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平衡的关系

2023-11-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一个充满争论的学术世界里，在一个追逐风尚以至过度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理解和恢复一种恰当的平衡。[46]看起来，章学诚似乎拒绝朱熹建立在新儒学根基之上的普遍知识的理想。但这并不是章学诚真正想说的。在此，章学诚说，这要求对当前的制度有同样细致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在寻求知识的同时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的东西。对于学者来说，关注当前而非仅仅关注过去，不仅是认识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他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是何等郑重地看待学与文的职业：他甚至用在刻画引起圣王的创造行为的历史需要时所用的相同的字句，来描述赋予作者的工作以正当理由的那种需要。这只能暗示出，作者正是道藉以成形的工具。在一个充满争论的学术世界里，在一个追逐风尚以至过度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理解和恢复一种恰当的平衡。

既然学术生活如此重要，它必须被有效地追寻。但是，由于学术有如此众多的题材领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同样的问题使得王阳明和颜元对书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在《假年》一文中，章学诚回忆起一个曾提出过这一问题的熟人：“书籍至后世而繁，人寿不能增加于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书，如能五百年生，学者可无遗憾矣。计千年后，书必数倍于今，则亦当以千年之寿副之。”^[45]章拒斥这种荒唐的抱怨。他说，学问自身没有价值；只有在与人心的需要相联时，它才是有价值的，就像食物只有与人的身体需要相联时才有价值。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有着既定的寿命。“人于天地之间，百年为期之物也。心知血气，足以周百年之给欲。”^[46]看起来，章学诚似乎拒绝朱熹建立在新儒学根基（学术的目的在于自我修养）之上的普遍知识的理想。

但这并不是章学诚真正想说的。章在六年前写给朱沧湄的信中也说，学术生活就像宋儒的“正心”一样是寻求道的有效方式。但是他那时已经说过而此时仍然坚信的是，学者的道德责任是在他本性适合的方面作专门的研究、更好地致力于他能够研究的东西。但是他致力于什么呢？对日益增长的知识添加新的东西吗？

在此，我们必须追问几个问题。在章的历史概念中，人类文化从不可思议的开端发展到西周达到了完满，因此道已经在世界中得到近乎完整的表达。此后的历史对于章学诚来说意味着漫长的衰退：从和谐到冲突、从人对事实的整体把握到宗派主义和分裂。在这样一种观点下，思想者的贡献便不是提出什么新的东西，而是通过专门化寻回业已丢失的部分，让自己献身于对一度存在过的完美的探寻上。

但这也不是章学诚所想的。在陈述他的历史理论时，我绕过了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如果说原则离不开事物，如果道寓于事物中就像影附于形，那么我们怎么能说道完全显现呢？没有道能先于或离开物的所然。章将他的人类历史的演进阶段带向终结（也就是说道被耗尽了）的理由是无效的。再者，由需求给人造成的压力导致的道的成形过程是不会停止的；的确，正是这一压力不断地推动作者，并给了他所做的一切正当的理由。我觉得当他主张历史写作是经的传统的延续时，章含蓄地认可了我所指出的这一点。但是，无论章学诚暗示了什么，他明确讲出的仍是历史在周公那里达到了完满。

第二个难题是前一个问题的反面。是什么导致了让历史转入衰退的启示性变化？为什么“官师分歧为二”？章学诚对此根本没有解释。对他来说，似乎在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中，有些东西难以恢复，它必定是神秘的：“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这些“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47]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章学诚没有说但必定会说的东西，将有助于理解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如果他将道看做是在时间中不断发展的，他将不得不把历史中任一给定的时刻视为合理的，无论其中发生了什么。那样，东周的解体可能会被看做通向道在世界帝国和历史中的一个更辉煌阶段的序曲，秦始皇在无意间将道向前推进了。这样，历史的创造者便不再是“与道同体”的圣人，而是黑格尔主义者的世界历史的个体，他们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按照这样的观点，现在并不对过去有任何亏欠，因为在其中，道已经达到了它所要达到的阶段。或者，无法忍受的是，章学诚可能已经在坚持这样的观点：传统认为是坏的东西确实是坏的，而这也是道有时采取的形式。但章学诚不可能这样说，对章来说，宣称周代的世界秩序的完美是必然的（而无视它所遭遇的最严重的缺陷和缺失），这样也必然让此后的基本变化在根本上显得不可理解。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将使他陷入无可宽容的罪的问题。他处在任何一个假定有着某个作为善恶基础的绝对物存在的哲学家都会熟悉的位置上。(www.chuimin.cn)

但最后，逻辑迫使它找寻出路。我们不断地看到，章在提出了他的后经典时代的历史的概念以后，仍在不断地思考，就好像他根本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一样。这一潜在的思考在他的《史释》一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不考虑它的标题），章学诚主张学者的工作应该有当下的实际政治和社会功用，但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章学诚论断这一观点的方式。他断言，无视目前、只关注对经典古代的研究，与人们沉迷于“空言”、离开“实事”去寻找道犯了同一种类型的思想错误。章学诚用这样的扭转，真正地背弃了清代的训诂学。^[48]

章学诚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很清楚，他不是在说要忽视六经，而是说在其中猎寻道是有害的，除非学者们能同时注意目前的道和制度。在《礼教》一文中（写于1788年），他辩称：训诂学家对古代礼法的探寻是不够的。首先，训诂学家主要关注的只是“曲礼”而非“经礼”。而且他们关注的也不是要去把握这些礼仪的功能和意义，而只是要原原本本地描述它们。这只是“藏往之学也”，而真正需要的是“知来之学”，是那种“求古人之大体以自广其心”之学，是“推其所治之礼、而折衷后世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之学。在此，章学诚说，这要求对当前的制度有同样细致的研究。因为过去与现在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我们将在《说林》一文中读到这一观点），此道即彼道。^[49]

这是荀子的观点，他将周初看做自己的“当”代。他对那个时代的看法与章学诚非常相像：远古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包含于其中。现在，章学诚就是这样来看待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当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构造是整个历史进程的结果，学者对过去事物的意义的理解也奠基于这一现实。学者通过观察社会的“人伦日用”以及通过“掌故”达到这一基本的理解。“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章学诚似乎在说，人们在现在中了解过去。“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就像“舍器而求道”一样。换句话说，就是在寻求知识的同时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的东西。

对于学者来说，关注当前而非仅仅关注过去，不仅是认识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他们的职责。章学诚引证道：“礼时为大。”他认为，这意味着应该“贵时王之制度”（我们可以在孔子那儿找到同样的情感，他之所以“从周”而不偏爱夏、商的礼，是因为周的制度“今用之”）。^[50]一个真正对经典中的古代感兴趣的人，不仅不会从现实中游离出来，反而会更紧密地关注当前的统治权威的政治制度和日常的社会实践。他会确信，他在那儿发现的根本原则与他在经典中看到的将是同一的。但“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51]。

在章学诚哲学的这一表达中，暗示了一个非凡的当前朝代的概念。它是道在历史中的活体发挥作用的结果。正如他在《校仇通义》中所做的那样，章再一次表达了对清王朝的一种由衷的崇敬，这个王朝“以吏为师”。^[52]正如他在强调孔子因无“位”而不能有所“作”时那样，他的权威主义政治冲动在此表现得很强烈。同一种思想奠基于他的思想的这样两个表述：真正有意义的恰是具有历史有效性的行为，只有它能产生真正的新事物。但此时，在要求学者关注他自己的时代时，章学诚正在极力主张一种可能是革命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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