其他各类作品都应该如此。因此，学者特别是史家，应该主要关注他所处理的材料的意义。单纯地记录事实或不断地将它们细化是无意义的，除非训诂学的材料能“揭示道”。当然，这是章学诚批评邵晋涵的观点。正是这一观点，将引导章越来越坚持最高明的学者必须是具有洞见的人，能够把握住事物的意义。

经即史的观点，既非源于章学诚，也不是他最早说出的。这一观点早在王阳明那里即已出现（在他讨论“知行合一”时），而且王阳明跟章学诚一样，也断言道与事件不能被割裂开来——道不能被抽象地陈说，而记录在经书里的事件的作用是“揭示”道。^[20]在看到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对章学诚的巨大影响之后，我们可以推测，章学诚谈到经书的历史时也同样存在着这一影响。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就像他的许多观点一样，可以在他的同时代人那里发现。袁枚（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他，在以后还将再一次提及）的随园诗中，也将经书定格为史书。袁在其《史学例议》序中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经皆史也。^[21]究竟是谁影响了谁？或者这些只是学者们在一起经常谈论的观点？也许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章学诚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章的“六经皆史”的观点在其主旨上，与他从刘歆那里得到的各种写作和学术类型都源于由周代世袭的职官维系的、并在由他们照管的文献中显露的传统观点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六经只是这些传统的残余；它们是现在的文献和迄今为止的文献学家（或形上学家）的历史。^[22]

在章的这一观点里，他对古代及其所有道德教训的看法都被具体化了，但他的观点对于他来说有更实际的作用。他曾说过，想要避开经学研究者的指责——他们可能反对一个单纯的史家在思想上的僭越。因为章学诚是一个其他学术研究领域的越界者——在他的哲学文章以及他庞大的批判性的史学目录计划《史籍考》中都是如此。而且，如果六经皆史，而且如果史书像经书那样呈示了道，那么，它应该享有与经书一样的声誉。就像他在先前谋求在最大程度上赋予“地名索引”以历史的声望一样，现在他意图赋予历史本身以经书一样近乎神圣的性格。^[23]

章的这一观点还有更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对他而言（既不是对于我们，当然也不是对于他的朋友）更具吸引力。他在1792年（《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断言，如果六经皆史，那么后来的历史写作的性质就起源于经书；因此，通过对经书的检讨，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史书应该怎样。章学诚解释了史书如何起源于经书。《易经》在后来的历史形式中（除了在汉代的某种残余）没有延续下来，那是因为从古代开始，就发生了从“天事”（如命运、天文、自然力量等）到“人事”的兴趣转变。《书经》的传统“中断”了，并且“合”于《春秋》。《乐》“亡”而没有留下经文，它的传统与《诗》合并了。三种仍具活力的经书传统——《诗》、《礼》和《春秋》尚存于三种历史写作的模式中：《春秋》在普通的叙事历史中延续；《礼》在汇集典章制度的类书中延续；而《诗》则在文集中延续，文集被认为具有在通常的意义上补充历史并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揭示道的作用。因此，一部史书应该是三种这样的著作的组合。^[24]

这也是章学诚。人们可能会怀疑，章学诚给熟悉他的人留下的印象会不会是这样：一个热心于为此类构想出来的观念辩论的怪人。

章在此时为历史研究作界定的兴趣，部分源于这一事实：他开始又一次致力于《史籍考》的工作。我们知道，早在1790年他就回转到这一计划上，毕沅为此给他提供了几个助手。他的助手（或合作者）中有一个是他个人的朋友胡虔，另外三个人也已经被考辨出来了。^[25]在武昌，章学诚只完成了《史籍考》的八成或九成。尽管他在1798年一度可以再次投入这项工作，但仍未能最终完成它。现在这部书几乎是彻底佚失了。然而，尚存的还有一份目录以及解释这一目录的长文，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部书在接近完成的状况下的一些特点。它有12个主要的部分：（1）制度；（2）纪传部；（3）编年部；（4）史学部；（5）稗史部；（6）星历部；（7）谱牒部；（8）地理部；（9）故事部；（10）目录部；（83）传记部；（12）小说部。但其子目的数量有十倍之多，给章学诚所有关于哪些东西值得被看做“历史”的细碎想法都留了空间。这部著作共计325卷。^[26]

这样一部著作所需的大量工作并非全无意义，在章学诚写作他那些最富意趣的表达他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文章的那些年里，这一工作一直都是他思考的一个主要的刺激源。可以明确看出的在这一研究的刺激下写成的文章之一，便是作于1791年的《史德》。此文以对刘知几的批评开始；人们可以由此推测章学诚在这一段时间正在重读这位唐代历史批评家的著作，这个推测可以在这一年的另一篇文章《读<史通>》中找到支持。章学诚1791年的目录性“注释”也表明他正在仔细地重读唐代散文家特别是韩愈的作品，也许又是在为《史籍考》搜寻材料。^[27]

《史籍考》可能并不是章学诚在武昌的主要工作。他一到武昌，便发现毕沅的学术群体正在致力于为宋代史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纂续篇。司马光的长篇编年史以相同的风格和形式成为《左传》叙事的续篇。《左传》与其他的《春秋》注不同，是一部非常详细的中国早期历史。宋代的皇帝支持了这一事业，结果此书涵盖了直到宋初（960年）的中国历史。此后许多史家都尝试过补编宋以后的部分，但毕沅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对它们并不满意。他的计划是以编年的形式修著一部新的宋元史。毕寻求极具天赋的人致力于此。在章学诚参与以前，这一工作已经开始几年了（早期的草稿大部分由洪亮吉负责）。毕沅的努力结出了硕果：他的《续资治通鉴》至今仍受到高度的重视。

章学诚直到1792年才参与这部史书的修撰，当时它的一个完整的抄本被送给邵晋涵，请他编辑和修订。在邵将它归还以后，毕沅送了一个抄本给钱大昕，请他修改，同时附了一封章学诚替他写的信。在信中，章学诚描述了编纂过程，并对材料的使用作了批评。这封信是一份极有趣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文献，其中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指出《续通鉴》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间的差异：《资治通鉴》包含有散布于全书各个部分的评论，在其中史家对其著作中的人和事作出判断。然而，毕沅却不敢这样做。章学诚在为他写的信中说：“鄙则以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对他的材料作出价值判断对于史家来说是一种冒险，除非他具有圣人一样的洞见，使他的评论不会被检讨。^[28]

我认为，这一观点既是章学诚的，也是毕沅的。但章学诚的其他一些想法则太过大胆，恐怕毕沅难以接受。他在写给钱大昕的信中解释了它们，并以第三者的身份提到自己。其中一个精彩的建议是将吕祖谦的《宋文鉴》扩展为《宋元文鉴》，以与《续通鉴》并立。前者处理“文”，后者处理“事”。另一个建议具有更大的价值。章准备为这部史书提供一个“别录”：其中列出“后妃、皇子、将相、大臣、方镇、使相、谏官、执事、牧守、令长”等等，在其名字后面注明该人在此书中出现的年月。^[29]在此，章学诚想到了“会要”这种史书的组织。这一建议是章学诚《史学别录例议》一文（也作于1792年）的主题，但在这篇文章中，章学诚将这一想法扩展到了正史上面。章学诚建议，对于一部以纪传体写成的史书，应该为主要事件准备一个纲要，并在每一事件首次出现之后附上一个书中其他部分（纪、表和志等）能对此事件提供支持的材料的子注（标明卷数和页数）。章认为，以这种方式，无论是编年体还是正史都可以嫁接另一类史书所具有的明晰的优点。^[30]

在这些年间，章学诚的精力似乎主要用在编纂地方志上了。而章的庇护人毕沅长期支持地方史志的编纂，据估计，在毕任陕西总督时，有多达33部地方志是在他的命令下编纂的。因此，他在湖北很快便利用了章学诚在这方面的经验就不足为奇了。章参与的许多地方志的编纂可能只是间接地与毕沅有关；1791年，北京的国史馆下令将新编的地方志送至馆中备用，这一命令对地方官员安排此类编纂计划提供了特殊的激励。湖北麻城的知县便曾聘请章学诚编纂《麻城县志》。此后，应毕沅之请，章学诚又编纂了另外两部地方志——湖南《常德府志》和湖北《荆州府志》（1792—1793年）。1792年，也是应毕沅之请，章学诚审读了另一部地方志的手稿。1793年，章学诚给当时正在编纂湖北广济县志的陈诗提出了一些建议——陈是章在北京时的朋友，两人为同科进士。^[31]

1792年，《续通鉴》修撰完成，而章学诚也完成了《湖北通志》的大部分工作——此书可能是章到武昌不久即开始为毕沅做的主要工作，最终完成于1793或1794年。^[32]编纂一个省的通志是一项颇有些风光的任命。章学诚任总编之职，一定有相当多的僚属和丰厚的薪给。事实上，他的地位可能在他对自身重要性的感觉上产生了不幸的影响，因为据说他“像对待走狗”一样对待他的下属。然而，其中有一个人得到了他完全的尊重和信任：那就是他的朋友胡虔——胡既参与了《史籍考》的工作，也参与了《湖北通志》的编纂。

章学诚此前还没有编纂过一个省的通志，而且现在他身后有一个完全信任他的庇护者，他开始放开手脚了。《湖北通志》的构架被概括在他1792年写的《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这篇文章可能是为了给他在《湖北通志》中所做的工作做辩护而写的。他的《湖北通志》包含已经提到过的三个部分：（1）志。用了正史的划分法，只作了少量的变更，如增加了一个地图的部分；（2）掌故。根据政府的六个部门划分；（3）文征。此外还有一个额外的部分，即在上文中提出的、为汇集其他重要材料而设的“丛谈”部分。“人物表”在这部史书中找到了位置，同样出现于此书的还有另一项革新：将关于事件以及其他论事题材的文章收入传记的部分——这是章学诚在《书教》一文里讨论颇多的。^[33]

的确，在这部分工作上章学诚花费心力最多，同时也颇为自豪。而且，他的《湖北通志》将该省作为一个单元而非各个附属的实体的集合来处理，一位批评家赞扬它是一部真正的地方史，而不仅仅是一部百科全书。但这种描述不应该让我们猜测《湖北通志》缺乏细节的记述。相反，这部史书作为章学诚对值得史家注意的材料范围的开明感觉的表达，是非常卓越的。章学诚在地图里用两种颜色标明疆界，当前的边界用黑色，古代的边界用红色。他为地方家族收录了族谱。财政管理的部分包括这样的细节：衙门差人的薪水。妇女与男人一样，有其自己的传记。此书对九个在艺术和文学上才能卓越的女子给予了肯定。在史书的相应部分提供了对职业的描述，并给出了不同时期商品的价格。章学诚明确地建议地方史家应该给他的读者提供此类经济数据。这些方面使得梁启超称赞章学诚的著作是所有中国地方志中最好的，而且是整个历史领域杰出的著作之一。^[34]

这部著作在1797年重新编定之时，共计24卷。它没有被刊印（其原因我们将在稍后看到）。此书现存的部分只有四卷。这些并不仅是偶然幸存下来的片断，因为他从《湖北通志》的手稿中抄录了（就像他对其他几部地方志所做的那样）那些他所珍视的、并认为值得保存的部分。但是后来湖北的史家却要么忽视了这部地方志，要么干脆就不知道它。^[35]

章学诚可能在《湖北通志》上又花了一年时间，但它并没有占去他全部的注意力。此时在他自己身上感觉到的精力和自信，可以在他的研究范围中得到确证。他在1792年写给邵晋涵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一感觉：

盖前此少壮，或身可有为，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后世。后此精力衰颓，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经约计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阅涉至是，不为不多，中间亦宜有所卓也。^[36](www.chuimin.cn)

这些强调主要是为激励邵晋涵完成他的宋史，但章也将它们用在了自己身上。这一年，邵晋涵50岁，章学诚已经55岁了。

1792年，章学诚对历史编纂的形式方面有着强烈的兴趣；他在这一主题上写了三篇长文，而且，看起来他还想要写更多。在刚刚引用过的那封写给邵晋涵的信中，他提到了《书教》和《方志立三书议》两篇文章；他总述了第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其中包括在结尾的部分提到改革正史形式的建议。^[37]他说，这些建议他将在一篇题为《圆通》的文章中单独展开。关于这篇文章，他写道：“推论甚精，造次难尽，须俟脱稿，便当绩上奉郢质也。”但这篇文章没有很快出现；显然，章学诚发现它太难了，以至于无法写出，因为它最终没能写完。

事实上，他的雄心似乎总是跑在他的能力的前头；因为在同一封信中，他又一次提到数年前与邵晋涵讨论时的想法——要自己写一部新的宋史。但他现在不再等邵晋涵完成他的宋史了：

但古人云：

载之空言，不如见之实事。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例既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

但章学诚发现他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因此请他的朋友邵晋涵——一位公认的宋史专家给他一些建议：

惟是经纶一代，思虑难周，惟于南北三百余年，挈要提纲，足下于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枢纪事之有题目，虽不必尽似之，亦贵得其概……仆于此役未必遽为柯邵之流，恐如郑氏之《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耳，然足下进而教之，或竟免于大戾，未可知也。^[38]

《圆通》一文没有完成，章想要用来说明《圆通》一文中的形式方面建议的宋史，好像也没有着手。对此，我们无需遗憾。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首先，章学诚对形式有如此怪异的迷恋；其次，他感到有如此强烈的驱动想要写一部整个朝代的历史（而他对此朝代的知识明显不足），仅仅是想要从对他建议的原则的运用中获得正当的理由。

但是，章学诚的历史编纂学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我们下面就将转入这个问题。

【注释】

[1]《年谱》，第75、104页。《遗书》，“补遗”，第111页下，《上毕制府书》。

[2]《遗书》卷九，第63页下，《家书二》。《年谱》，第90页。

[3]《年谱》，第114、90、93、103页。钱穆，第423—424页。

[4]《年谱》，第75—76页。《遗书》卷九，第44页下，《又与永清论文》。

[5]《年谱》，第76—73页。《遗书》卷一，第1页上。朱士嘉，第176页。班的《古今人物表》占《汉书》的20卷。

[6] 邵于1775年写成了此书。参见黄陨眉《邵二云先生年谱》（南京，1983年），第52—53页。

[7] 郑樵：《通志》，国学基本丛书本，卷四，第516—517、523页。

[8]《遗书》卷一五，第1页上；《年谱》，第79—80页。郑樵对班固的《人物表》的看法就是一个典型，他将它视为“不值一提”的东西而搁在一边（《通志略》，国学基本丛书本，卷四，第556页）。

[9]《遗书》卷九，第44页下。

[10] 参见第4章，第84页。我所能补充的只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对章有最深切的同情，但似乎仍无法从他的困境中摆脱。

[11]《年谱补正》，第277—273页。章写给朱锡庚的信不载于《遗书》，但在东京书店一种朱的著作手稿中被发现。

[12]《年谱补正》，第274、278页。章对于他对《文鸟赋》的观点很自负（参见《遗书》卷一八，第3页上—4页下；朱筠：《笥河文集》卷四，第1页上）。其他几篇朱的传记以及章的墓志铭被刊刻在朱的文集的卷首，但章撰写的颇有争议的传记却被删去了。关于章给邵的信，参见《遗书》卷九，第15页上、下。

[13]《年谱补正》，第274、273、2831页上。Nivison，“Traditional Chinese Biography”，收载于Journal of Asian Studies，ⅩⅩⅣ（1962），第461页。

[14]《年谱补正》，第276页。

[15] 黄陨眉：《邵二云先生年谱》。

[16]《年谱》，第11—834页。

[17] 出现在首篇文章《易教》的开头，可能写于1783到1788年间（《遗书》卷四，第44页下；卷一，第1页上）。

[18] 例如胡适（《年谱》，第137—138页）。

[19]《遗书》卷二，第7页下；“外编”，卷一七，第4页上。《和州志》“文征”序；另见《易教》。

[20] 王阳明，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 Confucian Writings，陈荣捷译（New York，1963年），第23页。

[21] 沈任：《<文史通义>内篇后案》，《学海月刊》，1—4（1944年），第52页。与这一刊本微有不同见于袁枚《<史学例义>序》，《小仓山房文集》卷一〇，第26页上、下。

[22] 其他可能的来源还有苏洵、胡三省和王通（参见沈任《<文史通义>内篇后案》，《学海月刊》1—4，1944年，第52—58页）。章本人也引用过王通的话：“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在1787年或1788年，章学诚曾在他关于《史籍考》的建议中说过：“古无经史之别”（《遗书》卷一三，第3页上）。另见他1789年的文章《经解》，《遗书》卷一，第36页上下；以及《年谱》，第71页。在《原学》中，刘歆的论题在这里被引作“知行合一”思想的一种运用（《遗书》卷二，第16页上）。

[23] 致朱棻的信（1796年），《遗书》卷二八，第44页上、下。参见戴密微，第173页。

[24]《遗书》卷一四，第12页下—13页上。

[25] 参见罗炳绵《<史籍考>修纂的探讨》，《新亚学报》Ⅵ（1964年），第367—414页。和左眉一样，胡虔也是桐城人，姚鼐的学生。参见方东树《仪卫轩文集》中关于他的传记，卷一〇，第11页下—13页上。胡的生活有些方面很像章学诚；他也靠有影响力的朋友不时给他提供书院的职位和学术的项目。他的地方史编撰观点有章的影响；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他个人的作品都已佚失了。据说，他的学生特别尊敬他。参见《安徽通志》，1877年，卷二二三，第11页上、下；以及朱士嘉，第189页。

[26]《年谱》，第1832—1834页；《年谱补正》，第283页。

[27]《年谱》，第90页。

[28]《年谱》，第11、93—95页。《遗书》卷九，第14页上。

[29]《年谱》，第94—95页；《遗书》卷九，第13页上，14页上、下。

[30]《遗书》卷七，第42页上—49页上。很明显，在1792年上半年，章学诚纂集了一部小书《纪年经纬考》，发挥了《别录》一文中的思想（这可以通过该书的序推断出来，《遗书》，“补遗”，第46页上、下）。此书于1806年由唐仲冕刊印，唐印错了章学诚的姓，用了张维祺的“张”。

[31]《年谱补正》，第238—241页。朱士嘉，第142、153—156页。朱士嘉提出了这些地方志编成时间的一些不同的说法：《麻城志》，1795年；常德，1793—1794年。《常德志》没有刊印。

[32]《年谱补正》，第261—262页。姚名达的观点是：《湖北通志》的编撰1792年才开始（《年谱》，第105—106页）。

[33]《年谱》，第107—109页；《年谱补正》，第2832页；关于《方志立三书议》一文，参见《遗书》卷一四，第11页下—17页上。

[34] 朱士嘉，第93、144—151页。

[35]《年谱补正》，第2832页。戴密微，第175—176页。

[36]《年谱》，第93页；《遗书》卷九，第19页下。

[37] 章学诚这里提到《书教》一文为“近著”。但从写给邵的信的内容看，此信可能是一封新年的贺信。章学诚至少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这篇文章，因为在1789或1790年，他评价了一本书——《史学例议》，此书中讨论了许多后来又出现在《书教》一文中的问题（章觉得不满意），在书评中，他说他有“专文详论之”。章学诚不知道这部书的作者是谁，我也无从辨识（参见《遗书》卷七，第38页下—42页上；以及钱穆，第422页）。可能有些意义的是，袁枚也写过此书的短评。（袁指出，它是由一位南康的先生写的，显然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朋友。）袁的评论此时已刊印，很接近章的想法。

[38]《年谱》，第99页；《遗书》卷九，第20页下—21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